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柏蘭芝／文

　　近些天，“非典型肺炎”的陰影籠罩著世界。隨著疫情的不斷蔓延，我們得以看到不同的社會和政治系統如何面對和處理這場突如其來的公共衛生危機。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地區，如何預防病毒進一步擴散挑戰著城市治理的有效性。不久前國內一些媒體將城市競爭力進行了綜合排名，恐怕要在“非典”中遭遇更嚴厲的檢驗。而事實上，城市與瘟疫之間的對

抗，已經有著上百年的歷史。現代西方城市規劃的起源，正在于解決因城市人口快速增長而帶來的公共衛生問題。

　　傳染病總是經過人口稠密的城市大規模地蔓延。流行于中世紀的黑死病發生于14世紀，并貫穿15、16及17世紀中葉(1346年～1665年)。這次大流行遍及歐洲、亞洲及非洲等地，尤以歐洲傷亡最為慘重。據推測此次黑死病造成歐洲30%以上的人口死亡，以意大利和英國最為嚴重。17世紀末，終于走出黑死病陰影的歐洲迎來了啟蒙運動和科學革命，并催生了19世紀的工業革命，開啟了現代化的歷史。

　　然而，光芒萬丈的工業革命并沒有使城市免于瘟疫的侵襲。盡管工業化推動了史無前例的城市化進程，但這些城市的工業生產環境惡劣，工人們棲身于擁擠臟亂的居住環境，造成比從前還要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其中又以水的供應、垃圾及污水處理、傳染病防治等最為迫切。

　　英國作為工業革命的起源地，在1841年發表的平均壽命統計表明，利物浦居民的平均壽命只有26歲。1843年發表的平均壽命統計表明，曼徹斯特居民的平均壽命只有24歲。與這些數字相關聯的是大量因傳染病死亡的青年，以及極高的嬰兒夭折率。水源污染是造成1832年、1848年和1866年英國霍亂流行的罪魁禍首。商業流動則使傳染病比中世紀散布得更快。這一切迫使政府必須實施控制和提供公共服務。1845年英國的一份官方報告首先建議各地要有單一的公共衛生主管機構，負責有關排水、鋪路、凈水、供水等工作，并且要求主管當局規范新建筑物的興建準則。1860年之后，英國開始實施一系列改良貧民窟的計劃，大規模拆除或改建不合衛生的建筑物，制定了新的建筑規則，規范街道的最小寬度，以保證建筑物擁有基本充足的空氣流通和日照。在1870年抽水馬桶發明之前，每一棟房子背后必須建有分隔在外的盥洗室。盡管資本主義的萌芽與自由放任的市場學說相伴而生，但城市規劃自此成為政府這個守夜人必須介入和負責的任務之一。

　　同一個時期的法國，在拿破侖三世統治下，1853年開始了由奧斯曼�烪aussman�犞鲗У陌屠柚亟ㄓ媱潯�挾著帝國的權威，這個巴洛克的理想城市用幾何直線打破了中世紀城市有機的、卻充滿疾病的物質和社會肌理。它對抗和治理的對象是霍亂，以及伴隨城市問題星火燎原的革命。幾何布局和拓寬的街道被用來重建秩序，城市美學體現的則是衛生和商業的新價值觀。

　　類似的實踐也在“新大陸”美國重復。19世紀末的紐約、芝加哥都是充斥貧民窟、霍亂和犯罪的城市。嚴重的社會問題使得剛崛起的中產階級無法再坐視，他們開始了一系列的慈善和改革事業，這其中的極致就是以1893年芝加哥世博會為代表的城市美化運動，此次市博會最大的野心，就是建立一個真正的夢幻城市，而不只是一些展場或模型。這個城市美化運動從古典主義出發，試圖以幾何軸線和一系列的公園、廣場和景觀大道拯救沉淪的城市。城市美化運動受到的最大的批評，就是它以為在視覺上美化了城市就是改革了城市。消滅社會問題變成了“眼不見為凈”。芝加哥1893年建起的城市甚至是純白色的，但它體現的正是新興中產階級對控制和管理的需求。

