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的真正危險，不僅在于它在城市中的爆發，更在于它正隨著人群的流動，向其他省份尤其是農村蔓延。

　　4月18日，25歲的甘肅定西籍男子馬斌(化名)，乘T151次列車在定西火車站下車之后，連家都沒回就直奔定西縣醫院，要求進行胸部透視。這一舉動引起了當地醫護人員的高度警惕——在SARS爆發時期，一名自北京出發并伴有咳嗽癥狀的病人，即便在定西這個偏遠的西

部縣城，人們也知道這意味著什么。

　　第二天，甘肅省的專家組奔赴定西診斷：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非典型肺炎)。這是甘肅省發現的第一例非典型肺炎患者。

　　馬斌不過是北京每日通過火車到達全國各地的20萬人中的一個。

　　最難點：控制流動人潮

　　就在馬斌離開北京的第二天，他的老鄉，66歲的馬思成也匆匆離京返鄉。在搭乘MU2112航班到達蘭州后，立即租車回到定西，次日來到定西地區醫院就治，并被確診為非典型肺炎。在他乘機的當天，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的旅客吞吐量大約在7萬人次左右。

　　作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是全國人流匯集的焦點，每天進出北京的數十萬人，以及400萬流動人口，給“非典”控制帶來不確定因素。

　　從最近幾天的報告來看，在初增病例的省份，大多是人口流動帶來的輸入性患者。據報道，陜西發現的第一例“非典”患者曾陪護其他病人前往北京治病；杭州的病人據稱是來自北京的游客；而江蘇、新疆等地的疑似病例也都與北京方面的人口流動有關。我們永遠無法知道，每天有多少“非典”病毒的攜帶者正通過各種交通工具向全國各地流動，對各地形成新的威脅。

　　馬斌來到北京已經五六年，在朝陽區的一家拉面連鎖店中任分店經理。4月14日，他出現了頭疼、咳嗽、肌肉酸痛等等癥狀。聯系到同是定西籍的總店經理馬思成也出現發燒的癥狀，而其妻子剛剛因非典型肺炎去世，馬斌高度懷疑自己患上了“非典”

　　“他曾經到朝陽區小莊醫院就診。”甘肅省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王健說。但不知什么原因，馬斌并沒有被隔離，他當時領到僅僅是“咳清靈以及一些消炎藥”——定西縣醫院主管馬斌的副院長支蓮英對記者說。

　　服藥未起作用，引起了馬斌的恐慌。他做出的決定是離京返家。4月17日下午，馬斌在一名親屬的陪同下乘上了北京發往西寧的列車。馬思成告訴定西地區醫院傳染科主任安江的原因卻是：“怕犧牲在外地”。

　　在大城市的邊緣，巨大的流動人口平日少受關注，現在也可能是清掃“非典”的死角。他們可能沒有單位的關照，也沒有醫療保險，一旦生病可能就貓在家里，因對費用的恐懼而不愿就醫。出于葉落歸根的心理，遭遇危險時本能反應就是趕快回家。

　　從北京的情形來看，一股因對“非典”恐懼引起的返鄉潮正在形成，其中潛藏著對全國各地的巨大威脅。“并不能完全責怪他們，但是這樣做的確增加了他人和自己的危險程度。”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副所長盧金星說。

　　人口的自由流動給國家帶來了活力，但現在卻帶來了危險。

　　政府宣布取消了“五一”長假，并且禁止進行跨地區旅游。而根據有關統計，2002年的“五一”期間，全國出游人數超過了8200萬。把假期由七天減為五天，政府希望國民們放棄遠足，最好就近散散心。

　　但即便是在平時，要對這些流動人口進行有效的控制也非常困難，而遇到疫情，濃厚的鄉土情結總是試圖沖破控制。何況，正常的公務人流更不可能完全遏止。雖然在京的很多單位已經宣布，如非特殊必要，不能到外地或境外出差。

