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進步的動力-茅于軾(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北京每天有1到2個人死于交通事故，沒有人覺得擔心，現在SARS的致死率可能也就是比這個高一點，人們不應當過度恐慌。

　　中國政府此次撤換了兩個部級高官，這在和平時期的中國是空前的。這表明，中國的

改革需要環境壓力，壓力對于中國改革的推動特別重要。事實上，從人大到憲法，我們的一切制度本來就都是從別人那里學來的。輿論公開化、透明化，這的確是一個進步。

　　當然，不能指望這次SARS一個事件就會長遠地改變我們。但是要看到，能夠接受壓力，應壓力而改變，這就是進步。

　　希望這個事件能盡早得到解決。我對態勢的發展還是比較樂觀。SARS事件不會對中國社會造成深遠影響，平安的社會也會面臨突然襲擊。

　　莫以經濟論影響-張維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

　　這是一次誰都預想不到的災難，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恐慌——這種影響可能比1998年的洪水災害還要嚴重。這次疫情也表明我們社會預防自然災害的能力其實是非常薄弱的，我們的生存系統也是非常脆弱的。

　　僅僅討論這場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是不夠的。因為這涉及到生命和安全受到了很大的威脅，而不是一個經濟損失多少的問題。畢竟，經濟發展的意義是為人類帶來幸福。或者可以這樣說，如果能夠換來沒有這場災難，今年我們中國經濟零增長，甚至出現負增長，我也覺得是值得的。

　　從政府工作來講，很重要的一項就是信息發布與應急處理，這方面我們應該可以處理得比現在更好一些。廣東一出現疫情，如果能夠及時處理的話，事情可能不會蔓延到這么嚴重的程度。最初報告數據的不真實，能夠反應出我們體制中的一些問題：壞的消息被隱瞞了，但是傳染病一隱瞞，大家重視不夠，就會導致傳染的人越來越多。

　　不同的信息對決策的影響是不一樣的。我們的體制應付一些常規性的事件還馬馬虎虎，但是應付一些非常規的事件就顯得力不從心。

　　當然，這次疫情本來就難以應付，只是我們應該可以做得比現在更好一些。還有一點非常的重要，就是這件事將考驗政府在民眾中的公信力。至于民眾的反應，一開始大家都不以為然，現在意識到問題越來越嚴重，可能也會有些過分的恐慌。

　　全球化使得疾病傳染的速度加快，影響的范圍更大，對此我們沒有辦法。全球化讓我們在得到相應好處的同時，也使我們越來越相互依賴，每一個國家變得越來越脆弱。遇到這樣的事情(SARS)，只能大家同心協力，共同努力。我們能否真實地報告、正確地處理這次疫情，將不僅是給本國帶來傷害的問題，也是對其它國家的責任問題。

　　非常感謝我們的醫護人員。比起士兵上前線，他們在這場疫情中需要更大的勇氣。因為醫護人員感染，他的家人也就容易感染。

　　向公眾傳播正確的資訊-茅道林(新浪網首席執行官)

　　我們對SARS爆發的情況相當關注，對其嚴重性和預防方面的措施也在逐步認識。對于一個企業來講，現階段最重要的是保證員工的安全。由于新浪在大中華地區的幾個中心城市都有辦公室，所以，在廣東省就SARS召開第一次新聞發布會后，我們就給香港、上海、北京和臺北的員工發了通知，告誡大家一定要重視嚴防。

　　很重要的一點是，新浪作為一個網絡媒體在SARS戰役中還承擔著社會責任，我們要把政府發布的SARS相關信息及時在網上公布出來，向公眾傳播正確的資訊，宣講關于SARS的科學知識，體現新浪作為一個媒體的社會關懷。這一點從新浪網站開設SARS專題以來的流量增加就能完全體現出來了。

