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對經濟的影響在于其不確定性。因此對其風險的認識不能以事件造成的實際損失進行判斷

　　●經濟轉型期的社會特征，使中國在面對突發事件時“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加快推進系統性的改革進程已是刻不容緩

　　喬其興

　　非典型肺炎對經濟的影響在于其不確定性。在凱恩斯經濟學里，“不確定性”被定義為不能被保險的風險。對于不確定性風險的認識，不能以事件造成的實際損失作出判斷。

　　像投資拉動經濟具有“乘數效應”一樣，進出口貿易以及旅游收入的減少對經濟增長也會有負的“乘數效應”。如果某酒店的旅游收入銳減，酒店員工的收入就會減少，他們會因此削減消費支出，從而使食品、服裝、家電等商品的需求減少。所以，每損失1元的旅游收入，所造成的GDP減少就不止1元。“口罩經濟”并不能完全彌補“旅游經濟”的損失。

　　雖然非典型肺炎擴散的速度較快，但是，由于事件本身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預見性，所以，疫情本身造成的經濟損失并不一定是最嚴重的。在初期階段，信息披露的欠公開和相對遲緩造成的信任度下降，將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對經濟數據的可信度、投資環境和人文環境產生不利的影響。胡鞍鋼教授說，“非典”一役對中國的影響不亞于一場“軟戰爭”，應該說，這一評價并不為過。在全球經濟和社會交往融合的步伐不斷加快的今天，“游戲規則”已經變了。

　　中國經濟轉型期的社會特征，對疫情的防控有著獨特的影響。這是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區別所在。

　　首先，城鄉二元制的社會結構使人口的流動率偏高。這在流行病發生時，不僅增加了疾病防控的難度，而且，由于“交通經濟”產生的福利較少，所以，一定的程度上也隱含著資源配置的浪費。

　　其次，醫療產業的公用事業體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約了醫療科技和衛生規范的發展與創新，使醫療產業自身在應對突發事件時的“自消化能力”降低。

　　第三，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增加了疑似病人的就醫成本，使疑似病人在防止疫情擴散的某些環節上具有“惰性”。如果這樣的“惰性”與行政措施的不得力相結合，問題的嚴重性是可想而知的。就近期的情形而言，行政措施的強勢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

　　第四，勞動權益保護方面的欠缺，以及偏大的就業壓力，也增加了疫情擴散的風險。如果工人由于害怕失去工作機會而隱瞞疫情，或者企業在發現工人感染時，為了避免給企業造成更大的經濟損失，立即辭退或者要求工人回家，就會加快疫情的擴散。

　　第五，由于“灰色經濟”處于半公開、半地下的狀態，不能納入法制化的有序管理，使某些人群處于人口管理上的真空地帶。

　　第六，科研學術體制僵化的一面增加了科技攻關的難度，使疾病控制的最關鍵環節缺少應有的亮色。自2002年11月16日發現第一例“非典”病例，到2003年2月18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宣布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再到2003年4月16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布非典型肺炎的病原為新型冠狀病毒(衣原體和冠狀病毒在“非典”的預防和治療上有很大的不同)，這一過程提醒我們，應該對我們的科研學術體制進行一些反思。

　　這些經濟轉型期的社會特征，使中國在面對突發事件時“牽一發而動全身”，問題的復雜性已經顯露無遺。因此，加快推進系統性的改革進程已是刻不容緩。這些系統性的改革包括：科研學術體制改革、醫療體制改革、城鄉社會體制改革、新聞體制改革、勞動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進一步完善等。

　　由于“非典”關涉人民健康，從而使疫情控制和經濟建設的平衡具有相當的難度。在新的形勢、新的環境、新的理念下，新的挑戰決定了結果只能是兼顧兼得，而不能顧此失彼。

　　《國際金融報》(2003年05月09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