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建華：現代社會、政府和國民仍未成型

　　關于SARS事件，我要強調“三個務必”：務必不要忘記，我們的社會還沒有成為真正的現代社會；務必不要忘記，我們的政府還沒有成為真正的現代政府；務必不要忘記，我們的國民還沒有成為真正的現代國民。

　　首先，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社會的復雜性、開放性和多變性已經很突出，國家處在轉軌過程中。這次SARS事件清楚地表明，我們的社會還遠沒有形成一種新的秩序，不管是在經濟層面還是政治層面都是如此。最主要的證據就是社會還充滿著很大的不確定性，這也常常讓我們這些研究中國社會趨勢的學者大跌眼鏡。1998年年底，我們對可能影響1999年社會穩(wěn)定的一些人群的動向進行過研究，也得出了一些預測，但結果證實我們并沒有預測到那一年對社會秩序影響最大的不穩(wěn)定人群。去年我們也做過關于2003年社會狀況的預測，現在看來，不能說是預測準了。SARS事件就是一個突發(fā)事件，這樣的事件往往很難預測。如果社會中有那么多的不確定因素，就不能說這個社會是成熟的，這個社會與一個現代社會所應該具備的基本的確定性還相差很遠。一個公共衛(wèi)生事件演變成為一個更大的社會經濟事件，其中一定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在起作用，有時候我們甚至對這些因素的走向感到無能為力，這種現象很令人擔憂。

　　其次，從我們的國民在這場事件中的表現來看，無論如何不能說國民具備了現代意識。從對這次突發(fā)事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國民在四個方面表現得不成熟。第一是對相關信息的基本辨析能力方面，國民在沒有對一些信息的真?zhèn)伪鎰e清楚的情況下，就開始胡亂猜測，快速地傳播著各種不安。2月中旬，廣東媒體在反思廣東出現搶購現象時，就指出過這一點；第二是專業(yè)知識方面，我們不能要求普通人具有完整的專業(yè)知識，但認為具有日常生活常識就足夠的觀點也不正確。現在看來，只具有常識是遠遠不夠的。在一個越來越復雜的社會中，國民只具有常識不行，專業(yè)知識又不可能完全具備，我們的國民就需要有超越于常識的一些準專業(yè)知識。近年來，國民在一些外交事件、社會群體事件等方面，因為不具備準專業(yè)知識，僅憑常識做事，經常有可笑的言行舉止產生；第三就是穩(wěn)定的心理素質方面，突發(fā)事件最能反映國民的心理健康程度。所謂滄海橫流，方顯百姓本色，這就是在現代社會中現代心理素質的表現方式。在這次SARS事件中，我聽到一些人的議論，反映了相當一部分人過于焦慮、不安和慌亂的心理；第四是行為取向方面，在突發(fā)事件面前，我們要做很多應對行為。搶購是不正常的，是國民對自身處境做出的某種過激反應。采取這種行動固然有很多理由，但我們不能把這種行為看成是成熟的表現。因此，SARS事件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我們國民的素質還遠遠沒有現代化。

　　最后，我們的政府還沒有成為現代政府。就現階段來說，我們對政府現代化的要求并不高，但是在SARS事件的前一階段中，政府作為之遲緩還是超出了我們的預料。美國的官員曾談到過“蓋屁股”理論，也就是說：一旦出現問題，政府應該全力解決問題。政府能不能迅速解決危機是能力的問題，但如果政府要“蓋屁股”，就成了一個政治責任問題，涉及到政府的基本信譽。在SARS事件初期，政府有過激反應，這種反應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先掩蓋問題。這是前現代政府的做法，現代政府應對突發(fā)事件時首先要做的是，對基本的信息及時公正、充分披露，因為這事關千百萬人的生命安全。基本信息及時和充分地披露是一個現代政府應該承擔的任務，是一種政治責任，從國民的角度看，這是一種知情權。瞞報或遲報就意味著提供了虛假信息，會加劇國民的心理混亂和行為過激。北京要打保衛(wèi)戰(zhàn)，稱其為打人民戰(zhàn)爭也沒錯。但是打人民戰(zhàn)爭不是把責任全部推給人民，政府在其中起什么樣的作用應該十分明確。我要強調的是，政府對國民、對社會要有一種政治責任。