　　在目前的情況看，我們的要旨是做好SARS感染者的治療和救助工作，盡力降低死亡率、切斷傳染源，控制蔓延的態勢；在將來，當SARS戰役結束時，對由此產生的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關系的探討會更準確，也會更有價值。

　　減少非典型精神問題-張樹新(盛華元通國際投資管理公司總裁)

　　SARS是我們在為十年的政治、經濟改革不均衡發展付出代價。在過去10年里，我們過多地追求以經濟建設、以GDP為中心，這些成了考核官員的硬指標。我們現在應該回歸政府職能的本意——公共管理責任，這應該是市長們的第一要責。公共管理體系的滯后使得我們的市長像大前研一形容的只是“中國有限公司的總經理”。這次事件應該引起我們的警醒，除了GDP外還要考慮得更多一些。在過去兩個月里全是GDP、FDI、小康社會這樣的字眼，我們現在應該對“小康社會”重新詮釋。這次事件也同時凸顯了工業社會和自然界之間的激烈沖突，這是自然對人類的一次報復。

　　這樣的非常事件由于不可知而使經濟停滯，但更重要的是民眾和傳媒在這期間表現出的不成熟。我2月份去了廣東，3月份在香港，現在在北京，我看到的是陽光明媚的北京街頭行人稀少，聽到的是傳媒關于通風好還是戴口罩好的討論，甚至還有中藥吃多了中毒的事情。這個時候充分暴露出人類脆弱的一面，也是人類容易失去理性的一面。人類在貪婪的時候容易失去理性，比如互聯網泡沫時代；在恐懼的時候也容易失去理性，比如這次非典型肺炎。傳媒在充分通告事實的同時，應該引導公眾“理性、建設性”地對待SARS，不要夸張。也許大家更應避免的是“非典型精神”問題。

　　我們必須有所為-馮侖(萬通集團董事長)

　　SARS帶來了很多消極的影響，我們公司很多生意、合同都被迫停止。但是從積極面來看，也在考驗公司的免疫力。公司認為這是危機應對的最好時機，處理得好，有利于公司以后的良性發展。我們的董事會一直都在運作中，剛才董事會還在開會，商量危機之后如何加強業務，消除不良影響。同時我們也設立了100萬援助資金，用于對我們的業主和員工實行預防——我們必須有所為。

　　這次危機對房地產市場是有影響的，在一段時間內，如果疫情不消除，很少有人對房地產再有購買欲望，不過疫情解除之后，相信老百姓口袋里的錢閑不住，市場又會很快回升。

　　我個人并不恐懼這個事件。最近我一直出差，很多次往往是因為對方害怕疫情才中止出差。并且我也一直沒戴口罩。相比較其它的病癥，我認為非典的死亡率并不算高。如果能認識疾病的客觀規律，同時增強自身免疫力，相信能渡過難關。

　　兩高官被免職是好的開端-胡祖六�煾呤�(亞洲)首席經濟學家��

　　這次的SARS疫情是一次公共健康危機，就像歷史上任何傳染病——黑死病、西班牙流感或者艾滋病一樣，它將加重直接的人類成本。而且，SARS的爆發是在世界經濟依然脆弱、地理風險沒有完全平息這樣一個不幸時刻，毫無疑問，它已經動搖了投資者的信心。

　　由于SARS是一種新的疾病，我們對于它的成因、擴散方式以及預防和治療方式知之甚少，它具有造成害怕甚至恐慌的潛在可能。如果SARS危機能被迅速抑制，即在一到兩個季度之內，它對于經濟的影響將主要是一種“負面的需求震蕩”。

　　在這個前提下，服務行業——航空、旅店、購物將遭受來自SARS危機最大和最直接的打擊，因為人們取消旅游(商務和休閑)、避免去擁擠的公共場所。中國日漸繁榮的旅游業將遭受打擊，因為外國人遵從了WHO和其他官方的警告逃離中國。

