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雜志將于5月9日推出《財經SARS調查特刊》，每周五出版，敬請關注！】

　　系列之一：疫區山西、系列之二：憂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肅遇襲、系列之四：有氣無力的四川鄉鎮衛生院、系列之五：分析--農民工在SARS陰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國傳播鏈、系列之七：公共危機處理--美國經驗與中國現實、系列之八：評論--重建中國公共衛生醫療系統、系列之九：經濟--不再樂觀、系列之十：廣交會意興闌珊、系列之十一：蔣彥永--誠實的醫生

　　一些城市人突然對他們更少善意，返鄉成為農民工們的自然選擇，然而這卻正是最大的

　　□本刊記者趙小劍 胡一帆／文

　　逃離北京

　　“大家都不想干了，想回家！”

　　小陳是建工集團承建的昆泰國際大廈工地上的一名普通建筑工。4月24日下午5時左右，小陳坐在幾根鋼筋上，與記者攀談。他的背后是昆泰大廈挖了幾十米深的巨大地基，數臺超級大號圓錐型攪拌機正在轟轟作響，滾滾灰塵不停地騰挪彌漫。

　　記者問小陳，所在的工地是否有人患上“非典”，小陳回答“還沒有”，但他強調許多工人都想回家，覺得北京像被瘟疫籠罩，太可怕了。就在幾個小時前，他的幾十名來自河北的同事就已經離開了北京。他們沒有領到工錢，只拿到少許車旅費，還是毅然決然地坐上了北去的列車。

　　2003年4月的北京，暫時幸免于往昔肆虐的沙塵暴，卻被由SARS病毒引起的恐慌陰云遮蔽得難以呼吸。迎面走來的許多路人幾乎都將下半個臉藏在各式各樣的口罩背后，口罩上面的眼神是明顯的驚恐與不安。

　　然而，事實上，讓人更感焦慮的恰恰是小陳們的生存狀態。像他們這樣的農民工放棄土地、背井離鄉，選擇以出賣勞動力為主要謀生手段，力圖憑一己之力到北京闖世界。小陳告訴記者，他們二三十人住在40平米左右的兩間房子里，沒有任何醫療保險�！胺堑洹币u擊北京，老板并沒有給他們發口罩，宿舍倒是每天都被消毒了，因為“每天回去都能聞到很嗆人的消毒水味”。

　　小陳自稱自己是江蘇人，但聽他的口音是分明的廣東腔，他幾次問記者：“廣東的情況現在怎么樣了？”

　　記者又來到位于呼家樓附近一處工地現場。正在躬身鋪設路面的一位建筑工告訴記者，這個工地已經有五個民工被抬了出去。記者到工地大門口詢問，只見兩扇鐵門緊閉，不許外人進入。兩位頭帶綠色鋼盔的保安，對記者“工地里是否有‘非典’患者”的問題均以“不知道”作答。

　　記者從工地周圍人獲悉，這個工地已被封鎖，工地里面的人用餐是由專門人員送來，通過鐵門遞進去的。

　　北京市2002年外來人口動態監測調查公報顯示，至2002年11月1日，在京居住一天以上的外來人口為386.6萬人(其中務工經商人員占76.7%，隨親家屬占13.7%，學習培訓占6.1%，探親訪友、因公出差、旅游購物、治病療養、旅途中轉占1.9%)。他們涉足建筑業、餐飲服務、修理服務、家政服務、商業、運輸等各個領域。

　　對于擁有1300萬人口的北京而言，頑強地突破現行城鄉壁壘、從農村涌向城市的農民工，正是這個城市保持正常運轉的齒輪上一根不可或缺的鏈條。然而，當SARS偷襲北京時，勞動負荷最重、勞動條件最艱苦、收入最微薄的他們，也是抗“非典”戰線上最薄弱的一環。

　　沒有醫療保險可以依靠，沒有故土親人可以依戀，在SARS的威脅中，他們還要遭受比平日里的白眼更為讓人心碎的歧視。

　　據報道，4月24日，北京市朝陽區太陽宮鄉芍藥居小區貼出緊急通告：“在當前緊急預防非典時期，我們小區接到鄉辦事處通知，要求凡是居住在芍藥居10號樓和11號樓的外地人，必須在三天之內搬出北京回到原籍，以免在北京傳染上非典，請大家諒解。如若不搬，公安部門將強制執行�！甭淇顬椤熬游瘯�”，通告上沒有任何印章。

