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

　　我們看到，為抗擊“非典”，中國政府已進入完全動員狀態。其中，中央政府財政支持成了抗擊“非典”的重要依托。政府為防范和克服病魔投入了大量資金，包括政府撥款、農民免費看病住院等等，政府用于安排全國疾病預防控制網絡建設的專項投資就已經高達23.626億元。最新的一個舉動是，為保證“非典”疫情期間生產經營活動的正常進行，經國務

院批準，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5月11日發出緊急通知，決定對受“非典”疫情直接影響比較突出的部分行業在2003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實行稅收優惠政策。

　　中國古代有“亂世用重典”一說，主張面對社會治安惡劣的狀況，政府要重拳出擊；在“非典”時期，面對急劇擴張的疫情，政府不惜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財政手段來克服困難，同樣是可以理解。因此，我們看到，即使是中國最保守的自由主義者，對于“非典”時期的財政政策也幾乎毫無保留地表示了支持。

　　但是，及時之舉與合理之舉并不意味著它應該成為長期之舉，也不意味著沒有改進的余地。在財政框架上，當務之急，便是要從“非典”的沖擊開始，盡快從現在的轉軌財政向公共財政過渡，使目前的緊急舉措向制度化解決方案過渡。

　　以公共衛生系統而論，像“非典”這樣的傳染病由于對社會有極大危害，其治療具有典型的公共性，因此需要政府提供公共財政方面的保障。然而，多少年來，中國公共衛生系統薄弱，農村更是缺醫少藥，不少專家學者為此一直呼吁盡快建立一整套公共衛生保障系統，但顯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此中的隱患和改革的迫切性。

　　據有關報道，目前各國政府對衛生事業的投入越來越大，美國的衛生事業支出已達到本國GDP的14%，而中國衛生事業支出僅占全世界總支出的2%，卻要服務于全世界22%的人口，中國貧困地區住院的費用為家庭收入的2.5倍，如果沒有外援，一人住院可使全家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如此脆弱的中國公共衛生系統，在“非典”襲來時，自然不堪一擊。

　　政府為對付猖狂肆虐的“非典”，情急之下宣布農民治療不僅治療費用全免，而且住院費和食宿全免，應該看做是政府對于中國公民的主要部分———農民更加缺乏公共衛生系統保障現狀的承認，同時也可以看做是政府對于公共財政所應負責任的一種認可。不過，“非典”所暴露的農民缺醫少藥問題，僅僅是中國公共財政建設不足這個大問題下的一個子問題。

　　我們注意到，當城市提供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圖書館、公用交通、消防、綠化)時，一般不會要求居民負擔其全部費用；當城市興建公共設施(如道路、橋梁、學校、公園)時，居民根本不必承擔任何費用。農村則不然，本來那兒的公共服務就十分有限，公共設施十分落后。與城市居民相比，這已經很不公平了；更不公平的是，即使是最必要的服務和最簡陋的設施也統統要當地農民負擔，當然，大型重點農村基本建設設施是由國家投資的。除了繳納農業稅外，農民還得交村提留和鄉統籌，再加上“三亂”的費用，中西部地區的農戶少則要拿出收入的5%，多則要拿出收入的20%以上！

　　近一兩年來，中國進入到城市化加速，城市間競爭加劇的一個新型發展階段，各大城市都在忙著為自己“錦上添花”，大搞“城市經營”，要向世界一流城市看齊，連縣城也紛紛為“達標”而推房子，拓馬路；而急需“雪中送炭”的廣大貧困鄉村卻長期得不到政府的青睞，“城鄉二元財政結構”問題更加嚴重，極容易引發各種社會矛盾。“非典”之沖擊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警示而已。

　　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起公共財政框架，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累進稅制，并盡量為所有公民(包括居住在城市和農村的公民)提供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務和公用設施。而建立起公共財政的問題又遠要比解決財政的城鄉二元結構要復雜，這里面既包括“收”的問題，也包括“支”的問題，還包括預算制度、事權劃分的問題，可以說改革任重而道遠。

　　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公共財政制度是國家政治體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亞于選舉制度、政黨政治和輿論監督制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的基本職責應當是為市場的有序運轉服務，即為市場運轉提供外部條件、解決公共產品的提供和促進公平分配以及宏觀經濟穩定等，從而提高整個經濟的運行效率。我們寄希望于從抗擊“非典”開始，通過改革和完善稅制、打破城鄉財政二元結構、全面變革預算制度、確保公眾對政府行為的約束等，從收入和支出兩方面改變目前我國的財政框架，構建起全新的公共財政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