　　這些“負面需求震蕩”的累積效應將下挫中國的GDP增長0.5個百分點，相對程度比香港要小，主要是因為大陸的經濟更龐大，更加多樣化，更少依賴服務業。

　　最大的變數是SARS危機是否將擴散到經濟的供應方。如果在下一個或者兩個季度之內危機得不到控制，它將對于經濟有更長時期的負面沖擊，因為到時生產和對外貿易將被嚴重地擾亂。

　　中國已經快速地融合進全球經濟，但是它的神秘的mind set仍然不變。缺乏可信賴的信息發布和透明度對國際投資者在中國投資的信心已經產生了負面影響。中國的領導人必須迅速行動進行損失控制。兩個高層官員的免職是一個好的開端，中國還需要做出不懈的努力來控制危機。

　　危機將考驗新一屆政府-謝國忠(摩根斯坦利亞洲首席經濟學家)

　　缺乏透明度將使估計SARS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變得困難。如果消息繼續變壞的話，國內旅游將進一步打擊GDP的增長。中國新一屆領導人面臨的第一次重大危機是中國必須采取透明的措施來挽回投資者的信心；如果失控的話，SARS危機可能在一個很長時期內打擊中國經濟。

　　當前危機最麻煩的方面在于，中國還很缺乏透明度。如果中國修正國內SARS病例的統計數據，事情可能迅速轉變；如果證明事實壞得多，國內旅游將被嚴重地損害。中國的國內旅游業在去年占到了GDP的3.7%，由于中國勞動力巨大的就業不足，其乘數效應可能超過100%。國內旅游收入的大部分在三個長假(五一、十一和春節)期間實現，五一節是即將到來的一個假期。如果五一假期的旅游被迫中斷，中國的GDP增長可能比我們預計的明顯變弱。我們已將中國今年GDP增長率的估計從原來的7.0%調整到現在的6.5%。

　　給定中國的規模，如何處理這場危機將可能決定它在區域內或者更大范圍的發展。中國新一屆領導人正面對著第一次嚴重考驗。透明度和果斷的反應對于保持投資者在中國的信心是必須的。如果中國不從這次危機中獲取一個廣泛的教訓，并試圖改正它的官僚文化，一些不可預測的事件可能在將來造成更大的危機。

　　恐慌程度決定經濟影響-鄭杏娟(摩根大通亞太地區經濟研究副主管)

　　4月20日以后，中央政府對待SARS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采取了一些更加積極的措施防治SARS。應該肯定這些措施是絕對必要的，只有人們提高風險防范意識，病毒才可能被控制住。

　　現在不是擔心政府做得不夠，而是SARS病毒傳播太厲害。值得擔心的是由于中國有太多的流動人口，尤其是勞工的流動量很大，勞工流動不太容易控制。截至4月23日已經在全國21個省區發現了SARS感染者，由于大多數的內陸省區醫療條件差，加上SARS病毒難以防治，最令人擔心的就是SARS在內陸省區的傳播。現在還不清楚SARS在什么時候能夠得到有效控制，持續時間越長影響將越大。

　　政府最近采取的這一系列措施對于防治SARS有很大幫助，但是應該看到，防治措施本身對于經濟就會有很大的負面影響。SARS對經濟的影響歸根到底要看居民對SARS的恐慌程度——人們的恐慌程度直接影響到人們的經濟活動。廣東2月份時SARS疫情很嚴重，但是由于當時公布信息很少，居民并沒有出現太大的恐慌。4月21日以后，居民由于獲得了更全面的信息，對SARS的恐慌程度有了很大的上升。如今居民的恐慌程度提高，相應的風險意識也增強了，除了購買一些必需品以外，盡量避免購物，很多消費活動都取消了。有些消費活動可以在以后補回來，比如說賣車購房；但是有些消費，比如說理發，不可能這個月不理發下個月就理兩次。旅游也是一樣：有人計劃好“五一”去旅游，“十一”也去旅游；現在“五一”不去旅游的人，不可能“十一”兩次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