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忠民

　　中國目前究竟有多少貧困人口？要想弄清這一問題，就必須將城市居民、農村居民和“農民工”這三大社會群體板塊中的貧困人口人數分別測算出來，爾后再求得一個總數。

　　中國城鎮貧困人口人數的增長幅度是比較大的。對于城鎮居民中的貧困人口數量的估

計，基本上可以通過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覆蓋的人數統計出來。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從1997年開始建立的，當時進入此范圍的人數不超過200萬人；到1999年底增至281萬人；2000年底增至402萬人；2001年底增至1170萬人。2002年，由于政府采取了力度較大的“應保盡保”的政策，因而使得低保人數迅速增加。根據民政部的統計，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為2140.3萬人。

　　在考慮中國城鎮低保人數時，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對低保人數的統計渠道和統計體制存在著不少漏洞和死角，而且，地方政府對于低保人數的統計有時基于自身的財力而在統計之前就已經確定了低保人數的盤子。所以，中國城鎮居民中的貧困人口難以全部進入低保的范圍。這樣看來，中國城鎮居民中的貧困人口數量實際上是大于2140.3萬人，或者說，中國城鎮居民中的貧困人口的實際數量不低于2140.3萬人。

　　農村的貧困人口在中國貧困人口總數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近十年來，中國在消除農村貧困人口數量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效是比較顯著的，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按照一些正式公布的數字來看，截止2002年底，中國農村中的貧困人口為2800多萬人，而在1993年這個數字為8000萬。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由于以下兩個問題的存在，使得目前人們對于農村貧困人口數字判斷的真實性程度打了折扣。第一，貧困的標準過低。農村的貧困標準是625元人民幣。而國際上公認的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標準是人均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或者是2美元。就是按照1美元來計算，也相當于每年人均收入低于2800多元人民幣。當然，按照實際的購買力來看，一美元頂不上8個人民幣。但是，即便是3個多人民幣就可以頂一個美元的話，那么，中國農村的貧困標準也應當在1000元人民幣左右。按照中國扶貧基金會的看法，農村現在未解決溫飽的人口有3000萬人，低收入人口(也就是人均年收入以865元為準)為6000萬人，兩者相加為9000萬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1%左右。應當說這個數字雖然偏于保守，但其真實性程度相對來說要高一些。第二，農村居民收入的計算方式存在著明顯的弊端。現在統計部門在計算農村居民收入時，是將其用于來年生產性的投入包括在內的。而這部分生產性的投入在其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小的，占將近三分之一。如果把這一部分扣除的話，那么，按照原來統計方法所計算的農村居民人均收入1200元左右的人便成了800多元，也應算作貧困人口了。2001年，此線以下的人在農村居民中所占比例約為19%左右，人數為15000萬人左右。

　　據此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中國目前農村的貧困人口在9000萬至15000萬人之間。

　　還有一種值得引起重視的現象，這就是對于“農民工”收入及生活狀態的統計歸口問題。中國現在大約有一億左右的“農民工”。“農民工”的年收入在6000元左右。按照現有的統計口徑來看，由于“農民工”的身份是農村居民，因而理應按照農村居民的收入來對待。于是，“農民工”基本上都不算作是貧困人口了。這種作法并不合理，反映不出其真實的生活狀況。“農民工”既然是生活在城市，就應按當地生活水準來衡量。“農民工”要將大部分收入寄回或帶回農村家中，而把自己在城市當中生活的費用降至最低限度。有的“農民工”還拖家帶口的在城市生活，這無疑加大了其生活的艱辛程度。另外，“農民工”就總體而言不僅沒有社會保險一說，而且其工資被拖欠的現象時有發生。這樣看來，大部分的“農民工”都屬于城市社會的邊緣群體，都應算作城市當中的貧困人口。如果再略去一些重復計算的部分即已包括在9000萬至15000萬人的農村居民中的貧困人口，這部分實際上屬于城市貧困人口的“農民工”及其家屬的人數應不低于4000萬人。

　　將上述城市中的貧困人口、農村中的貧困人口以及沒有被重復計算的在城市中生存的“農民工”及其家屬中的貧困人口這三個部分相加，便可得出一個大概的數字，中國社會目前的貧困人口的總數大約有15000萬人至21000萬人。

　　中國社會大量貧困人口的存在，無疑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同時也對中國社會的安全運行形成了巨大的威脅。根本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非農化，在于建立系統的并具有普惠性的社會保障體系，在于整個國力的進一步增強。這自然需要一個一個歷史過程。就目前而言，限于財力的實際狀況，國家尚不可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這一問題。但是，即便是在現有的條件下，我們也可以做許多事情，使貧困人口數量明顯減少。這就涉及到一個政策安排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問題。中國目前對于“低保”的投入數額十分可憐，2002年中央財政對于城市低保的投入只有幾十個億。相比之下，中國這些年來建造了20000公里的高速公路，每公里的造價在3000萬元左右；北京“迎奧運”將投入2000億元，上海迎“世博”也差不多要投入這個數；一些城市擬斥資2000億元建設地鐵。現在，一個城市投資數百億元打造城市新形象，都已不是新聞。我們并不是說高速公路、地鐵、“迎奧運”這類事情不重要，而是說，解決中國社會貧困問題的重要性決不亞于甚至要超過這些事情，所以，在政策安排的順序上，涉及到扶貧解困的問題應當放在優先的位置。否則，“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的基本目標將成為一句空話。

　　就扶貧解困的具體措施而言，涉及面很廣。我們這里只強調一點：應當免除農村居民的各種“稅”和“費”。中國的農民本來就很困苦，但是，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農民必須交稅的國家之一。農民各種稅費加起來也不過一千幾百個億。國家的財政收入每年的增長幅度是很大的，2002年全國財政收入為18914億元，增長15.4%。顯然，國家已有能力免除農民的各種稅費。一旦免除農民的稅費，給農民一個休生養息的機會，那么，不但可以使1000萬左右的貧困人口直接脫貧，而且還可以緩解所有農村居民中的貧困人口的貧困狀況；不但可以提升整個社會的合作與整合程度，而且可以激發起農民創造社會財富的巨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