　　這條“緊急通告”貼出后，立即在小區內外引起軒然大波。10號、11號樓下不少操外地口音的住戶聚集在一起憂心忡忡地談論著：“勒令三日內離京，我們能搬到哪里去呢？”“現在根本租不到合適的房子，也買不到回家的車票，更何況工作就在這里，離開北京我們一家怎么生活呢？”更多的人則在樓上樓下忙亂著搬運行李準備離開。好在25日，太陽宮鄉責令芍藥居居委會撕掉該通告，并對其進行了批評。

　　對于SARS的恐懼、來自異鄉的冷眼與樸素的戀鄉之情，形成一股合力，推進了農民工逃離北京的速度與規模。

　　采訪中，有民工告訴《財經》：“死也要死在家鄉�！�4月底，一度冷清下來的火車站再現春運時人山人海的大場面。相當數量的民工背起行囊，踏上了不合時節的返鄉之路。

　　4月26日凌晨3時30分左右，記者被樓下的嘈雜聲吵醒，原來租住記者鄰居家房子的十幾名裝修工不知從哪里搞來了一輛面包車，正將自己大包小包的行李塞進車中。深黑的夜幕下，他們紅白方格的編織袋顯得格外耀眼，這群來自內蒙古的北方人將在夜色中逃離北京。

　　北京仿佛一下子清靜下來。但這是它的不能承受之輕。

　　蔓延之災

　　SARS病毒通過民工蔓延至缺醫少藥的廣大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后果將不堪設想。這正是許多專家學者、政府官員深為焦慮之處。

　　憂慮并不能改變現實的腳步，北京返鄉民工攜帶SARS病毒感染家鄉的事例逐漸浮出水面。

　　4月19日20時35分，甘肅省衛生廳接到定西地區衛生處關于定西縣發現一例“非典”疑似病例的報告。省衛生廳組織專家趕往現場調查。根據臨床癥狀、實驗室檢查結果以及肺部X線的征像，臨床診斷兩人為非典，一人為疑似病例。

　　甘肅首例“非典”患者叫馬某，是一位25歲的回族小伙子，甘肅定西縣香泉鎮馬家坡村人，高中畢業后到北京打工，至今已經五六年了。發病之前他是朝陽區一家拉面館的經理。4月14日，他在北京自感全身酸痛乏力，在朝陽區小莊醫院就醫診斷為感冒。17日從北京乘T151次列車返家。18日到達定西。下車后直接去定西縣醫院傳染科發熱門診就診，醫生懷疑有感染“非典”的可能，14時30分收住在隔離病區的單人房間。19日3時30分開始X線胸片、血象、體溫等體征和臨床癥狀符合病例診斷依據。專家組臨床診斷為輸入性非典型肺炎。

　　馬某告訴記者，回京前兩天就開始覺得頭暈無力，但發燒并不高。當時之所以決定回家，就是覺得北京的“非典”越鬧越兇，希望回家暫避一陣再說，沒想到卻把SARS病毒帶回了家。

　　現在他在定西縣醫院住院接受治療，交了治療費等費用5000元左右。記者給他打電話的時候，他正在輸液，聲音有些微弱而氣喘。不過他告訴記者，他已經在漸漸好轉�？h醫院的條件還不錯，醫生護士都穿著防護服、戴著厚厚的大口罩給他治病。

　　據人民網報道，近日經飛機和火車返回寧夏的民工已達1.1萬人。這些人回到寧夏后，立刻分散到寧夏回族自治區四個市的多個地方，給防治非典型肺炎帶來相當大的難度。不排除這些人中存在感染者，成為寧夏當地人群非典型肺炎的播散者。

　　在太原，一位打工的河南民工，在臨汾市轉車時高燒不退，被送到傳染病醫院，后確診為非典型肺炎，并免費住院治療。令人難料的是，這位民工住院期間竟從醫院二樓越窗而逃，臨行還順手牽走一部手機。