　　這三個務必提醒我們，不但在SARS事件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在后SARS時代我們也應該認真地想一想，社會如何才能健康發(fā)展，國民如何不斷提升素質，政府如何變得更理性和更有政治責任感？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民和我們的政府都還面臨著許多新問題，這些問題需要認真研究，不是用一兩句口號就可以認識清楚的。社會突發(fā)事件確實給社會學家提供了研究現實問題、發(fā)表自己看法的良機。其實這不僅僅是社會學家的事情，很多政治學家、行政學家近幾年來一直在呼吁，政府應該在關注經濟事務的同時更多地關注社會性公共事務。現在看來，這個呼吁是有強大的警示性的。這三個“務必不要忘記”，也就是在強化這種警示性。

　　毛壽龍：危機沖擊治道變革

　　SARS危機發(fā)生之時，也正好是中國政府實現治道變革非常關鍵的時候。政府治道變革，使中國經濟發(fā)展有了廣闊的空間。但由于這一過程尚在進行之中，轉軌期間的很多問題導致SARS出現后沒有及時得到控制。而當問題嚴重起來時，我們又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終于導致SARS發(fā)展成為嚴重的傳染病問題。

　　首先，從政府職能轉變角度來看。最近若干年，政府職能開始逐漸從經濟建設走向公共服務，比如為市場經濟發(fā)展提供法律和制度基礎、建設政治文明等等，城市市容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政府工作基本上還是以經濟為中心。在這樣的背景中，SARS危機發(fā)生了。SARS是一種新的傳染性極強的疾病，各級政府最初一直以經濟工作為中心，并沒有給予其充分的重視，一心確保今年的經濟增長。隨著SARS問題日趨嚴重，各級政府逐漸認識到需要將其當作重要工作來抓，并且開始把經濟工作暫時放一放，甚至放棄五·一黃金周。這一過程是痛苦的，同時也是正確的。如果自此開始，政府能夠實現進一步職能的轉變，加強管理公共事務、解決公共問題、提供公共服務，讓社會發(fā)展跟上經濟發(fā)展，即使今后再有類似SARS的傳染病發(fā)生，政府也可以應對自如。

　　其次，從政府行為法制化的角度來看。政府行為法制化的現狀是：行政命令依然發(fā)揮著主要作用，但其作用正在減弱；法制正在發(fā)揮作用，但還沒有成為政府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主要框架。就SARS問題來說，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之后，1989年中國政府制定了傳染病防治法。該法律規(guī)定過于集權，只有國務院才有權增加甲級傳染病，衛(wèi)生部才有權增加乙級和丙級傳染病，省政府沒有任何權力根據當地的情況增加新的病種。這使得SARS在廣東出現之后當地政府無法立即按照法律運作來控制傳染病，失去了時機。

　　第三，從政府權力分化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的發(fā)展，依賴于越來越分權的簡政放權改革。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相互競爭，促進經濟發(fā)展。不過，這樣的自主權是不確定的。地方政府在經濟上的自主權一般比較大，在公共問題上的自主權比較小，而且地方也沒有積極性通過各種辦法去贏得自主權。中央與地方在公共問題上的不確定關系，中央在這一領域的高度集權，使得全國各地都面臨公共事務管理投入不足、公共問題層出不窮的問題，對公共問題的解決在財政、人員、組織等各個方面并沒有給予足夠的保障。在公共服務領域里，除了城市建設和市容之外，在衛(wèi)生、科研和教育等各個方面，并沒有實實在在的投入和發(fā)展。現在發(fā)生的SARS，雖然變成了全國性甚至是世界性的問題，但病人的隔離治療、疑似病人的觀察和識別、隔斷進一步的傳染機制、治療病人基本上還是當地的公共問題。高度集權的公共問題處理和公共服務處理機制，與高度地方化的公共問題和公共服務需求，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也是SARS問題越來越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從政務信息的角度來看。政務公開，政府提供有關傳染病的準確信息，成為人們最關心的問題。近幾年政府一直在基層推行村務公開、縣鄉(xiāng)政府政務公開、校務公開等，人們對此形成了共識，并且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不過，這一運作還沒有到達省和中央政府的層次。另外，政務公開往往與新聞密切相關。今年新一屆政府上臺后，新聞改革開始展開，美伊戰(zhàn)爭報道是一個進步。不過最初在處理SARS事件報道時，考慮到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政府進行了控制。由于正規(guī)信息不足，人們開始依賴私下的信息傳播。4月20日以后，中國政府開始毫無保留地每天向國際組織和國內公民公布全國各地的SARS疫情，并且包括疑似病人的數字。這一數字或許可以滿足國際組織的需要，但無法滿足當地百姓的需要。SARS問題主要是一個地方性問題，向國際組織通報信息的同時也向當地百姓提供更為詳細的信息非常重要，政務公開開始運作，但制度化的公開尚未形成，政府不知如何根據老百姓的具體需要來公開政務，是此次SARS危機蔓延的重要原因。