　　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城市規劃則揭示了更復雜的社會脈絡和權力關系。19世紀殖民時代的香港，歐洲人因不適應濕熱的氣候，多選擇在山頂聚居。而華人的住宅區則擁擠地興建在中環商業街邊緣少數的平地上。未經規劃的華人住宅區狹小擠迫，生活環境惡劣。1882年(當時英國的城市規劃和法規已經相對完善)，英國衛生工程師瞿域�烵sbert Chadwick�牽疾煜愀酆笤�批評華人區街道系統和排水系統的混亂：“公共污水管都沒有排氣孔，以致污水管內的濁氣只有從住宅排水溝渠的排水口溢出。”他警告說若情況得不到改變，將可能發生災難。他的話得到了應驗，在1894年，香港果然爆發了鼠疫，并且傳播到印度、非洲、美洲、歐洲及澳洲各地。這是繼中世紀后鼠疫又一次的世界大流行。在那一年里，香港的死亡人數為2547人，其后兩到三年間，每年有1000-1500人死亡。印度的災情尤為慘重，自1898年至1918年二十年間，鼠疫共造成10��254��421人死亡。疾病爆發后，衛生工程師瞿域再度被請回香港。他在新的報告中指出，因為代表土地利益的議員的阻撓，過去二十年多個關于建筑物條例的提案一一被封殺。

　　1903年，港府終于制定了新的公共健康及建筑條例，規定每個成年人室內空間不得少于4.65平方米；每個房間隔成的小室不得超過兩個；新建建筑物必須提供相當于其覆蓋面積1／3的開放空間，建筑物的高度不能超過街道的寬度等等。事實上，在鼠疫蔓延期間，港府焚燒了大量貧民窟。面對擁擠臟亂、瘟疫侵蝕的華人社區，殖民政府的殲滅行動并不手軟。新的建筑條例雖然標示著新的秩序，卻也讓移民勞工在香港居住更為不易。如此，竟造成數萬華人返鄉的大遷移。鼠疫奪人性命，新建筑法則讓他們徹底無家可歸。

　　19世紀末臺灣淪陷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希望把臺灣建設成南進的基地，那是攸關東亞共榮圈的大計劃，當然不能讓日本軍隊在相對落后的殖民地染什么病、有什么折損。因此，對殖民者而言，城市建設是統治的手段，也是目的。在急迫的衛生改造的要求下，日本殖民政府從1899年到1911年，建立了市區計劃的體制，積極地興建上下水道，管制家屋建筑，拆毀有礙公共衛生的聚落，隔離不衛生的活動。當時下水道采用明渠水溝，為了利用陽光曝曬殺菌，許多街道方向都故意偏離子午線某個角度。以1900年臺中的市區計劃為例，所有街道都是東南西北相交，偏離子午線55度，希望以日光殺菌，結果讓市民們飽受日曬之苦，到1940年的時候，日本人承認該規劃非常失敗。這些市區改正計劃以改善公共衛生和交通為目的。而就像巴黎重建計劃一樣，他們也永遠地摧毀了城市原有的肌理和文化。

　　瘟疫當然是必須對抗的，但從政府的對應方式可以看到不同體制的決策過程、定出的規則、牽涉的權力關系，甚至美學。今天，全球化的流動讓疫情傳播更為迅速，政府管理的難度也就更大。平民百姓里，有錢的，沒錢的，有知識的，沒知識的，乘飛機的，搭公車的，可能在疫情蔓延中要遭遇不同的險境。然而，從廣東、香港、臺灣的經驗已經可以看出，城市政府只能以更開放、有效的態度才能面對和處理疫情。事實上，惟一有效的方法是讓感染者在第一時間得到有效的隔離治療。而除了管理和信息通報等問題之外，醫療保健體系轉軌過程出現的眾多重大缺口，將是防疫工作更難突破的障礙。“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城市的規劃管理本就是在城市問題的危機中逐漸成熟的。除了發展經濟之外，我們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