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寧

　　6日下午，國務院召開全國農村非典防治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溫總理強調，千方百計確保農村不發生大規模疫情，確保廣大農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確保農村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詳見5月6日《中國青年報》頭版頭條報道)。

　　為此，中央政府有針對性地推出九條措施，其中的第七條決定對“農民和農民工患者一律免費醫療，免費提供住院和伙食”。筆者所見，中央政府推出的防治措施條條重要與務實，但對農民和農民工患者實行“三個免費”這一條，尤其關鍵。有了這一條，即便其他八條措施中的若干條在各地的具體落實過程中被打了折扣，即便非典疫情在某些農村地區局部蔓延(也許這很難避免)，也能最大程度地保障疫情發生地區農村社會的總體穩定。

　　為防止非典病毒大規模侵襲農村地區而及時果斷推出的“三個免費”決斷，可視為中央政府向9億農民做出的一項重大經濟承諾，更可視為中央政府落實“三個代表”的一項重大政治承諾。抗擊非典，在公共衛生疾病防控經費的緊急保障上，國務院帶頭向廣大農民、向全國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眼下，盡管全國農村尚未出現大規模的疫情，但農村地區醫療基礎設施普遍薄弱，醫衛技術力量不足，疫病監控體系不健全，半數以上的鄉村衛生院因舊體制積弊以及投入長期不足，再加上農村衛生防疫知識教育的長期缺席，非典病毒一旦大肆侵襲農村，防控局勢將比城市更難駕馭。正是基于對此現狀的警醒與認知，“三個免費”的決斷才更顯出現實的針對性。

　　當然，對“三個免費”決斷的推出，我們有理由、有必要從經濟與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多重層面予以肯定。

　　從經濟與政治層面考量，自“計劃經濟”年代以來，咱國家各級政府財政一直是“建設財政”。后來，由于各地“市場化”進程的差異、地區間經濟發展差距逐漸拉大及機構人員膨脹的無節制，一部分地區政府的“建設財政”漸漸演變為“吃飯財政”———部分地區(特別是縣級以下)甚至連吃飯都十分困難。

　　走出困境的辦法只有一條，即政府從財政理念到資金投向均做脫胎換骨式的轉型———向公共財政靠攏與轉型。“三個免費”雖說直接應對的是當前農村防治非典之急需，但無論從經濟層面還是政治層面，何嘗不是中國建立公共財政體制迄今為止最有力度的大膽實踐？

　　從經濟與社會層面分析，“三個免費”彰顯出中央財政在面對社會出現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也當包括其他各種社會危機)時的無可替代的“頂梁柱”作用。就農村防控非典而言，只有果斷地這樣做了，才能確保每一個農村非典患者都不會因經濟困難而無錢醫治；才能使其他的防控措施發揮綜合效果。也只有這樣做了，才能解決某些地方政府因財政窘迫使抗非典流于形式。

　　當然，由于中央財政抗非典的支出陡然增加，勢必影響到其他財政預算計劃的實施，也自然會實際影響到全社會的GDP。但是，“三個免費”向世人昭示，中央政府視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為施政第一要務。

　　當下，抗非典的形勢還不甚明了，鬧得不好，非典病毒仍有繼續肆虐蔓延的可能。由此，中央政府對抗非典的轉移支付預算很可能仍是一個“變量”。筆者建議，作為未雨綢繆之必要手段，政府應在必要時發放公共衛生國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