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報記者 黃樂欣/文

　　國資委本周7日設立的消息集中了所有人的目光。國資委的設立代表了政府一種什么樣的目的？從政策層面上，它對民營企業來講是否有益？本報記者在昨天舉行的“粵浙民營經濟發展與管理高峰會”上，采訪了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

　　不看好國資委

　　記者：國資委在本周設立了，各方都在評估其未來的執行可能性，以及它所帶來的影響，你對此有什么看法？

　　茅于軾：這表明國家不愿意繼續負擔國有企業的虧損了。

　　國資委的任務是為了改造國企，將其改造成為不虧損的企業，否則就關門。國資委改組國企中有很大的問題存在，但不是方式的問題，我本人并不反對MBO。無論是改組成合資，還是允許民營資本進入，或者將其賣掉，做私營，其問題根結都是如何保證原始資本在產權交易后的合法性。表面上看，按章辦事即可，但很難防止其中有臺底交易的市場行為，黑箱操作。說白了就是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

　　很多國企的經理層，由于在購買企業資產的時候擁有優先權，難免其會用各種手段，以低于資產價值的價格購買。

　　政府(國資委)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要干預。為了使財產從國有轉變成為私有的過程中，能夠擁有財產的初始合法性，哪怕時間長一些，交易費用高一些，交易的透明度和公開性都是非常關鍵的。如果這一點做不好，就很難保證私有財產的合法性。

　　記者：目前國資委希望出臺討論起草多年的《國有資產管理法》，借此來取得操作的可行性。您認為有助于解決上述問題嗎？

　　茅于軾：上述問題相信在短時間內是很難解決的。

　　《國有資產管理法》是一種政府(國資委)希望借助以規范市場的行為，但在目前情況下，這部法律是不可能出來的。

　　民企無須政府進場干預

　　記者：我們在上面的情況中看到政府干預的必要性，政府在什么情況下干預是必要的？業內有一種說法，沒有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您怎么看？

　　茅于軾：沒有政策，可以理解為沒有干預的政策，沒有用權力去支配資源的政策，也就是讓市場去支配資源，但不代表完全沒有就好，加強市場作用的政策還是要有的。中國政府目前在市場經濟面前還沒有找準自己的位置，他應該創造一個舞臺給民營企業家，讓他們去活動。但現在政府有時候成了企業家的幫手，這不是政府需要做的。政府需要做的是建立一個法制的環境，使企業家的財產權得到保護，糾紛能夠得到正確的解決，取消各種特權�，F在政府反而倒過來使用特權干預經濟發展，結果當然很糟糕。特別在扶持中小民企發展這個問題上，其自身有很多制度的問題在其中，不是政府里面掌權的人說句話就頂用的。這需要企業自身制定出自己的制度。

　　記者：為什么您在政府是否干預這個問題上前后的看法會如此迥然？

　　茅于軾：市場有軟約束，也有硬約束，軟約束就是過去企業虧錢了國家還替企業撐著。現在國家要改國企主要原因是財政上負擔不起，是市場的約束力在發生作用。

　　民營銀行有望突破

　　記者：銀行現在是少數幾個還由政府壟斷的行業之一，在這個領域，民營銀行有望突破嗎？

　　茅于軾：張德江把民營經濟的做法帶到廣東來了，這確實是最好的時機。我想它應該還有機會發展得更好。WTO以后，原來很多行業不允許進入，現在都可以進入了，特別是金融業。我看金融業遲早要開放。不可能光讓老外辦銀行，而不允許中國老百姓辦銀行，這從政府角度來講是無論如何講不通的，有壓力的。

　　過去中國人民銀行的態度是明朗的，不讓辦銀行。

　　現在是不明朗。人行某個司長說過，民營銀行的事情不要再討論了，按照銀行法的規定，該批就批。這個話好象是有所松動，但是仔細一想，銀行法公布好幾年了，過去不批是否代表著現在不批確實很難判斷。但我認為民營銀行肯定要開放。

　　現在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就是壟斷行業包括金融業沒有引入雙軌制，這造成的損失非常大。僅有國家銀行，沒有民營銀行。

　　記者：浙江一帶的底下錢莊非常發達，政府現在也等于默認了，這是否是今后民營銀行帶來前的鋪墊？

　　茅于軾：是的，只要不出問題，最后就成為政府許可了。中國改革的路子就是這樣，以前不許可私人辦企業，但后來辦也辦了，連憲法也改了。而且憲法改在后，私營企業辦在前，民營銀行也會是這樣的。

　　茅于軾簡介：

　　1929年1月生于南京，1950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1985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任副研究員、研究員。1993年從中國社會科學院退休后，與其他四位經濟學家共同創辦天則經濟研究所，現任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茅于軾于1979年提出擇優分配原理，重新構造了整個微觀經濟學。1985年起即關系道德問題，以后作了近10年的研究和思考，1997年提出人與人的等價關系，從對等關系出發，對人權、自由主義、道德、民主等觀念都可以作出更深入的解釋。

　　茅于軾先生為中國當前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是中國民間經濟學者的重要代表。其代表作有：《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生活中的經濟學———對美國市場的考察》、《中國人的道德前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