　　第五，從國際與國內接軌的角度來看。過去我們一直實行國際國內雙重標準，國內和國際價值標準的差異，是用行政方法人為造成的。如果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差別很大，雙重標準還可以順利實施，并把國內問題控制在國內。而這次SARS事件的處理首先在香港就運用了國際標準，與內地處理的標準一對比，國內標準和國際準則之間的巨大差異就顯現出來。如果中國不以國際標準來處理SARS事件，把控制SARS當作重中之重，勢必導致極大的國際問題，進而影響國內經濟和社會的發(fā)展，也嚴重影響中國政府的國際形象。

　　第六，從政府與醫(yī)療服務關系角度來看。中國政府對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一直實行高度集權體制。在這個體制中，政府全程控制醫(yī)生，包括醫(yī)療服務的勞務價格、每天的處方量、全年的處方量等。政府高層決策者對落后的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沒有直接感覺，醫(yī)療衛(wèi)生經營者嚴重依賴政府資源從事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作為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消費者的公民對政府沒有影響力，對醫(yī)院的醫(yī)療服務也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權和監(jiān)督知識。在這種情況下，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的發(fā)展嚴重落后。落后于經濟發(fā)展水平的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自然很難緊急應對來勢兇猛的SARS危機。

　　最后，從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來看。過去我們實行單位制社會，國家通過單位就可以打贏人民戰(zhàn)爭。但現在社會發(fā)生了轉型，單位多樣化，出現很多新的事物。很多單位與政府不再有財務關系，也不再有直接的行政隸屬關系，即使有黨組織關系，其關系也非常松散，無法直接進行命令，口頭傳達內部機制也失去了很大的效用。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要與松散的人群一起打贏SARS是很困難的。社會發(fā)展跟不上經濟發(fā)展還表現為：社會組織的發(fā)展、社會資本的發(fā)展跟不上經濟發(fā)展。城市里的社區(qū)居委會建設、小區(qū)業(yè)委會建設、專業(yè)化公共服務組織網絡、社區(qū)醫(yī)療服務體系、各種各樣的NGO或者NPO等，一直發(fā)展不力。這種情形雖然減少了政府管理的麻煩，但也使得政府在緊急時期缺少很多幫手。當SARS蔓延開時，除了政府和醫(yī)務人員，老百姓并沒有自發(fā)組織起來采取積極動作，除了恐懼和絕望，就是洗洗手、戴戴口罩、消消毒。一個具有正常市場經濟結構的社會，政府可以放手經濟發(fā)展；同樣，一個社會基層結構充分發(fā)展的社會，政府也應提供高質量公共服務，處理緊急公共問題。

　　總之，SARS挑選了一個不適當的時候在中國蔓延，對中國政府、社會和公民提出了嚴峻的挑戰(zhàn)。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社會和公民同舟共濟、共同努力是非常重要的。政府需要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把工作更多地轉移到公共事務管理、解決公共問題、提供公共服務方面來。政府需要依賴行政機制來解決問題，但更重要的是，要依照法制的軌道來運作；政府應該更多考慮根據百姓需要來提供政務信息；在權力配置上，中央政府應該給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權，給醫(yī)療衛(wèi)生系統(tǒng)更多自主權，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同時給社會組織結構的發(fā)育以重要的空間。

　　趙曉：從萬能政府到有效政府

　　SARS危機決不是一件好事，但它有可能提供一個契機，使轉型中的中國政府開始學會管理市場經濟中必然會出現而且經常會出現的不確定性(包括瘟疫、金融危機、證券危機、自然災難、社會矛盾、外部爭端等)，并逐漸轉型為現代政府，成為能夠適應未來可能經常出現的各種不確定性變化的有效政府。