　　民航、鐵路、交通等部門連發通告，試圖筑起一層層防護網，阻止病毒攜帶者的流動。

　　但是，這些措施仍然不可能做到疏而不漏。4月24日晚由北京返回青島的馬先生告訴記者，他在北京站和火車上都沒有受到任何檢查。這顯然不能阻擋馬斌和馬思成們流向各地。

　　相比于航空部門，鐵路部門的防范措施則要被動得多，大規模的客流量使得事前對每名旅客進行檢查非常困難，而途中巡查和事后追查也難免被動。目前，已有多輛列車在運輸途中因發現“非典”疑似病人而延誤。這就更加證明了人們的擔心。

　　于是一些非常規的補救措施開始被采用。繼甘肅省疾控中心和青海省衛生廳對外發布公告，要求乘坐過17日北京至西寧的T151次列車和18日北京至蘭州的MU2112航班的旅客接受檢查后，在江蘇、湖北和寧夏，至少有四次列車和一個航班的旅客被緊急“召回”。此前，人們只在電影《卡桑德拉大橋》中見到這樣的情形。

　　在越來越多的地方，開始對來自重點疫區的人員進行嚴格的限制。在另一個令人擔憂的重鎮上海，政府已下令“嚴防死守”，規定對所有入滬人員進行檢查，并且要求來自北京等地的旅客在酒店中住同一樓層。很多地方已經規定，對來自北京的人要進行登記和體檢，并且限制員工到北京旅行。

　　“這些措施的效果目前還很難評估，但現在能夠做到的也只有這么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副所長盧金星說。

　　實際上，從目前的形勢來看，要防止如此大的一個國家里人口流動帶來的疫情擴散，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這完全不同于彈丸之地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情形。

　　而且，如果把各大城市隔絕成一個個“孤島”，也將使經濟陷入窒息。4月24日，北京和太原都否定了“封城”的傳言。

　　“人口流動與疾病傳播的確存在一種‘正相關’的關系，但是要正確把握控制疾病和限制人口流動之間的尺度，”盧金星說，“沒必要太恐懼，但應該減少不必要的差旅。”

　　“我們并沒有全部取消旅游，而是主張不要全國性的大面積流動，提倡大家在本地旅游，但是也不希望大家都關在房子里。”衛生部副部長高強的言論似乎也反映了中國政府這樣態度：政府正在做出艱難的選擇，避免因控制人口流動帶來的過多的損失。

　　最焦點：守住校園堡壘

　　4月23日，北京市170萬名中小學生放學回家后，“興高采烈”地向家長們報告一個“好消息”：“明天起不用上課了！”

　　在為期兩周的停課期內，他們在家做作業，每天打電話向老師報告身體狀況。但令人沮喪的是，他們被家長要求呆在家里，不能到處亂跑，“因為外面有非典”。

　　在此前后，北京的部分高校開始停課。在山西太原、內蒙赤峰和呼和浩特的中小學和幼兒園也相繼停課，大學也部分停課或封校。

　　4月23日，教育部發出通知說，經當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批準，學校可以調整假期或停課放假。

　　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典”肆虐之初，停課是一個標志性的關口，顯示情勢已進入非常嚴峻的階段。

　　雖然有人質疑是否有點草木皆兵，但醫學界人士卻對這些緊急行動持贊許的態度：“如果政府此時不采取任何措施才是最可怕的，”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人士說，“停課等諸多看似極端的行為不意味著“非典”已經肆虐，目前對學校采取的都是超強度的保護措施，是未雨綢繆。因為有這些措施，才可能最大程度地保證學校遠離非典，以至保證整座城市遠離非典。”

　　“有聚集性人群的區域是“非典”病毒最可能傳播的地方，”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人士說，“而學校無疑是最具聚集性的地區。如果不對學校采取嚴密的保護措施，會導致‘非典’的大面積傳播。”

　　一所學校會聚集成千上萬名學生，吃飯、住宿、上課，進行各種活動與聚會，都是集體行動。學生還與社會有著廣泛的接觸，逛街、娛樂、回家看望父母等。凡此種種，一旦一名學生患上“非典”，帶給周圍人的可能性，要比一名普通工人、“坐班”的白領或者退休老人等大得多。