　　民工的逃跑令臨汾市民擔憂不已，當地警方隨即全力追捕。根據手機信號的線索，警方一度追到火車站，但對方又關閉了手機。臨汾警方根據已知線索，推斷此人很可能坐火車回河南老家，即迅速與河南警方取得了聯系。此后，這位疑似病人在河南林縣被發現，送入當地病房。

　　近日，山西固原市公路檢疫站截查的兩批61人中，就有二人處于發熱干咳狀態。而在沈陽魯園勞務市場，每天仍然至少有數千名外來民工在這里尋找工作，其中一些人來自“非典”疫區，包括河北、山東、河南等地。這里沒有任何預防“非典”的跡象。

　　緊急阻擊

　　為了遏制SARS在中國更為廣闊的土地上肆意蔓延，中央立即公布了一系列阻擊措施。

　　4月18日，農業部發出通知，要求各級農業部門做好農村非典型肺炎預防工作，堅決防止非典型肺炎向廣大農村地區擴散。

　　通知特別強調，要阻斷農民工因流動就業感染疫病和成為向農村傳播疫情的途徑。

　　4月20日，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20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對在城市里打工的農村民工，像城市居民一樣，一視同仁給予積極救治，并實行醫療救助；如果農民染病，要及時送到傳染病醫院去治療。對經濟困難者，當地政府財政給予經費補助。如果當地財政經濟困難，由中央財政給予補助。

　　而在此之前，按照1999年9月頒布的《北京市外地來京人員衛生防疫管理規定》中的第十六條的說法是“外地來京人員發生疫情時，疫情處理涉及的流行病學調查、疫點處理、應急預防接種、病人隔離治療等費用，由用工單位承擔；無用工單位的，由病人或其監護人承擔”。

　　4月23日，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中央財政設立總額20億元的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用于救治“非典”患者、購置“非典”醫療設備等一系用途。關于基金用途，特別強調，對農村居民(含進城務工農民)及未參加有關醫療保障制度的城鎮“非典”患者，醫院要及時收治。

　　4月25日，北京市建委緊急通知，要求在《北京市對非典疫情重點區域隔離控制通告》實施期間，禁止外地施工隊伍進京，禁止工地之間人員的流動調配，外地施工人員不得擅自離京。

　　市建委要求，嚴禁施工人員居住在通風不良的環境里，凡居住在地下室的施工人員必須立即搬出，每間房屋居住人員不得超過15人，每人床鋪面積不得少于2平方米。工地必須每天對施工人員進行體溫測試，并作好記錄。每天對居住和飲食環境進行兩次以上的消毒措施，對餐具要及時進行消毒。工地配備專職衛生監督員，負責對工地防疫工作進行監督檢查。

　　建委緊急通知公布后的第三天，記者戴著口罩再次到雅寶路附近的工地現場采訪，工人告訴記者，工頭已經向他們傳達了建委不許回家的規定，并要求他們一旦有發燒癥狀立即上報，工棚每天定時消毒。

　　記者透過工地圍墻的縫隙，看到工地上架起的臨時工棚中依然是低矮而臟亂不堪，依然是大通鋪�？磥砀纳茙资�萬民工的生存衛生環境非一日之功。

　　被遺忘的角落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社會保障體系呈現出城鄉分割的特點。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別是1995年《勞動法》正式頒行后，中國城鎮陸續建立起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救濟金、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條“保障線”，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工傷、醫療、失業、養老等各項保險，一套社會保障體系日趨完備。

　　但是，遠離土地的城市農民工，多數卻與這些社會保障無緣，其醫療保障更是一個被遺忘的角落。記者從北京市勞動局了解到，原則上是允許外地人參保，但主要針對參保者從其他城市轉入北京的保險接續事宜。對于負責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勞動局，記者有關農民工醫保的提問顯得匪夷所思。

　　據《北京市2002年外來人口動態監測調查公報》顯示，在386.6萬北京外來人口中，務工經商人員占76.7%。在這部分外來務工主體人群中，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占3.2%；單位負責人占0.2%；辦事人員占3.0%；商業工作人員占18.9%；廢舊物資回收人員占1.4%；餐飲服務工作人員占14.4%；修理服務工作人員占3.0%；其他服務工作人員占14.5%；農林牧漁勞動者占2.1%；工業勞動者占15.0%；建筑業勞動者占19.8%；運輸業勞動者占2.7%；不便分類的勞動者占1.7%。由此可見，這部分人群以從事體力勞動的藍領為主。