　　政府應通過制度化的建設逐漸成為這樣一個現代政府。不過，政府不要企望成為“萬能政府”，也不要指望能很快成為這樣一個現代政府。就當前的情況來說，好政府未必是理想化的政府，而是在當前約束條件下做得最好的政府。現在政府更多地利用了行政力量而不是通過制度來處理這場危機，這在一定程度上難以避免。民生第一

　　這次SARS危機使得政府對人生命的關注第一次超過了對GDP的關注。這是一個好的開端。我以為現在到了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口號賦予與時俱進的、新的內涵理解的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相對于“以階段斗爭為綱”顯然是偉大的進步，但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我們的實踐中變成了簡單的“以GDP為中心”，以及“以GDP增長為考核干部政績的中心”，發(fā)展是硬道理變成了增長是硬道理，從而出現偏差。

　　實際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有更本質豐富的含義。我們要認識到，當初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真正含義，其實質是尊重人的生存和發(fā)展，因為當時最主要的社會矛盾是人民群眾對物質生活的需求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現代市場經濟下的政府沒有一個是以GDP為中心的。因此，從長遠來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口號應該有進一步的發(fā)展，與時俱進，向以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公民的福利為中心過渡。經濟建設的基礎是人，對人的尊重應該在“一個中心”中得到更多的強調。

　　令人欣喜的是，在SARS危機的影響下，中國政府有了很多好的變化。第一，最高領導人親臨第一線，顯示出極好的親民形象，表達出新一代領導人對生命的無上關心；第二，對于SARS的新聞報道和評論有很大進步。如果對于SARS危機都可以放開，相信今后對很多事情的報道也會更放開，中國的新聞輿論會更進步；第三，監(jiān)測系統(tǒng)和應急機制正在建立，這是制度化建設的努力；第四，“揮淚斬馬謖”的快舉讓人們看到政府“治典”的決心，對于只重視GDP、不重視民生的人，以及習慣不說真話、習慣瞞和騙的官員來說有震懾作用，對于恐慌是極好的治療良藥。政府公信力

　　對恐慌傳言的控制和引導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其中政府的公信力對于恐慌傳言的抑制有很大的作用。政府公信力強，政府的任何聲音均會成為及時消除恐慌傳言的鎮(zhèn)靜劑。反之，如果政府公信力不足，或者恰恰相反，人們對于政府的聲音總是從相反的方面去猜測，則恐慌傳言很難得到及時、有力的遏制，市場就會出現可怕的扭曲。政府公信力可以說是市場賴以良性運行的稀缺性資源，建設一個有公信力的政府是保障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條件，也是市場經濟變革中政府改革面臨的一大挑戰(zhàn)。

　　首先，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依賴于制度建設。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后，美國政府成立了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其目的是避免銀行信用恐慌蔓延導致金融危機；此外，政府還建立起社會保障制度，以消除人們因為失業(yè)恐慌而出現的消費不足。這些制度的建設，向民眾傳遞了一個信號：口說無憑，以此為據。從此美國再也沒有發(fā)生過類似大蕭條式的危機，即使在“9·１1”后，美國的金融以及整個美國經濟仍然表現出驚人的穩(wěn)定性，制度合理乃首功一件。

　　其次，政府公信力有賴于政府率先做到誠信。一個朝令夕改的政府，是決不會有公信力的。政府必須令出必行，言而有信，才能建立起強大的公信力。在恐慌發(fā)生時，政府的話語具有權威性，從而有力地避免傳言的扭曲和恐慌性危機的惡性蔓延。

　　再次，政府的公信力還取決于政府是一個民意的、可監(jiān)督的政府。當政府缺乏公信力時，人民應有權利進行監(jiān)督和批評，并督促政府不斷提高公信力。惟有如此，人民才能相信公仆是真的，公仆的話也是真的。

　　最后，建立民間資信系統(tǒng)，與政府資信系統(tǒng)相競爭，逐漸在競爭中建立起政府資信的權威性，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條件。不能認為，政府壟斷了所有的信息資源，政府就具有了公信力。恰恰相反，政府資信的強大和自信必須建立在民間資信強大的基礎上。過去人們對國家統(tǒng)計局的預測缺乏信任，但在政府放任民間作宏觀經濟預測后，統(tǒng)計局的預測反而變得更加權威了。

