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何忠平康莊

　　成都、廣元報道

　　百萬民工返川

　　從成都到廣元市元壩區衛子鎮馮家嶺村8組的張家菊家，得先坐3小時高速大巴，再坐2小時汽車，還得坐船過河，然后爬1小時山路才能到達。

　　5月11日，太陽暖暖地照在木窗格子上，正是農忙季節。家里其他人都出去忙活了，張家菊一個人戴著大口罩在屋子里坐著，面容仍顯虛弱。25歲的張家菊在北京某醫院當護工時感染上非典，4月下旬回到廣元后入住410醫院，5月7日痊愈出院。

　　治愈了張家菊的這家410醫院，是當初搞“三線”建設時原電子工業部部屬醫院，上世紀60年代修建的房間矮小破舊，結構散亂，看起來十分簡陋，卻是廣元市惟一SARS定點治療醫院。

　　這個看起來平靜得不能再平靜的地方，正承受著空前的壓力——四川第一例非典病例正是在這里發現，全省確診的非典病例一度有一半在廣元，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設想。

　　廣元市衛生局副局長、市防非辦副主任吳桂華說，“在防治SARS戰役中，民工是連接城市與農村最最關鍵的一環，如果這一傳播鏈不能切斷，使疫病在農村流行，真正的災難就會可怕地蔓延。”

　　廣元全市常年在外打工的民工人數多達40余萬，而從北京、山西、內蒙等目前被列為非典疫區回鄉的四川、重慶等地民工，均需從廣元入川。

　　四川省勞務輸出辦馬紹興副主任證實，從4月27日起截至5月9日，四川全省民工返鄉的就已達44萬。截至5月11日，其中來自廣東、北京、山西、內蒙、河北5大疫區的返鄉民工有19萬之多，而在9天前，四川全省返鄉民工數只有8.5萬人。在外共600萬川籍民工，據記者了解，70%集中在非典疫情高發區，其中廣東就有300多萬。根據衛生部5月11日疫情報告，四川全省確診非典病例累計13例，疑似病例累計16例，以上病例全是輸入型。在這29例病例中，其中外出返鄉民工患者有21例，占了總病例的73%。

　　為此，四川省疾控中心細菌研究所副所長、省非典辦疫情處理組負責人祝小平表示了沉重的憂慮：“五一前后約有20萬民工返川，非典疾病本身有兩周左右潛伏期，返鄉民工為全省疫情控制留下了隱患。”他向記者透露，據四川衛生部門的統計，實際返鄉川籍民工已達100萬人次。

　　民工回鄉潮迎面撲來。

　　第一例非典患者收治始末

　　廣元是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跟SARS打了一場遭遇戰。廣元410醫院院長楊晉平承認，以他們簡陋的醫療條件和當時的經驗，他們較早發現和治愈4例非典病人而無一名醫護人員感染，有僥幸的成分。

　　接診首例病人的410醫院內二科主任何運舫回憶，今年2月10日晚，赴廣東探親、奔喪后返回廣元的林某一家三口，先后因“肺炎”、“發燒”，入住廣元市410醫院。

　　楊晉平說，病人夫妻二人均是知識分子，有能力支付醫藥費，所以直接來到410醫院，沒有耽誤病情。

　　何醫生發現，這三人病情與一般肺炎有明顯不同，次日查體及輔助檢查，發現一家三人同時發病，有發燒、干咳及白細胞降低、胸片有改變等癥狀，考慮為“特殊性肺炎”。

　　這時，吳某主動向何醫生講，廣東出現過類似病人，有病人在廣州軍區總醫院。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何運舫的高度警覺。病人主動提出，通過自己的熟人關系，與廣州軍區總醫院急診科主任通電話，何通過詢問得知廣東已經出現不明原因特殊性肺炎。她馬上調整治療方案，根據當時醫院僅有實際條件隔離病人：轉走了干部病房的所有病人；將半側走廊封閉；所有的病房用于隔離治療；病人病房定期由臭氧消毒；所有醫護人員戴口罩、帽子；所有醫生、護士服用清熱解毒的中草藥。

　　對病員的治療，該醫院副主任醫師賴輝透過電話詢問及網上查詢，獲得可能有效的治療藥物。特別是對持續高熱處理上，內四科據病情果斷使用激素，很快使病員體溫降至安全范圍——這也呼應了后來廣州鐘南山院士教授醫療救助SARS過程中公開發布的一條重要經驗：“該上激素時盡早上激素。”

　　考驗才剛剛開始

　　實際上，對于廣元市政府和醫療系統來說，考驗才剛剛開始。

　　一方面，政府和醫院面臨的是經費不足的窘境——廣元市一年的財政收入不足7億元，而支出達15億元，本來缺口就極大；而此次中央規定，防治非典病人費用由當地政府負擔，這讓廣元政府官員為難。據廣元市防非領導小組統計，從二月份以來廣元直接和間接投入非典防治工作費用，已達到600余萬元。410醫院院長楊晉平說，盡管醫院及員工拿出了極端的奉獻精神，但設備奇缺和經費不足，使醫院醫護人員們處在危險的狀態。“因為沒有錢，我們的防護服是自己縫的，口罩也是自己做的。”

