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玉玲

　　楊帆：1951年生于北京，經濟學博士，現為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

　　記者：突如其來的非典，除了對平靜的生活帶來風波外，它對中國經濟有何影響？

　　楊帆：應該承認，這次非典的危機比1998年大洪水和亞洲金融危機嚴重，因為它直接威脅到中國最大的都市圈：廣州，香港和北京，或許還有山西、內蒙古等地方。應全面反思非典瘟疫流行的深層次原因，全面估計其影響。要說非典對經濟的破壞性，旅游業首當其沖。假設減少2000萬人外出旅游，每人少消費1000元，就是200億元。旅游行業消費乘數極高，在國際為7，即旅游者每消費1元錢，可以帶動7元社會消費。在中國乘數為5左右，因此200億元旅游收入的減少意味著1000億元消費需求的減少。其他方面如航空和會議經濟的損失類似于旅游。既使醫藥和通訊收入大幅度增加，其總量和乘數效應卻遠低于旅游和航空業。

　　記者：我國抵抗此番災難的實力如何？

　　楊帆：2003年一季度，中國經濟發展達到1997年以后歷史新高峰：延續了2002年經濟增長加速的勢頭，經濟增長率達到9.9%。首先是房地產、汽車、電子信息三大類消費品需求旺盛；帶動投資需求；外商實際直接投資增加56.7%。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升0.5%，可望穩定地走出通貨緊縮。貨幣供應量增加18.5%，成為經濟高速擴張的重要特征。即使是伊拉克戰爭，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這就表明了中國與非典戰斗的經濟實力，而且，雖然說非典會對中國經濟造成一定的影響，但這種影響畢竟是有限的。許多人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增長進入了新的“20年戰略機遇期”。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在9%以上，就是說可以長期保持這個水平。前幾年由于結構性原因，現實增長率沒有達到潛在增長率，所以才有設備閑置與失業并存，資金外匯過剩與內需不足并存，外國實物資本流入與國內貨幣資本流出并存的現象。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卻沒有資金外匯雙缺口；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中國都能夠保持35%以上的儲蓄率，而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多年順差所形成的國內資本凈流出，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說明經濟增長確有潛力。隨著國內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的實施，外資加速進入中國所造成的財富增長，如果能夠積極主動調整結構，中國經濟一季度達到10%的增長率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議的事情，中國經濟增長是有其內生能力的。

　　記者：這次非典，對中國經濟社會有何啟示？

　　楊帆：危機是客觀存在的，需要調動全社會力量去抵御。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隱憂在于，經濟增長沒有扣除環境生態損失，這在人均資源缺乏，經濟增長質量不高的中國是不能不考慮的，要切實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就非典而言，基本控制以后，應該盡快恢復正常的經濟社會活動。即使再出現反復也不應該輕易停頓下來。控制非典蔓延最根本的是建立一套完善的機制，人人皆參與其中。

　　從產業發展來說，非典將促使醫藥，信息產業、新經濟、政府和社會組織有一個非常大的發展和提高，使全民族處于一種“認識危機和反危機”新精神狀態之中。不能只講經濟效益，忽視社會公平和國家安全。現代社會處理危機的不利之處，就是經濟聯系過于復雜，信息過于發達，經濟與社會生活過于敏感，一有風吹草動，牽一發動全身。管理者處理危機的能力和民眾適應危機的能力都得到鍛煉。此外，還需要更多的國家財政撥款與社會贊助。國家和社會應給概率中的不幸者提供保險，我們國家對于非典患者提供優質的醫療就相當于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