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

　　胡錦濤主席的首次元首外交之行，低調然而主動。中國外交戰略在經歷SARS危機考驗之后顯示出微妙調整的氣象，概而言之，更加開放，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極力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中國的新角色、新形象的凸現，自有其經濟、政治和社會基礎。近年來人民幣角色的漸進演變，就是這種基礎性變化的一個例子。也可以說，人民幣如何經受考驗走

上國際化道路，將折射出中國成長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歷程。

　　據估計，目前，在中國境外流通的人民幣大約在300億元(相當于約36億美元)左右。雖然這一數字相對于美元、歐元和日元等關鍵貨幣而言還微不足道，也只不過是人民幣流通總量的大約百分之二而已，但還是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人們正是在這一微小的數字背后看到了人民幣國際化暗潮涌動。《遠東經濟評論》樂觀地描繪了人民幣的遠景藍圖：“人民幣的影響力在變得越來越大，并將可能成為亞洲的地區性貨幣，成為繼美元、歐元、日元之后的第四種全球性貨幣。”平靜的現實與樂觀的遠景描述，正面反映了人們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以及中國金融體系的信心。

　　不過，貨幣堅挺和走向國際化需要以強大的綜合國力作為堅強的后盾。目前中國的GDP總量無論是與美國、歐元區還是與日本都還具有相當大的差距，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也還有待時日。中國的資本項目并未自由化，匯率制度比較僵化，經濟與金融亦面臨諸多結構性矛盾，這決定了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甚至在亞洲其它國家中的影響還相當微弱。人民幣要成為全球關鍵貨幣，在國際貨幣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顯然不是朝夕之事。

　　經濟之外的外部壓力也將使人民幣走向國際舞臺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最大的障礙可能來自地緣政治關系的影響。盡管中國經濟的穩定與高速發展對亞洲地區經濟乃至全球經濟與金融穩定都具有重要意義，許多國家還是對中國的高速發展保持相當的警惕甚至憂慮，正在興起的人民幣因此很容易遭遇某種偏見甚至敵視。而且，一旦人民幣越來越強勢，作為主要儲備貨幣的美元會隨著人民幣的興起受到較大影響。美元地位的削弱將使美國減少對它國征收的部分的巨額鑄幣稅收益，影響美國的地緣政治部署。不能排除一種意見的興起，那就是人民幣的堅挺會使中國在國際領域的聲音越來越響亮，從而牽制美國追求的單極世界格局的戰略。

　　這些矛盾并不能從根本上影響人民幣邁向國際貨幣體系舞臺的步伐。人民幣的國際化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是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經濟結構與金融結構步入良性調整的必然，也是各國市場競爭自然而然的選擇。倒是中國自己應有清醒的認識，那就是不應該不顧特定發展階段的客觀條件，拔苗助長，盲目“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在人民幣真正邁入國際貨幣舞臺之前，不能對人民幣走強的各種利弊等閑視之。

　　貨幣國際化有很多潛在的巨大收益，作為貨幣發行國可以向其它國家征收鑄幣稅而無需太多的外匯儲備；作為雙方貿易往來的結算貨幣，則減少了本幣匯率波動對出口的不利影響；貨幣國際化還可以增強一國在地區事務中的影響力。更為重要的是，要使本國貨幣成為國際關鍵貨幣之一，就需要一個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更為開放自由的資本流動體制，這一直是中國改革開放追求的一個目標。

　　人民幣要走向開放和國際化，也就意味著要承擔起大國的責任。貨幣國際化之后，本國貨幣與他國金融之間一體化程度將增強，這樣，國內的經濟波動和宏觀經濟政策將更明顯地影響其它國家，國內的貨幣政策也將面臨更加嚴重的“內外均衡的沖突”。

　　最大的問題還在于輸出貨幣的方式及相應的制度安排可能存在的風險。一個國家的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就必須輸出本國的貨幣。從理論上說，輸出貨幣的途徑無非是貿易逆差和資本外流。采取不同的輸出方式，經濟后果截然不同。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其輸出的方式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前后的變化。二戰后，美國向歐洲各國輸出大量資本，以輸出美元為主要方式；70年代后，美國逐漸成為一個凈債務國，一個凈資本流入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依靠美元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通過大量的貿易逆差來繼續輸出美元。而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后輸出日元的方式則完全依賴于資本的流出。在歷史上的三大資本輸出中心———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二戰之后的美國和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前兩次都是以資本輸出國的貨幣作為結算貨幣，惟獨日本的資本輸出以美元結算。這樣，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使日本輸出資本的機構遭受了巨額損失，這是導致1990年代日本經濟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的教訓顯然值得中國注意。

　　因此，既然無法回避人民幣走向國際貨幣舞臺前臺的大趨勢，就應當做好充分的準備，加快解決國內經濟結構的失衡，建立更為市場化的金融體制，探索將來更有效的人民幣的匯率機制和審慎的資本項目開放，同時加強地區事務、經濟與貨幣的合作，為人民幣的國際化創造積極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