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人民幣貶值可奏“一石多鳥”之效

　　《經濟》月刊5月號李雯劉宗福

　　直至今天，“中國威脅論”、“中國輸出通縮”、“人民幣升值論”仍在國際上甚囂塵上。前不久的西方七國財長會議上，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議其他國家聯手對中國施加壓

力，迫使中國政府重新給人民幣定價。鹽川正十郎表示，目前與美元掛鉤的人民幣匯率已經不能反映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現狀，中國出口貨物價格低廉是全球通貨緊縮的一個原因，這對全球經濟有負面影響。鹽川正十郎的提案將全球壓迫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盡管最終因美英在對伊戰爭帶來的全球經濟衰退中無暇他顧，日本提案流產，但此項提案仍應被視做西方國家意欲在中國克隆“廣場協議”的一個信號。

　　人民幣幣值不應承受指責

　　對“中國輸出通縮論”的批駁所在多是，此處不必援引。不過，在全球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1.7%的環境下，中國仍能保持8%的增長，各國經濟學家及經濟管理當局稱奇及對中國的增長原因的種種推測值得認真對待。日本政府經濟官員的論調就是，人民幣被低估，中國商品擠占了其他國家市場。不可否認，作為經濟增長動力的“三駕馬車”之一，凈出口增長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然而，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姚景源給出的權威分析顯示，在中國去年8%的增長率當中，投資的貢獻是4.3%，消費的貢獻是3.4%，出口的貢獻是0.3%。由此看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在本國經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投入了大量財政資金并積蓄了高額風險的前提下實現的。

　　首先，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最大。1998年以來，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政府果斷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5年來發行6600億國債，政府的直接投資每年拉動經濟增長1.5至2個百分點。同時，2002年中國民間投資增長速度達到18%，是上年同期增長速度的兩倍，民間投資的比重已逐漸接近國有投資。民間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總貢獻也超過了一半以上。

　　其次，在全球高科技泡沫破裂、全球經濟走入低谷之時，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并擁有充足勞動力供給的中國，勢必會受到國際資本的青睞，因為回避風險、追求利潤是資本的本能。從此也就不難理解，中國為何能在去年吸引527億美元的外國投資，一舉超過美國成為吸引國際投資最多的國家。

　　第三，在全國消費物價指數持續下滑的背景下，與住房制度改革相伴的房地產及相關產品如裝修、家具等的消費，對于促進經濟增長，產生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第四，即使是論促進出口增長的因素，也不能抹殺非匯率原因，尤其是中國的出口退稅政策對出口增長的作用。中國連續若干年的貿易順差，平均15%的出口退稅率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盡管出口退稅并不違背國際貿易慣例和WTO原則，但由于其實施中的種種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在刺激出口的同時，也扭曲了人民幣的實際匯率水平，在對國內經濟造成諸多負面影響的同時，也引來了國外愈來愈強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

　　由此可見，在上述諸項影響經濟增長的要素中，完全看不到人民幣匯率低估帶來的增長效應。恰恰相反，若要抵消出口退稅對匯率的扭曲作用，人民幣不僅不應升值，反而應當適當貶值。

　　人民幣貶值可“一石多鳥”

　　進入今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不斷傳出新信息：在我國一以貫之近5年之久的“穩健的貨幣政策”，將要被注入越來越多“積極”的內涵。統計顯示，從1997年到2001年，M2、M1年均增長分別為14.8%和1.45%，比同期經濟增長與物價增長之和高出5個百分點。單從這一點說，很難斷言貨幣供應不足。然而，消費物價指數下降卻是不爭的事實。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將貨幣調控目標與GDP增長和物價變動之和掛鉤，已不能完全反映經濟運行所需資金的真實情況。加之人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產生儲蓄防變思想傾向，使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政策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隨著積極的財政政策日顯疲態，適時淡出已成為各方共識，長期處于“配角”地位的貨幣政策應及時策應，盡快上升為“主角”，與調整后的財政政策同時發揮作用。總的政策傾向應是放松銀根，在保證經濟增長前提下，容忍適度的通貨膨脹率。

　　筆者認為，在WTO框架內，中國承諾的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已為時不遠，在規則允許的期限內，實施人民幣的政策性貶值，將能達到“一石多鳥”的效果。首先，可以提高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刺激國內消費。因為在積極財政政策淡出后，投資的力度將會減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會降低；對于出口的貢獻度，也不能有過高的指望；在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最具潛力的當屬國內消費，而本幣貶值恰恰可以刺激消費，從而推動經濟增長。但在人民幣貶值的同時，必須充分發揮財政的轉移支付功能，保證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水平，將通貨膨脹對低收入階層生活的影響降到最低。

　　其次，可以保持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與此同時，若能及時推出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稅的政策，既可舒緩外國給人民幣施加的升值壓力，又能達到為財政松綁的目的。

　　第三，調整國內不同階層的收入分配結構，增加弱勢群體的收入。中國已經全方位對外開放，外貿依存度已達45%以上，匯率的變動對所有人的利益都會有影響。但是，匯率的變動對不同利益群體的影響是不同的。農民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工人，是當前中國社會的弱勢群體，人民幣貶值，可在提高中國農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的同時，擴大弱勢群體的就業機會與收入，抵御入世對我國農業帶來的沖擊。

　　第四，為財政金融政策開辟更廣闊的操作空間。與通貨緊縮相比，適度的通貨膨脹，不僅能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工具提供更有效的使用空間，還可使財政政策的運用更有余地。譬如，通過取消出口退稅而節省的財力可用于發展義務教育、提高公務員工資、補助弱勢群體等。

　　第五，為今后的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積蓄能量。近年來，由于中國經濟的出色表現，在增強國民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方面效果顯著。但也應看到，一些人的狂妄、自大心理也得以暴露，有些人只看到綜合國力和總體經濟規模已經處于世界前列，而忽略人均經濟指標。殊不知，近13億人口的中國經濟總量，僅及1.26億人口之日本的1/4和2.8億人口之美國的1/8，哪里有驕傲的資本。人民幣貶值，盡管會降低本國經濟以美元計價所占全球比重，但卻可避開各國關注的鋒芒，為未來人民幣開放資本項目積蓄能量，可謂“韜光養晦”。

　　綜上所述，人民幣現在已經處在一個非常敏感的關頭，無論是從國內經濟還是國際貿易往來角度，都需要認真對待。在加入WTO以后，中國對外國的呼聲不能完全無視，但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又不能喪失自我，任人擺布。當前，如何處理好人民幣匯率問題，與其說是一項經濟決策，不如說是一項政治決策。為了回應各國的呼吁，抑制中國的出口增長，筆者認為，寧可降低或完全取消出口退稅，也要守住人民幣匯率。在科學測算出口退稅效應及部分“假出口，真騙稅”影響之后，以取消出口退稅為前提，人民幣至少應有5%-10%的貶值空間。謹此建議我國政府，利用人民幣尚未完全市場化之機，充分利用中央銀行的資產管理功能，選擇適當的時機，調低人民幣幣值，充分利用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導向作用，真正發揮匯率政策“一石多鳥”的作用。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