潘洪其　

　　繼6月1日我國內地非典疫情首次出現零死亡報告之后，6月2日，內地又首次出現新增臨床診斷病例為零的報告。種種跡象表明，包括北京在內，中國的非典疫情已經進入基本控制階段，奪取抗擊非典戰斗的勝利，應當為時不遠。

　　為了解決非典疫情控制之后可能出現的勞動關系及工資分配方面的問題，防止企業拿非典說事兒，隨意降低職工的工資，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的一個課題組進行了專項調查研究。他們剛剛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在非典的沖擊之下，全社會就業人員的收入都要受到影響，其中通過一次分配取得個人收入的群體，收入受到影響程度較大，通過二次分配轉移支付取得報酬的機關事業單位職工，收入增長的空間受到擠壓。受非典沖擊最大的是非正規就業群體，特別是其中的農民工。總體上看，今年全國職工平均工資增長幅度會在6%-8%左右，低于去年14.3%的水平。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負責人強調，勞動保障部門和工會組織應加強對企業的監控，防止企業把非典帶來的影響轉嫁給勞動者。

　　在抗擊非典的過程中，政府采取了許多堅強有力的措施，社會也進行了緊張有序的動員。這些常常促使人們思考：非典時期是這樣，非典過去后會怎樣？其實，有些在非典時期看似“非常”的舉措，原本在平時也完全應當常抓不懈。比如對企業的監控，在非典時期，從敦促企業改善職工的生產生活條件，到嚴禁企業私自解聘、遣散外地員工，基本上都能有條不紊地落實到位。在非典時期，勞動保障部門在監控企業、保護職工權益方面可謂盡職盡責，那么，非典過去之后，如果有建筑工地的經理又把民工趕回到以前那種破爛不堪的大通鋪里，有個體餐館的老板又二話不說就把辛辛苦苦干了幾個月的外地打工妹掃地出門，勞動保障部門是否還能像非典期間那樣雷厲風行地挺身而出予以制止？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勞動保障部門就難逃失職之嫌。

　　北京市總工會近日發出通知，要求各級工會組織對企業特別是尚未建立工會的企業加強監督，要求企業不能以防非典為由解除與職工的勞動合同，不得借故解雇非典病人、疑似者和被隔離者，要求企業在停產期間也得付給工人工資。嚴格地講，按照去年修訂的《北京市實施〈工會法〉辦法》，在本市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及其他組織中，不管職工的戶籍、就業期限、就業形式如何，職工都可以組建工會，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撓和限制職工參加和組織工會。只要能真正實現“有職工的地方就要有工會”，一個企業內部的工會組織，就可以理直氣壯地代表職工，與企業就工作環境、勞動保護條件、工資水平等展開談判；通過這種方式真正組織起來的職工，就應該不會再像以前那樣，總是處在“一盤散沙”孤立無援的尷尬境地。在非典過去之后，我們希望看到工會組織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