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上海

　　作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走在最前列的兩個城市，深圳和上海如何在具體操作的層面上不斷取得突破？

　　“先行者”如何保持先行

　　□本刊記者 曹海麗 李龑／文

　　深圳和上海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走在最前列的兩個城市，國資管理三層架構的嘗試最早出現在這兩地。它們的區位優勢、機遇條件以及良好的經濟基礎，使得國資改革的力度相對較大，改革成效也較為顯著(參見《財經》2002年11月20日號《先行者之軌》)。

　　這兩個城市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今年“兩會”期間官員行事低調，因此記者聯系采訪深圳市市長于幼軍和上海市市長韓正殊為不易。上海人大代表團的新聞聯絡人一直回絕記者的采訪要求，直到3月17日，“兩會”閉幕的前一天，在當天上午的全體大會結束后，記者登上上海代表團的班車，在從人民大會堂回上海代表團駐地國誼賓館的路上，才得以就國資改革問題對韓正進行了約20分鐘的采訪。

　　而于幼軍的態度也很謹慎。記者多次電話聯系未果，最后才在廣東代表團的一次全團大會會間，將于幼軍約出會場，集中話題采訪了10多分鐘。

　　在采訪中，對于國資委，兩位市長都表現出積極的態度，非常強調“自上而下”，其當地的國資委在組織架構上會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在具體操作層面上，他們均表示應根據地方的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進行。

　　也許對這兩個城市來說，其國資改革的實踐已經走過了是“管”是“退”的討論階段，改革的下一步，應是如何在具體操作的層面上取得突破，繼續保持先行者的優勢。

　　于幼軍(深圳市市長)：

　　深圳從1994年開始進行國資體制改革的探索，對國有資產的運營和監管創設了三層次的管理體系。第一層次是成立國資委，下面有個辦事機構國資辦。這個層次主要是承擔出資人資格。第二層次是在國資委之下成立三大控股公司，具體進行資產運營，由國資委、國資辦授權行使出資人資格。當時的國有企業還有很多，攤子很大，我們切斷了它們和各個局的聯系，工業局、電子局、輕工局、紡織局，都沒了，集中到三大控股公司來。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第三個層次是各個國有企業。

　　我們深圳決定學習領會十六大報告，領會總理的工作報告，按國有企業改革的要求，把我們從1994年探索形成的按三級運營的體系進行改革和完善，按照十六大和政府工作報告的要求進行新一輪的改革。具體的改革有待中央統一部署。這個要求是自上而下的。

　　但在法規沒有出來之前，二三層次，我們可以自己先動。中央要求的是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怎么設置，從上到下嘛。但對二三層次具體的國有企業改革，可以做的事情我們可以先推進。

　　第一個層次，在國資委和國資辦的問題上，如何把管人、管事、管資產結合起來，我們在這個方面還有不足之處。原來三者沒有完全統一，另外在對國有資產進行監督的問題上還不完全到位。

　　第二個層次，國有資產控股公司怎樣才能真正履行出資人職責，真正管理國有資產，而不是干預企業的經營活動。如果運作不好，就有可能變成“二政府”，變成“婆婆”加“老板”。

　　第三個層次，集團企業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一、專業不集中，什么都搞，盲目多元化發展；二、有些企業搞成了一個純粹管理型公司，不是生產經營的實體。這樣又多了一個管理層次。

　　集團企業的監管是一個問題。我們正在考慮如何完善它們的法人治理結構，比如董事的構成，什么樣的結構才合理，才有利于形成董事會重大決策的職能。還有就是董事會的監督和約束職能，這個現在也難以做到。比如說，國有獨資企業所設的董事會形同虛設，它不是代表不同股東的利益，只代表單一股東或一兩個股東，這樣不會形成制約機制。我提出來的想法是“三三制”：三分之一由股東代表派員參加董事，三分之一是企業內部人，三分之一是從社會上聘專家做獨立董事。

　　董事會存在的一個問題是企業內部人控制。在董事會的組成上，要動手術。目前已經在推動這方面的工作。

　　再就是監督的問題。根據有關要求，企業要設監事會。問題是監事會往往很難發揮應有的作用，形同虛設。監事會的利益也在同一個企業里，怎能有效去監管呢？這方面我們準備做一些改革，監事會成員應該由產權代表派出，對產權代表負責，對出資人負責，不跟企業發生經濟上的關系。監事會成員的工資、獎金，不應從企業拿，由派出單位提供。

　　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是經營管理層人員太多，管理成本太高。一個企業集團的管理成本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多少利潤都被吃掉了。我們想大刀闊斧地精簡企業的管理層，這是未來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

　　韓正(上海市市長)：

　　在這次國務院體制改革以前，地方有國資委的，據我了解，上海是其中幾個城市之一。上海在1993年成立了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它是一個由市政府主要委辦領導組成的領導機構。國資委的下面有一個國有資產管理辦公室。這個機構過去運轉得比較順利。

　　根據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的精神，我們覺得上海的國有資產管理改革還要進一步深化，原來的國資委要重新考慮其職責的充實、調整和完善。

　　第一，要著力建立一整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管理國有資產的模式。

　　國有資產管理一個很重要的要求是國有資產必須流動。我們過去的國有資產流動不夠，片面強調了管理。過去講保值，保值怎么保？好像有點消極地保。市場經濟條件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資產只有在流動中才能體現出它的價值。不是賬面價值，也不是庫存價值，而是要在流動中由市場來認定這個價值。

