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分地區已經持續數月的SARS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正在逐漸顯現出來。盡管有大大小小的經濟專家們進行了各種估測，但具體經濟損失到底有多少恐怕誰都不會知道，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為了規避SARS風險而減少經濟活動，以及社會交往成本隨著疫情持續而不斷上升，SARS疫情已經給經濟造成了相當大的沖擊。

　　面對這種災難性的突發事件，消化其所帶來經濟損失的主要手段不外乎有三：一是政

府動用財政、稅收力量，二是企事業單位和個人自力消化，三是保險。美國遭遇9·１1事件之后也就是靠這三種辦法來化解恐怖主義襲擊所帶來的經濟損失。由于中國目前對SARS侵襲只提供人身保險而不對因疫情所造成的財產和經濟損失提供保險，所以保險的總體救濟力量相當有限，因此，主要的救濟還是要依賴政府財稅以及民間的自力。

　　這樣一來，SARS給今年財政帶來的壓力就相當大。一方面，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都必須為事先并無計劃的疫情防治工作額外列支大量的開支，截至到5月14日各級財政用于防治SARS的經費已達126億元，而疫情走向目前仍然較難預料；另一方面，新近出臺的對餐飲、旅店、旅游、娛樂、民航、公路客運、水路客運、出租汽車等受到SARS疫情影響嚴重的行業減免稅費的緊急措施，也會對各級財政收入帶來影響；這樣一進一出就會對財政(特別是有些地區本來就比較緊張的地方財政)帶來一定的壓力。而且，目前由民間企事業單位和個人所默默消化的那部分因為SARS疫情所帶來的損失和額外開支，也會因為擠占到本應用于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的開支而最終反映在稅基上，從而給下半年的財政收入帶來一些負面影響。

　　自1998年以來，積極財政政策下的政府公共投資和大量進入中國的外資，可以說是支撐中國經濟維持在“七上八下”的較快增長水平的兩大支柱。大規模的外資輸入和國債投資，實質性地增加了貨幣供應，是刺激經濟的重要因素，對目前中國以通貨緊縮為特征的經濟環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正面支持作用。不過，積極財政政策所恃的核心基本就是依靠巨額國債投資拉動，這種辦法并不是長久之計，且不說它所帶來的潛在財政赤字風險，長期依靠這種措施還有可能使得國債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支撐逐漸演化為經濟增長對國債投資的依賴，最終甚至變成變相的政府向經濟輸液。事實上，政府本已在對積極財政政策進行再考量。原財政部長項懷誠去年曾多次表示積極財政政策將“逐步淡出”。而今年三月的政府工作報告更是專門強調“首先要努力擴大消費需求，在目前情況下，這比增加投資需求更重要”。這表明政府原本希望隨著消費力量的增強，而逐漸減弱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

　　但在目前的情況下，不僅國內消費需求因人們普遍減少外出活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且疫情對今年外商投資的負面影響亦不容小視。雖然中國吸引外資的兩大最基本條件——龐大的國內市場和低廉的生產成本——并不會因為暫時的SARS疫情而改變，但疫情對短期間的資本流向還是有相當的負面影響。在前往中國的投資、貿易等商務活動急劇減少的情況下，很難想象外資輸入的勢頭在今后幾個月內能夠保持原有的水平。而疫情如果持續到下半年，對占中國出口半壁江山的外資制造業企業的影響亦會凸顯。這樣，估計今年的外匯收支情況不太樂觀，也會增加對財政的壓力。

　　面對這種始料不及的局面，看來政府也只好再次祭出本應逐漸淡出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渡過難關、緩解SARS疫情所帶來的沖擊。不過，如果說當年啟用積極財政政策抵御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是“天降大任”式的恰逢其會，事隔六年之后的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則多少帶了幾分“老將出馬”式的事出無奈。畢竟，這個政策經數年運作后，已經給中國財政積累了相當負擔，去年財政赤字超過當年GDP的3%，趨近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正因為如此，胡錦濤總書記最近在四川考察時雖然也提到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但同時更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根據實際制定促進經濟發展的應對措施，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努力擴大消費需求，積極推進對外開放。說到底，雖然因為SARS疫情我們很可能會不得不再次依靠積極財政政策應急，但這種做法在某種意義上無異于透支今后的經濟資源和發展潛力，雖然能解年度統計數據之急，但不利于長久的經濟良性發展。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還是要靠內需和外資這兩個基本面的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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