　　另外，學校向來在中國具有特別意義。一個學生的安危，不僅牽動眾多親人的心，一旦疫情在學校蔓延，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因此是一個顯著的人心風向標。學校成為各個城市保護的重中之重。

　　但另一方面，政府也擔心，高校一放假，回家的學生們可能將“非典”擴散至外地，或者把校外的“非典”帶回來。因而教育部又說，學生、教職工應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外出，“五一”長假在學校及當地休假，不外出旅游，外地學生不離校回家。

　　但顯然這一措施并未得到所有學生的理解。在山西208國道上可以看到，長途班車上還有不少帶著口罩回家躲避“非典”的學生。

　　最危險：SARS向農村和西部蔓延

　　定西縣位于甘肅中部，是中原通向西北的交通要道，素有“蘭州門戶，甘肅咽喉”之稱。

　　馬斌和馬思成的回家打破了這個縣城素來的寧靜。

　　當“非典”驚擾著城市時，那些缺乏足夠信息和文化知識的打工者，成了這些城市里最盲目的群體。他們中的許多人選擇了“走”為上計，紛紛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家的打工者和日常的流動人群一起，成了病毒潛在的最大載體，向小城市、農村和偏遠地區傳遞著危險。北京各大醫院里都有許多從外地農村來做“護工”的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已辭工返回老家。而在目前的“非典”個例中，因為陪護過“非典”病人或者在醫院呆過而被傳染的不在少數。那么，非典型肺炎目前在農村的發病率到底有多少？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研究所的彭國文先生說，該省農村的發病數字在整體發病人群里占的比例很小，粗略估計可能為2%左右，非典型性肺炎還沒有在農村擴散的跡象。

　　不過，WHO仍然對貧窮的中國農村和西部面臨的威脅表示極度擔心，該機構新聞發言人湯普森說，世界衛生組織尤其對中國西部地區受到非典型肺炎的感染感到擔憂，因為醫療資源匱乏的西部省份有效遏制非典型肺炎傳播的能力有限。

　　面對嚴峻的形勢，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宋文治教授指出，傳染病以前一般多數發生在農村，由農村包圍城市。但是近年來傳染病卻多在城市起源，像1988年上海爆發的甲肝和此次的“非典”，都首先在經濟發達地區爆發，然后由中心城市向農村擴散。隨著社會發展，人口流動加大，城市向其他地區擴散病情的情況更加明顯，控制起來愈加困難。

　　1962年廣東陽江縣發生霍亂和1965年北京房山爆發流腦時，流行病學專家莊輝都曾親歷。她認為在上世紀60年代這種情況很容易控制，但在今天，一切都開始變得不容易。隨著城市人口流動的加速、打工人群的急劇膨脹，疫病由城市向農村傳播的幾率大為增加。

　　北大醫學部朱萬福教授說，對于農村來說，一是農民經濟上無法承擔，有些人即使染病也不愿就醫；二是多數縣鄉衛生院沒有救治“非典”病人的條件。治療“非典”病人需要用激素、輸氧和專門的隔離病房，這樣的條件許多農村的醫療診所難以達到。一些專家指出，如果“非典”擴散至農村，后果是災難性的。

　　莊輝教授的觀點較為樂觀，她說流行病學的研究表明，有了疫苗以后，由于普及率低，農村的感染人數會多于城市。但是在沒有疫苗之前，疫病在農村和城市的流行速度是一樣的，農村甚至可能由于人口密度小而更少一些，因為它很少有城市里的幼兒園、學校等這樣人口高度密集的場所。衛生部副部長高強代表著來自高層的聲音，他說因為中國農村農民的收入相對城市來講比較低，農村的醫療條件相對城市來講也比較差，而且農民的自我防護意識相對城市來講也比較低，一旦農村發生疫情流行，“后果就非常嚴重”。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政府目前最擔心的問題就是“非典”最終向農村擴展并失去控制。而在一些農村，已經陸續開始出現SARS病例，沒有人知道這一切什么時候會停下來。(孫展 邵軍 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