　　從受教育程度看，6歲及以上外來人口中，受大專及以上教育的占9.3%，受過高中教育的占15.8%，受過初中教育的占58.3%，受過小學教育的占14.3%，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占2.3%。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是這群人又一主要特征。

　　由是，農民工在城市的醫療保障很大程度上寄托于雇主的實力與仁慈，即使在SARS面前亦是如此。

　　在長安商場對面的四星級飯店“中國職工之家”做臨時工的苗靜靜(化名)，此時此刻并不想回到東北老家。23歲的她告訴記者，目前“職工之家”已經停業，但公司給她們每人都發了口罩，每天定時喝預防SARS的中藥，并建立了職工專用用餐通道，且每天都會定時消毒。記者問她是否害怕，“不害怕，我反而覺得這里比家里更安全�！泵缁卮鸬�。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研究員王延中在接受《財經》專訪時分析說，農民工可以分為幾種類型，舉家到城市去打工者是一種類型，這批具有在城市定居傾向的半城市化農民工雖然沒有城市戶口，但其生活、工作、學習都與城市居民類似。還有一種就是擺渡式的農民工，這批人經常往返于各個城市和農村之間，具有很強的季節性。他們最直接的追求就是經濟收入，與社區的聯系比較少，對于自身各方面的保障也無力關心。即使有些保障也主要依賴于雇主和流動農民工群體內部的一些措施�！岸鴮α鲃有院軓姷暮笳呶覀兏鼮殛P注�！蓖跽f。

　　王延中認為，農民工目前基本上屬于自費醫療，也就是說，還沒有社會干預力量覆蓋到這個社會群體。現階段他們的保障狀況還主要依賴于雇主方的態度。雖然國家的《勞動法》、《公共衛生法》、《傳染病防治法》對雇主有一些要求和約束，但總的來說還是一種軟性約束。除了加強對雇主的約束，政府應當承擔主要責任，建立社會醫療救助制度，財政資金是社會醫療救助主要資金來源。

　　針對目前的現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抗SARS”專家通過《財經》建議說，各省財政應通過各地駐京辦事處對目前處于下崗又不能離京狀態下的農民工進行補助，對于患病的農民工給與一定的慰問性津貼，以配合中央的醫療救助。她認為，與其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對逃走的民工圍追堵截，莫若就地給其補助，以穩民心。

　　在增長與發展的天平上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李培林在接受《財經》采訪談到，“非典”事件對于農民工將會產生深遠影響。

　　他認為，作為廉價勞動力的農民工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動力，而“非典”危機將大大抬高農民工的用工成本。政府已經意識到，當“非典”這類突發性事件來臨時，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居住環境、衛生條件極為惡劣的農民工，不僅自身受到嚴重威脅，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安危嚴重威脅到整個社會的安全與穩定。

　　“這其實是人類天性中的自私之處——一種威脅只有威脅到了自身利益才會被真正認真嚴肅對待�！崩钆嗔挚偨Y說。

　　王延中、李培林兩位專家不約而同談到同一個觀點，就是如何看待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近20年來，中國的經濟模式一直以經濟增長為導向和核心，GDP成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指標，它的持續高速增長始終伴隨著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并且成為衡量其它價值的基礎。盡管國家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但在不少決策者心中，經濟增長才是第一位的，包括環境、醫療保障、就業、乃至公共衛生防疫系統等構成經濟發展的一系列關鍵要素被忽略，造成“有增長、無發展”的現象。

　　李培林特別強調，經濟增長是有底線的，如果經濟增長總是一枝獨秀，不能與環境、醫療保障、就業等其他相關因素協調發展，一旦底線被突破，遲早有一天人們會受到來自這些因素缺失的懲罰。

　　“從這個角度來說，SARS提醒了我們。畢竟經濟增長是手段，經濟增長的目的是為了人民的福祉與安康，而不僅僅是那一個或高或低的數字�！崩钆嗔终f。-

　　本刊記者對朱曉超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