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呂曉偉 周繼秀

　　編者按：

　　近來，讓眾多關注民營經濟的人士吃驚的大事有兩個：一個是民間資產總量已大大超過國有資產總量；另一個是繼十六大首次提出“放寬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

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實現公平競爭”后，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和民間投資的問題成為“兩會”討論的熱點。這些巨大變化是空前的，其意義也是非同尋常的。民間投資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它扮演了拉動2002年GDP出人意料地沖高至8%的重要角色。但是，迄今為止，困惑我們的問題是：大大超過國有資產總量的民間資產急于融通，急于實現保值增值，可資融通的渠道太少、太窄；另一方面是處于高速發展階段的中國經濟有太多的領域急需資本，為什么民間資產向民間資本的轉化如此困難？體制不規范以及金融還缺乏創新工具，構成了民間投資渠道不暢的問題所在。所以如果要將民間資金轉換成為投資資本，這就需要為民間投資疏通渠道。要把凍結的冰川轉化為奔騰不息的河水，需要的是溫度；把民間資本轉化為民間投資，需要的則是通暢的渠道。通道的暢通還要依靠民間的力量，這也是中國改革進程得以順利高效推進的經驗。堅冰即將融化，我國民間資本及其主要載體——民營經濟的春天已經到來。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最新研究表明，我國經濟自主性增長已經出現，從夾縫中日漸壯大的民間資本正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日益重要的推動力，中國經濟的發展正由政府推動轉向由民間推動。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民間資產的總量約為28萬億元左右，大大超出了不久前財政部公布的11萬億元國有資產總值。這種變化是空前的，其意義也是非同尋常的。加入WTO給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黨的十六大和剛剛結束的“兩會”勢必帶動民間資產更大規模地迅速轉變成活力十足的民間資本，進而形成民間資本、國有資本及外資同臺競爭的局面。

　　上篇：解讀28萬億民間資產

　　關于民間投資主體概念的界定，大體上有3種口徑，一種是大口徑，即包括國有經濟以外的所有投資主體，既涵蓋個體私營經濟、集體經濟、聯營經濟、股份制經濟、股份合作制經濟及其它經濟，也涵蓋外資經濟；第二種是中口徑，與大口徑相比不包括外資經濟；第三種是小口徑，即只包括個體私營經濟。廣為流傳的12萬億民間投資，應該是小口徑數據。為了行文方便，我們將中口徑所涵蓋的個體私營經濟、集體經濟、聯營經濟、股份制經濟、股份合作制經濟及其它經濟統稱為民營經濟，此外，文中所稱民間資本均指不涵蓋外資的國內民間資本。

　　青年學者、高級經濟師陳明星對目前我國民間資產粗略地進行了匡算：1.目前城鄉居民儲蓄為10萬億元；2.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注冊資本為3萬億元；3.假設股市一半的流通市值和保證金為私人所有，為1萬億元；4.資本外逃的最流行估計為3千億美元，即2.5萬億元；5.城市人口為3億、人均建筑面積15平方米、平均城市房價每平方米2500元，那么房產總價值11.3萬億元等(見圖1)。以此加總求和，目前我國民間資產的總量約為28萬億元左右。比較不久前財政部公布的國有資產11萬億元的總值(8萬億元的經營性資產)，目前民間資產已經占有了更大的比例或規模。

　　人們普遍認為，這種變化是空前的，其意義也是非同尋常的。這種變化至少說明，我國民間資產從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完成了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原始積累”。加入WTO給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黨的十六大和剛剛結束的“兩會”，勢必帶動民間資產更大規模地迅速轉變成活力十足的民間資本，進而形成民間資本、國有資本及外資同臺公平競爭的局面。

　　民間資本有苦勞更有功勞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在談到2002年經濟發展情況時對記者說，從經濟增長情況看，國有經濟的貢獻占1/3，2/3的貢獻來自于非國有經濟。外資經濟、股份制經濟和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3股重要力量，中國經濟的發展正由政府推動轉向由民間推動。

　　著名經濟學家劉偉也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如果脫離制度變遷的分析，特別是脫離所有制結構的分析，是很難解釋的。事實上，與中國經濟增長奇跡并行的是國有企業困難的加劇，因此，這種奇跡的取得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應歸功于民營經濟的拉動，尤其是民間資本的拉動。

　　我們認為，民營經濟是民間資本的主要載體。我國民營經濟大發展的背后，是民間資本的逐步壯大，并在我國經濟的增長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著名經濟學家董輔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甚至預言，5～10年后，中國經濟必然是民間資本的天下。當然，董老先生所說的民間資本是包括外資的。

　　實踐證明，以民營經濟為主要載體的民間資本已經在我國經濟實現“軟著陸”期間，對拉動GDP增長、促使高通脹逐年下降過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同時，分流了許多下崗失業人員，在推動國有企業的改革改制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如今，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統計數據表明，盡管民營經濟占用社會資源的比重僅有1/3，但對GDP增長的貢獻已經占到2/3。在民營經濟發達地區，經濟增長、社會就業、政府收入等狀況都明顯好于其它地區，經濟發展正在逐步走向良性循環。雖然民營經濟自身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規模較小、產權不清、所有權與經營權不分、家族因素較濃、技術水平不高等弱點，但它的發展壯大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始終保持了頑強的生命力和發展勢頭。目前，民營經濟不僅作為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力量，為解決現實經濟中的諸多矛盾奠定了基礎，而且作為新的體制因素，日益成為推動經濟市場化改革的主要動力。