　　資產流動有兩個環節是必須把握住的：第一個環節是國有資產的界定。出資者是誰，責任人是誰，誰是真正的所有者？產權權屬的界定應當說還有許多問題要解決。比如有些是中央所屬企業，有些是地方所屬企業；就上海的企業來說，有些是市屬的，有些是區屬的，各式各樣。權屬一定要界定得非常清楚。這個工作上海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但我覺得還要進一步細致和深化。第二個環節，國有資產的價值如何評估。不能是少數人按照賬面的價值，理論上算算就說是國有資產評估。一定要引入一整套科學評估辦法，要應用市場的力量。科學的評估才能推動資產的流動。

　　舉個例子，一枝筆的賬面價值為2塊錢，但市場上只認1塊錢。一本書賬面上1塊錢，市場上認5塊錢。這個價格是多少？過去我們只看賬面上的價格，但資產、價格是流動的，只有市場認定的價格才可能流動，否則就不會有交易。市場認定價格機制在我們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中是不夠的。所以下一步資產真的要流動，一定要有資產的界定、評估和市場價格的認定。我想，上海在這些方面要做一些很重要的突破和探索。

　　第二，上海要探索的，就是在國有資產管理體系建立以后，推動其他政府主管部門從過去的管資產、管人，真正轉向管社會、管行業，依法進行行業管理。

　　管社會，就是創造一個良好的、公共的、公平的社會管理環境。如果一個政府部門有自己的資產，那它進行管理，很難做到公正。這其實還是政資分開的要求。政府部門對于企業，無論是公有的、集體的、私有的、民營的、外資的，都應該是一視同仁，從管社會、管行業的角度來管。

　　上海下一步可能要在這方面來探索如何建立一個公平、透明的環境。各部門管資產的職能要減弱或去掉，管社會的職能要增強。但管資產職能的減弱，不是政府不管，而是由國資委來管。

　　背景

　　深圳和上海的國資體制改革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在前后差不多的時間里成立了地方國資委，均采用了三層管理架構。然而，落實在具體操作上，則有著不同的思路。

　　去年8月以來，深圳市在國資改革上又邁出重大的一步，宣布對能源集團、水務集團、燃氣集團、食品總公司和公交集團等五家比較成熟的大型國有企業實行國際公開招標，出售部分國有股權。這五家公司中食品總公司擬轉讓的國有股最多，達70%。最少的是25%。

　　于幼軍表示，從簽約的情況看，可以說實現了初衷。一是尋找到了好的戰略合作伙伴。于稱這次選擇新股東標準不是出價高低，而是誰是好的戰略合作伙伴。二是達到了國有資產增值的目的。這次國際招標轉讓國有企業的部分產權，深圳通過三家國際財務公司——中銀國際、瑞銀華寶和荷蘭農業銀行，用國際慣例進行運作。據于幼軍稱，基本做到了公開透明，沒有暗箱操作和桌底下的交易。

　　于幼軍認為，這可以探索出一條在國有資產轉讓過程中如何保持透明公正的路子。“國資委以后組織或監管國企改革過程中的產權轉讓，這是一個可供效仿的方式。”他說。

　　目前，深圳市國資部門正在選擇第二批國有企業國際招標的名單。于幼軍表示，具體企業還沒有選好，但主要在制造業和服務業領域。

　　于幼軍看好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深圳去年向國務院報了14項要求對外開放的服務貿易領域，批了11項，余下的三項上面表示要放一放。于幼軍透露其中之一是律師行業。他說，他把中國加入世貿的協定反復看了三遍，將其中“能鉆的空子”都找了出來。今年他又向國務院申報要求再放開12項服務貿易，如能批個十個八個，他認為就很好。這樣三年過渡期過去，“我們把該做的事就都做完了。”于幼軍說。

　　但于幼軍也表示，由于國際招標需運作的時間比較長(這輪招標從去年年初開始正式啟動，前后歷時近一年)，也需要一定的運作成本，所以選擇的主要是一些大規模的企業。大量中小企業并不太適宜這種運作方式。

　　除了國際招標，深圳采取的第二種方式是在政府電子政務網上公開發布信息進行招投標。第三種方式則是進產權交易所掛牌交易。于幼軍表示，無論用哪一種方式，都會力求公開透明，實現產權主體的多元化。

　　對于深圳市的這種做法，上海無疑非常關注。上海經委會副主任俞國生在“兩會”期間接受《財經》專訪時表示，深圳采取國際招標的方式相當于開放了一個資本市場，開放的領域和程度都會比以前加大，靈活的程度也會更高。他認為上海以后也會這樣做。但俞擔心，由于存在著數量和行業的限制，“有時候不能跑得太快。”

　　俞國生告訴記者，上海在國資改革方面，對原國資委需要做的最大調整是增加管人的職能。“就是怎樣在原有的基礎上，把管人的事情也一并放到這個機構里邊。”按照俞的說法，上海國資委過去管人是在管事的基礎上進行的。國資委雖然選派董事長，但人事仍在黨委系統，納入到干部的考評當中。“今后可能把任命董事長和派出監事會這方面的事情，也由新組建的國資委來執行，這就把過去的委員會給實體化了。”俞國生說。-

　　記者的兩次采訪系分頭進行，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