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一位官員告訴記者，“山西的官員很少有從外地調來的，不少都是挖煤挖起來的”。于是，有人總結說，在山西要做個有“績效”的官，首先要學會“挖煤”，否則升遷時的數字就很成問題。還有人說，“煤是山西人做官的敲門磚”，“山西官員老看煤，眼光都看黑了，卻看不到光明�！�

　　煤場與官場

　　山西的政壇出新聞，還出大新聞。前幾年運城的滲灌工程，兩個億扔在了公路兩旁只建一半的蓄水池上，為的是博得上層官員的一句贊揚；后來又有絳縣的假高科技農業示范園，地方官搞了一堆寫上了高科技品種名稱的紙牌子，專門迎接上級領導視察，不管地上長的是什么苗，只要高科技的牌子一插，說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在這一切的后面，說來說去是兩個字在作怪：政績。

　　在政績的背后又有著更為復雜的官員的利益得失。山西的種種怪象又都因此而生。

　　當地一位學者就講了這樣一件事：某縣這兩年旅游發展很快，但就在它著名的景區附近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就有好幾個小煤礦，在五公里范圍內足有十幾個。他不解地問當地的副縣長，為什么搞旅游已經嘗到了甜頭，還舍不得放棄挖煤呢。這位副縣長的回答是，煤一不挖，財政馬上就不行了，不能馬上完成上面規定的數字。這位學者說，這就歸結到我們的干部考評機制，上面只看數字，下面能不迎合嗎？而挖煤，一不用費太大腦筋，二是一倒手就能見現金，哪任領導能拒絕這種誘惑呢？

　　呂日周把這種現象叫做“天敵思維”，簡單地說，就是效益跟損失一抵銷，終極效益為零，還是沒有發展。比如，這邊搞旅游，那邊在挖煤，凡是水資源豐富的地方都在搞電廠或者焦化廠。有名的晉城皇城相府，對面就是一個大煤礦；霍州霍山霍水多漂亮，可泉下就是山西最大的焦化廠。這樣做的惡果就是效益跟損失互相吃掉，結果從長期看，什么也得不到。

　　屢屢發生事故的煤礦為何關不掉？原省計委主任張奎說，錯不在煤，山西的問題其實也不在煤。根本在于，政治上的績效和經濟上的利益如何統一。事實上，二者在目前的山西是一個基本背離的關系。不要指望調產能在三五年內奏效，沒有十年的耐心和執著是不可能見到成果的。

　　調產周期長，官員任職周期短的矛盾也就此產生。山西官場干部任職很短，一般地市五年，縣里三年，實際上一兩年一變。這邊是漫長的調產之路，過程困難不說，結果如何更是不可預測；那邊則是能讓數字明顯上升，成績顯而易見的挖煤捷徑。兩權相衡，有多少官員能耐得住調產的寂寞呢？地方的發展和地方官員自己的發展，在這樣一個官本位思想深刻的地方，孰輕孰重呢？

　　山西有一個龐大的官員隊伍。2002年，山西財政供養人員由1990年的91萬增加到133萬，增長46%；財政供養人員由20世紀90年代初32人供養1人變為目前24人供養1人。而目前全國平均35人供養1人。有人戲稱，現在的干部之多，已經多到不是在做工作，而是在制造工作的地步。

　　山西官多，其深層原因呂日周將其歸結為“官癮”和“左傾”配套。他說，官本位就是以做官為最高追求，以官位為衡量一切的尺度。強烈的升官欲望使得一些干部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把領導干部首先是一種責任變為只是一種福利，錯把官海當商海，誤認官場是商場。甚至出現“腐敗是集團制，用干部是股份制”的現象。

　　有人說，現在山西調產調不好，軟硬環境都比較差，說來說去還是一個干部問題。而小煤礦關不掉，也是因為它是官員的數字加錢包；事故屢禁不止，也是因為前面的人都沒處理，后面的更處理不了。更有人說，在山西有一個怪象，哪兒的干部出了問題，不是追究責任，而是立馬調走，他鄉任職，不乏因之而高升者。甚至哪兒出的事越多，哪兒的干部提的反倒越快。