　　楊特別擔心的是，一旦接收重癥患者，需要上呼吸機、插管時，醫務人員被感染風險將大大增加。同時，許多入住的疑似及確診的SARS患者或是家境極為貧窮，無錢醫治，或是不愿付費，疫情向農村蔓延的危險隨時存在。據楊晉平院長介紹，410醫院資金本來就十分短缺，自開始收治非典病人后，410醫院業務量已經大幅下滑，其中門診量最多已下降至正常時的20%以下，門診收入最多則降至正常的5%以下。

　　“勸、助、控”

　　這種情況并不僅僅發生在廣元。作為成都市勞務輸出的第一大縣，金堂縣楊齊英副縣長介紹，該縣去年財政收入僅2.3億，常年在外務工人員共17.4萬人，其中僅廣東地區就有6萬多，占了成都市在廣東打工者總數的60%。

　　從4月21日到5月8日，金堂全縣返鄉民工總數為7870人，其中從廣東、北京、山西、河北、天津、內蒙古等疫區回來的有1488人。幸運的是，至5月9日，金堂縣24個鄉鎮84萬人口只出現一例疑似非典病例。

　　桐梓村在金堂縣屬于交通要道，緊挨著它的其他4個村，都是勞務輸出大村。4月30日，桐梓村出臺了全省第一個《抗非典村民公約》。桐梓村黨支部委員汪承林告訴記者，“這個公約要求各個村民動員起來，建立完善的群防機制。比如有民工返鄉者，必須及時上報。否則將按傳染病防治法的有關規定追究法律責任。”

　　除利用鄉村行政力量和村辦醫療站對返鄉民工進行監控外，為防治非典對金堂縣構成威脅，當地主要采取了“勸、助、控”三種手段。主抓衛生和教育系統的楊齊英副縣長告訴記者，在發動家屬勸阻外地民工在農忙期間不要返鄉的同時，金堂縣政府還特別派出一名縣委常委帶隊到廣東去勸阻當地企業老板盡量不要在當前放假。

　　“助”就是“助耕隊”，全縣共成立110支“助耕隊”幫助有人在外務工的家庭進行“雙搶”。

　　“控”就是在全縣23個交通要道設立檢查站，在縣客運中心、金堂火車站、竹蒿收費站等設立了6個檢疫點，24小時對進入金堂的人員進行檢疫。楊齊英副縣長解釋道：“主要防治和檢查部分長途車輛夜間回來。”

　　在控制民工大批涌入金堂的同時，金堂縣也主動切斷前往廣東的長途汽車。成都長運金堂公司經理文進告訴記者，從4月18日金堂抗非典全面啟動后，金堂公司12輛專跑東莞的長途汽車都“擺起不跑了”。楊齊英副縣長告訴記者，因為對疫區非典疫情的恐懼，當然也有部分民工不聽勸阻硬要回來，也有部分企業停產然后解雇辭退民工的，但總的來說，金堂的“勸、助、控”效果比較明顯。

　　臨床經驗的考驗

　　在防治非典面前，金堂縣目前面臨的問題依然突出。金堂縣84萬總人口，呼吸專業傳染病醫生全縣只有1人，整個醫護人員隊伍面臨臨床經驗缺乏的考驗。

　　作為金堂“非典辦”防治組的分管領導，楊齊英說：“從工作一開始，防非典藥品、設備、器具大量緊缺，就成為我們工作開展的障礙”。雖然成都市“非典辦”也在幫助進行調配，但楊齊英說：“我們訂購的500套防護服，到目前只到了300套，有的還沒有到。我們只有比著樣子縫縫補補自己又造了300套。”

　　1380元／支的紅外線測溫儀在金堂全縣共7支，全是成都市交通局協調分發的，基本上這些紅外線測溫儀也只應用于運輸交通部門。同時，金堂全縣共37家鄉鎮衛生院，包括縣直屬醫院，共有400多名醫生，“但這個數字實在太小，需求量實在太大。”楊齊英說。

　　金堂準備在高板鎮征地20畝用半個月時間建設一個定點醫院。“北京小湯山資料已傳真過來。我們這個專門收治非典病人的定點醫院基本按照小湯山樣式來建設，但標準肯定沒它高。”楊齊英說，“目前問題是定點醫院建設費用比較緊張。雖然市目督辦表示將對金堂進行投資傾斜，但具體數字還沒公布。”

　　受“雙搶”和部分地區疫情嚴重的影響，5月4日的《金堂縣開展防治非典工作的情況匯報》做了一個預測：返鄉人員估計今后還會增多。“農村衛生條件差，農民安全意識淡漠，我們的工作壓力和面臨的風險也都將進一步加大。

　　對于金堂非典疫情未來趨勢的變化，楊齊英認為這主要取決于北京等地的防治非典的最后效果。

　　然而在金堂縣疾控中心關于金堂非典疫情趨勢預測的文件中，金堂縣疫情專家們為此也做了“最壞的預測”，金堂縣“可能輸入型的非典病例發生數：17萬×０.056%＝95人”。

　　當地官員對此的一個通行解釋是，“17萬”是指全縣外出務工的總量，“0.056%”是指“非典”發生的幾率。(《廣元日報》記者江濤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