　　在本次SARS危機中，到目前100多人的死亡居然差一點引發(fā)一場全局性的危機，這無論如何是值得反思的。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曾言：“我們惟一必須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我們也許無須為市場經濟中的恐慌感到恐懼，但的確有必要冷靜地從中學習如何應對。不確定性的沖擊

　　本屆政府正面臨著一個極好的機會，當前中國經濟正步步高漲。一季度我國GDP增長了9.9%。經過季節(jié)調整，一季度工業(yè)生產的環(huán)比增長速度達到了6%以上。如果維持這樣的增長態(tài)勢，我國全年可以達到20%以上的工業(yè)增長，這相當于中國經濟增長最快時(1992-1994年)的情景。從工業(yè)增長與國民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來看，如此高的工業(yè)增長預示著一個相當高的GDP增長，預計今年GDP增長應該在10%以上。即使考慮到SARS等不利因素，中國GDP也將有極大的可能性在2003年達到9%的增長率。

　　就在這樣良好的經濟走勢下，SARS爆發(fā)了。SARS事件這樣一個外部沖擊會不會改變中國經濟的增長趨勢呢？

　　我認為，SARS危機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就像在熊熊燃燒的大火上潑了一小盆冷水，近期影響不至于太大。但我們必須認識到，SARS事件正使我們遭遇一場“不確定性危機”。

　　SARS事件對經濟的最大影響不是疾病的傳染，而是恐慌的傳染。SARS危機是經濟學所稱的典型外部沖擊，它帶來經濟生活的不確定性，并對人們的投資、消費信心造成沖擊。沒有人知道SARS會持續(xù)多久，影響有多大。艾滋病、交通事故等造成的傷亡雖然比SARS多，但它們都是確定的因素，并不那么可怕。不確定性對經濟來說才是最可怕的。

　　在通常情況下，社會制度(包括正式規(guī)則和非正式規(guī)則)是穩(wěn)定的，人們的預期也是穩(wěn)定的。這時供給和需求在正常的范圍內波動，經濟運行相對安全、平穩(wěn)。但如果突然遭遇恐慌傳言，人們的預期就可能發(fā)生完全不同的變化，一部分人本來持有的信心會突然崩潰，供給和需求行為也因此出現嚴重偏差，使本來穩(wěn)定與均衡的市場在恐慌的“沖擊”下演變成一場經濟危機。危機的“自我實施”與“自我消解”

　　現代市場經濟搭建起了最先進的信息平臺，再加上金融創(chuàng)新不斷，貨幣飛速在不同地方及國家間流動，恐慌因此具有了強大的殺傷力。在“信息化＋金融化”的時代背景下，恐慌或者說信心危機甚至具備了“自我實施”的可能。也就是說：如果大家都相信危機會發(fā)生，并且因此采取行動，危機就會真的到來。亞洲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自我實施”的危機：索羅斯點燃了泰銖的導火索，并大肆散布泰幣的恐慌性傳言，但其目的主要是想在泰銖上獲利。而當人們都開始相信這場危機將蔓延至亞洲時，危機便大大超出了索羅斯的預料和控制，最終以多米諾骨牌式的效應擴散至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反而使得索羅斯本人同樣損失慘重。

　　我們也應該看到，市場自身具有一定的糾偏及克服恐慌性危機的能力。其一，市場信息傳播快，決策分散，有利于克服應對突發(fā)性的需求。例如在這次廣東SARS傳言中，人們對板藍根等物品需求猛增，不過由于市場反應奇快，商家閃電式的組織貨源在相當程度上有利于人們克服恐慌；其二，民眾對于恐慌經歷的學習也有利于克服恐慌。自1988年搶購風以來，盡管還出現過若干次的政府調價，卻再也沒有出現過恐慌性搶購風潮。究其原由，在于中國百姓已從1988年的搶購風潮中得到了“學習”，建立起“適應性預期”，避免用過激的方式作用于市場。美國經濟相對較穩(wěn)定，美國公民不輕易受恐慌傳言的侵襲，也在于這個國家的民眾經受過許多市場大風大浪的洗禮。從這個角度上講，中國社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恐慌性傳言，經歷由此引發(fā)的經濟和社會沖擊，乃是政府和民眾走向成熟的必然和必要，實不必過于大驚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