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段文

　　北京報道

　　“非典”時期，人口流動已經變得不受人歡迎，城市農民工的大量返鄉更是引發了各方的高度關注。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所長蔡日方研究員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卻指出，民

工的流動性本就是民工存在的一大特點，抗“非典”更不能盲目限制人口流動，“現代社會本就是一個流動的社會”。

　　蔡日方指出，政府今后需要加強對人口流動的服務與管理，而不是僅僅是一種控制與限制，尤其對外來人口的管理，民工的權益保障要有所突破，“社會必須適應流動”，這樣才能保證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從容應對各種突發事件。

　　《21世紀》：近期，由于“非典”沖擊，大批農民工從城市撤離，你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什么？

　　蔡日方：我覺得民工撤離是很正常的，民工最大的熱點就是流動性比較強，平常就是來去自由，缺乏有效管理。只不過現在是特殊時期，一下把這個問題凸現出來了。我覺得這多少也有一點積極的意義，至少把政府管理制度上的不健全，長期對民工不管不顧現象暴露無遺，平常似乎是可以容忍的，但現在恐怕就值得認真反思了。

　　民工之所以走，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因為過去一直沒有得到打工當地政府的有效管理、服務和保障，長期處于邊緣化狀態，本身就很脆弱。在“非典”的沖擊下，整個社會都變得脆弱的時候，外來人員尤其是民工就更加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他們的生存條件只會更加惡劣，所以選擇返鄉就不足為奇。就說一個最簡單的生活起居，我們城市居民因為“非典”影響，可以選擇呆在家里，看看電視、讀讀書，盡量減少出門，基本上安全有一個保障；而民工本身的居住條件就不好，衛生條件等等都沒有保障，你想要求他在城市里安心是不大可能的。

　　二是在這次“非典”沖擊下，城市里受影響最大的就是第三產業，包括餐飲娛樂、社會服務、市場零售等行業，而這些是過去幾年我們吸收勞動力的主要行業之一，也是民工就業的最主要部門，現在受到“非典”沖擊，這些部門都停業、停產。當地的工人不上班可以帶薪休假，但民工是干活才有錢，一停工，沒有收入，光有支出，城市的生活水平又高，自然只能選擇離開城市返回家鄉。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民工返鄉并不完全是因為“非典”影響，有些民工本來就要走，只不過是正好趕上了這個時期。

　　如果你們對去年同期這個時候的民工流動問題作一個考察，就會發現，那是也有很多民工返鄉，有的可能是因為一個工程完了，新的工作沒找到，有的是因為農忙到了，還有的是覺得在城里也不好混準備回去……當然，有回去也有來的，民工嘛，本身就是流動的，只不過現在“非典”一鬧，只有出城的沒有進城的，所以問題就顯得突出了。

　　綜合以上幾個因素，我們可以看出，要想扭轉民工返鄉這個大趨勢并不是特別現實，我們能作的實際上是如何讓那些可走可不走的穩定下來而已，另外別把本來不想走的也給“逼”跑了。

　　《21世紀》：如果流動是不可避免的，那你覺得應該如何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呢？

　　蔡日方：這確實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從過去情況看，對外來人口某種意義上是只有控制沒有管理，我們對外來人口也要求登記，辦理一些手續，但總的來說，政府對外來人口是沒有什么管理的。當然這個問題從深層次來說，主要是政府還缺乏一種對公民的服務意識，也沒有一種對公民提供保障的機制，所以也不可能形成一種有效的管理制度，對全體社會公民都是這樣，就更不用說外來人口了。

　　我們這個社會長期習慣于依托單位來進行人口管理，但民工的最大特點恰恰是沒有固定單位，有單位也基本沒有什么保障，多數單位既不和民工簽合同也不給上保險，所以單位基本不可能對民工有很強約束力，遇到現在這樣的非常時期，要想管理那更加不可能，何況有些單位本身還不想管呢。

　　所以，我特別希望政府正好利用這個非常時期，把對外來人口的管理，對民工的保障問題重視起來，徹底地改變現狀。

　　《21世紀》：現在很多民工已經返鄉了，留下的不少也不安心，你覺得應該做？

　　蔡日方：我覺得現在能作的應該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民工輸出地要加強控制，農村的衛生防疫體系本就脆弱，這么多民工返鄉形勢自然很嚴峻，所以一定要加強防范意識，并全面進行監測。

　　從城市里來說，必須把可走可不走的留下，這就需要政府出臺相應措施，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把這種信息明確傳達出來。目前來看，最關鍵一個就是民工的醫療費用是不是也和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一樣可以免費治療，這個問題我至今沒有看到明確的落實信息，這實際上是非常必要的，我們已經看到一些“非典”病人從醫院逃跑的新聞，最主要原因就是醫藥費用的問題，這是值得考慮的。當然，你說讓北京拿出錢來救治一個安徽的民工，這恐怕很難讓地方政府接受，這就需要中央政府做出協調。

　　目前北京的緊張形勢漸趨穩定，但從全國來看形勢還是比較嚴峻，所以中央政府必須盡快出臺一些社會救助政策穩定人心。在國外的華人社區，由于“非典”沖擊，華人餐館生意一落千丈，當地政府就給予一定補貼，這是值得效法的。我們是否可以考慮給目前由于“非典”失業的民工一定的照顧？在目前形勢下，它的意義是不一樣的，我們拿出一些錢來用在民工身上，所花代價比控制不住導致蔓延形成的損失要小得多了。

　　《21世紀》：從長遠來看，怎么樣加強流動人口的管理？

　　蔡日方：這不僅僅是一個長遠問題吧，眼下就是一個迫切性問題。

　　根據有關統計，北京市的外來人口有近400萬，全國經常性流動人口大約有1.2億左右。目前由于“非典”把流動性暫時抑制了，但一個社會不能承受長期的不流動，現代社會的一個特點就是流動性。我現在最擔心就是因為這次危機，我們又回到一種傳統思路上，妄圖通過限制外來人口保持城市穩定，本身我們的城市文化就對民工不友好，一遇到重大事件就清理外地人，現在“非典”一鬧，更有可能退回到封閉狀態，目前一些地方的做法已經出現這個苗頭，這是令人擔心的。

　　我認為一個社會不能是通過限制、減少流動來解決社會問題，而應該是從社會管理上著手，要讓社會適應流動性。因此，政府在公共政策上要有改進，要從體制上改變單一的人口管理制度。一方面要把外來勞動力納入到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當中，另一方面要加強社區建設和社區管理，把民工溶入到社區之中，從而保證他們與城市居民獲得同樣的權益保障并形成共通的社會責任感。

　　從長遠來說肯定是從打破現有戶籍管理制度來解決問題，但這是一個很大的社會變革，我覺得倒不妨先分層次做起，在目前的戶口的基礎上，考慮以常住地或工作地為管理依托，只要有穩定居所、穩定收入，在同一個社區內統一管理，不分本地戶口或外來人員，享有同樣的社會權益，保證社區內的平等、彼此的團結，這樣一些做法值得嘗試，而且應該是很有意義的。

　　總的來說，人口流動性增加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趨勢，不能因為這一次危機搞得如同驚弓之鳥。流動是正常的，關鍵要加強管理，提供保障和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