　　“煤產”階層

　　就在上個世紀末整個煤炭經濟滑落的時候，一種特別的產業卻在山西滋生。在太原市漪汾橋畔，金昌盛、銀昌盛、地球村、北斗星……一座座歌城拔地而起。入夜，這里歌舞聲聲，號稱中國最大的娛樂場所，在鼎盛時北京天津等外地人在周末都要趨車前來消費。

　　黑色的煤與燈紅酒綠怎么會摻合在一起？山西的經濟學家分析，娛樂業在山西的興起有著深刻的經濟背景。其根源便在于一大批靠煤起家的暴富階層的出現。

　　多年來，煤炭管理體制存在的弊端使煤炭上的不少收益到了少部分人手中。造成了“挖煤的倒霉，倒煤的發財”的不合理局面。

　　各種從事煤炭經營的煤販子數不勝數，煤炭利潤大量流失。有的煤販子、煤霸一夜暴富。個別從事煤炭管理的黨員干部也利用職權中飽私囊，甚至誘發黑社會勢力介入。

　　據1997年的一項調查，某市地方煤炭在經營過程中包括人情煤、壓質壓價、鐵路運輸、公路運輸、委托流失、出口煤流失、計劃單列和超計劃發運以及無證經營煤站流失在內的八種流失，一年就可達27億元。而這個數字相當于在不增加財政支出、不貸款、不捐款的條件下，兩年就可以修起一條太舊高速公路。

　　與此同時，巨額煤款也成了唐僧肉。涉及煤炭生產經營的款項，動輒百萬元，人人伸手，能卡則卡，留一留就是幾萬幾十萬的效益。售煤款結算節節拖欠，用戶拖欠運銷，運銷拖欠生產。煤炭投資條塊分割，省直數家各把一塊，四馬分肥，涉及煤炭的基金、資金，上交時多環節，下達時環節多，層層截留，級級滯留。

　　隨著各類地方鄉鎮煤礦的發展，又出現一批地方暴富階層。據調查，某鎮1.57%的人口，其收入卻占到全鎮總收入的60%以上，人均收入高達5萬元，而98.43%的人口，其收入卻不足40%，人均僅528元。而煤礦工業除大型綜采礦區外，總體上技術落后，職工文化技能要求不高，井下礦工多數靠出賣勞力生存，技能單一，崗位適應性差，一旦市場逆轉，或資源開采枯竭，其再就業問題便顯得十分突出。

　　一位深知煤炭內幕的學者歸納了一個有意思的“煤產階層”出來，他說，從采煤的礦工，到開礦的礦主，從產煤的運煤的到管煤的，由煤而生的幾個階層由低而高，層次分明，呈金字塔結構。

　　做底的是廣大的采煤工，他們以生命和血做代價，得到的只是每月數百到千元不等的工資，多少與工作的危險程度直接掛鉤。之上是礦主，他們也在峰頭浪尖生活，煤礦的投入占了他們不少的資產，雖然收入也頗為豐厚，可一旦出事，便是本錢無歸；與他們基本平級的是一些地方官員，不僅煤礦的存在是他們政績的來源，而且有些地方官都在小煤礦中占有股份，與礦主形成利益共同體；再往上便是各種管煤查煤的，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把手中掌握的行政資源變成了為個人謀利的工具，收入自然不菲；更往上是這樣那樣的煤運公司，煤炭最暴利的環節便在此了。而據內部人透露，這個集團已經形成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體，為某些高官的子女、秘書、親信所把持，圈外的人根本進不去。

　　這種暴富集團的存在，大量灰色收入的產生，則是山西娛樂業興旺的根本動力所在。有學者指出這是一種無奈的財富再分配。甚至有人說如果不從道德的角度講，這也可以成為拉動山西市場需求的一個途徑，畢竟與挖煤相比，它不會有大氣和水體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