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戰爭、霍亂、自然災害爆發時，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因此，在危機中政府準確定位非常重要。危機的發生往往會引發我們對政府職能的思考。從“萬能政府”到“有限政府”

　　我們應該強調“有限政府”的觀念。SARS之所以蔓延，很大程度上是由傳統的“萬能政府”觀念所造成的。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是人民的國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這使得政

府“全能主義”得以形成。傳統體制要求人民的政府將人民的生老病死全都包了，這種觀念根深蒂固。經過了二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我們的國家進入市場經濟之后，政府、市場、個人等主體應該有各自的邊界。政府應該是一個有限的政府，這就是市場經濟的精髓。實際上，自亞當·斯密開始西方就已經提出了這樣的忠告。

　　然而，“有限政府”觀念并不容易被接受。一旦遇到諸如SARS這樣的突發事件，我們的政府或多或少還抱著原來的觀念，假設自己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一旦問題解決不好，政府就不會對公眾公開該問題，擔心其形象受到影響。因此，我們經常看到的都是好消息，不好的消息不會公布。西方政府的做法不同。不論是“9·１1”還是“9·１1”以后發生的一些突發事件，西方國家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公眾公開所了解的所有信息。

　　實際上，許多問題政府未必能夠找到答案，如金融風險、投資風險等等。所以說，現代政府盡管有維護公共安全的責任，但政府不可能是萬能的，不可能提供絕對的安全。因此，我們必須承認政府的邊界。如果政府還追求“政府萬能”的神話，這種神話或者說萬能的觀念，在有限政府狀況下會導致更大的風險。我們的政府還沒有真正把自己作用的邊界、個人應承擔的風險劃清楚。我們經常會面對一些突發事件，社會應該有這樣一個觀念：風險是無處不在的。在這種情況下，現代政府相對于傳統政府，觀念上應該有一個轉變。這場危機對政府來說是一個改變觀念的契機，也是我們重新認識政府職能的機會。危機到來時，大家都非常關注政府的行為。只有我們對政府觀念重新加以認識，政府行為才能更理性化，與公眾共渡難關，共擔風險。

　　建立高效信息資源管理

　　SARS事件暴露出政府反應能力的一些缺陷。在應急系統建設方面，中央對此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這里就包括了衛生部的應急系統建設。我認為，在應急系統的建設方面，我們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了硬件的建設上，對觀察點、醫院等醫療條件的改善很多。但是，政府在應急系統的信息資源管理建設上重視不夠。在春秋戰國時期，烽火臺的使用表明信息系統建設的重要性得到很好的體現。只有在信息及時充分的情況下，才能制定出正確應對危機的措施。從國際大趨勢來看，一些經濟體已經開始從工業化形態向信息化形態過渡，這時政府的管理方式也在發生相應的變動。美國、英國等一些國家，已經把信息資源列入最關鍵性的戰略性資源。對這個資源管理的好壞，實際上決定了政府反應能力的高低。在這次SARS事件中，政府的反應能力之所以很差，一方面原因在于衛生系統基礎設施比較少，這是現實，比如說西部的條件就很讓人擔心；另一方面，政府更缺乏信息資源的觀念。以前我們對政府信息資源管理方面進行過研究，結果發現，目前政府機構對自己的信息資源沒有基本的把握。這就像一個沒有書架的圖書館，你可以想象圖書館沒有了書架，所有的書攪在一起會是什么樣子。當信息資源管理系統出現問題時，政府沒法收集準確的信息，也沒法分析信息，當然也就沒法公開信息了。

　　所以說，SARS事件給我們一個教訓，我們在強調重視建設公共衛生系統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建設一個有效的政府信息資源管理體系。如果沒有這樣的體系，我們不僅在衛生領域、在流行病這樣的問題上要吃虧，在所有的問題上都會吃虧。美伊戰爭中美國大力打擊了伊拉克的信息系統，這個事實也說明信息系統的重要性。然而就中國目前的情況來說，在政府很多機關里這個系統的建設嚴重不足。比如說，當我們的機關處理行政審批事項時，很多機關發現理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權力。再比如說，給某些政府機關打電話咨詢一個問題時，你會發現在同一個辦公室的不同工作人員會給你不同的答案。

　　所以，通過SARS這件事情，我們的政府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公共信息管理系統，而且要建立健全信息的發布機制。與此相對應的是，要加快立法的步伐，盡快制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

　　中國在現代信息技術硬件的建設上很有成績，在網絡設施建設上我國位居第一，但是我們對這些硬件設施的利用率非常低，這就好比高速路建得非常好，但有路沒車。信息就是網絡高速路上跑著的汽車。所以我們要加強國家立法，推動政府的透明化，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要盡快制訂出來。打破事故處理中的惡性循環

　　從這個事件當中，我們也應該反思一下怎樣來處理事故。社會充滿事故，這是毫無疑問的。因此，一個良好的處理事故的機制就顯得非常重要。需要反思的是，我們現在處理事故的機制，實際上陷入了惡性循環。美國聯邦政府大法官Breyer曾著書《打破惡性循環》，對事故問題進行了專門研究。在這本書中他指出，在世界上大多數事故的處理上政府和人民的關系都出現了惡性循環。中國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在中國發生的事故很多，但被放在聚光鏡下的事故往往只是大家都意識到、或者媒體最關注的事故。媒體也好，大眾也好，他們看到的事故實際上是所有事故里很小的部分。比如說煤礦爆炸會引起媒體和政府的極大關注，但實際上在所有的安全生產事故里，造成死亡最多的是交通事故。但是這樣的事故不能引起政府決策者的關注，政府決策者實際上是根據媒體和公眾的反映來處理事故，因而產生了惡性循環，使我們把巨大的資源投入假想的事故或者說沒那么嚴重的事故。社會資源是有限的，有限的資源放在這部分事故的處理上，看起來是解決了事故問題，實際上帶來了更大的問題。

　　從SARS這件事來說，政府如果把有限的資源全部放在SARS上，防治其它疾病的力度會顯著減小。這樣會造成資源配置、實際降低事故的效果不理想。因此，我們有必要從法學、從經濟學角度研究這個問題，研究一下怎樣最好地利用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