　　民間資本發展遭遇瓶頸

　　隨著原始積累的初步完成，我國民間資本的主要載體——民營經濟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途徑正在出現新的變化。其中，民營企業吸收就業的能力弱化、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乏力、私有財產保護及國民待遇等問題正在成為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瓶頸，并對國民經濟全局的發展產生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民營企業吸收就業的能力正在弱化。數據表明，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是沿著資本數量持續上升、從業人數持續下降的軌跡展開的。近10年來中國私營企業平均注冊資金由9.3萬元增加到68.1萬元，增加了6倍多，但是每家企業的從業人數卻從18.1人減少到13.4人，減少了1/4強。

　　民間投資“兩極分化”越來越明顯，金融資產投資和無形資產投資不斷增加，固定資產投資卻增長乏力。

　　近幾年來，民營經濟發展中存在兩個反差很大的現象：一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乏力，一是注冊資本的快速擴張和產出的快速成長。

　　“九五”期間私營經濟注冊資本的年增長速度在36.3%～43.1%之間，總產值的年增長速度在固定資產投資低迷和資本高速增長并存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共存于

　　民營經濟系統中，正是投資機制變化和投資方式多元化的集中反映。

　　目前，除固定資產投資外，民營企業還廣泛采用以下投資方式：

　　——投資于金融企業，開辦或參股銀行、保險公司。目前，民生、華夏銀行等股份制銀行、城市合作銀行、地方發展銀行中相當一批戰略投資者來自民營企業，這類投資是真正的產業投資，但用于固定資產投資的部分相當有限。

　　——投資于股票、證券(包括國債)等金融資產。目前每年股票證券投資規模以千億計，基本來自民間財力，這類投資具有“中間投資”的色彩，對于出資人來說，投資行為已經完成，已經實現了貨幣-資本的轉化，但從融資主體來看，真正的投資可能尚未開始。

　　——投資于產權市場，通過產權交易和企業并購，獲得產業能力。一大批民營企業通過參與國有企業重組并購，在不進行項目建設的情況下實現了資本擴張和產業能力擴張，其中最突出的是民營企業新疆德隆集團公司通過收購國有企業和上市公司的國有股，在水泥生產、番茄醬生產領域取得了行業優勢地位。以上3類投資方式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不直接進行固定資產投資，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分析，它們介于投資行為和儲蓄行為之間，具有某種“中間性”，其中有的方式更接近于儲蓄行為。

　　伴隨中國私營經濟蓬勃發展而不斷膨脹的私人財產，越來越急迫地想得到一頂更大的法律“保護傘”。國內資金的大量外流，民營企業家接連遇難都使立法保護民間資本迫在眉睫。

　　名列《福布斯》富人榜排行前100位的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對記者說：“如果對私人財產缺乏安全感，民間資本會因種種顧慮而減少或放棄投資。”十六大報告提出，要保護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首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樓忠福表示，民營企業界人士盼望這句話盡快變成詳盡的、可操作的法規。

　　南存輝說，私人財產受到立法保護后，必將大大刺激和提高私人民營企業投資各個領域的熱情，使豐裕的民間資本更加活躍于中國的經濟舞臺，中國將更快速地走在經濟發展的大道上。

　　此外，民營企業的國民待遇問題也一度成為制約其發展的一大瓶頸。幸運的是，黨的十六大的召開，掃除了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正如十六大報告所指出的那樣，“充分發揮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和活躍市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寬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實現公平競爭，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

　　盡管中國當代民間資本并不純粹，產權界定也含糊不清，但是它的發展壯大卻是不爭的事實。我們由衷地相信，國內民間資本可以在其與外資和國有資本的競爭中，不斷克服這種制度缺陷。正如十六大報告所云，“依法加強監督和管理”，促進民間資本取得更大的發展。

　　在十六大召開以前的20多年里，我國民間資產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但是與曾經無所不在的國資和享受“超國民待遇”的外資相比，民資的投資領域明顯過少，投資環境明顯欠佳，造成的結果是國內民間投資通道過少、過窄。另外，自發的民間投資活動中，出現了一系列結構失衡，即出現了一些領域投資過熱，另一些領域投資不足的問題。有些投資行為甚至遠遠偏離了軌道，沒有很好的發揮民營投資的天然優勢和巨大潛能，影響了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嚴重制約了社會投資的增長。

　　中篇：透析民間投資

　　投資渠道亟待疏通

　　隨著我國民間資產的迅速擴大，有越來越多的民間資產急切盼望轉化為資本并投入實業和資本市場。適應加入WTO新形勢的需要，許多投資領域對外資開放的同時，也逐漸向國內民資開；國有企業戰略性退出的許多領域也為活力十足的國內民資開放了廣闊的施展新天地。可是，由于體制等原因，連接民資和投資領域的融通渠道不暢，無奈之余，大量的民間資金滯留在儲蓄賬戶，或者流出國門，或者排隊購買國債。

　　國家計委宏觀院專項課題研究小組報告指出：近幾年來，中國的資本市場發育很快，形成了數十條國內外融資渠道的龐大市場體系。但是，除了短期信貸以外，其他投資渠道還很少，規模小、比重低、零擔保難、成本高，遠遠滿足不了日益增大的民間資本的投資需求。在投資渠道放開、利息率連續降低的情況下，儲蓄還在繼續快速增長，據中國人民銀行3月12日發布最新金融統計顯示，到2月末居民儲蓄余額首次超過10萬億元大關，達到10.03萬億元，同比增長18%(見圖2)。存款為何會增長怎么快？民間投資為什么沒有出現預期的投資熱潮？

　　其實，導致我國居民儲蓄余額不斷攀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1.伴隨著我國經濟的儲蓄快速健康發展，廣大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同時，物價穩定，居民的消費支出卻沒有同比例增加，儲蓄絕對數增加就不足為奇了。

　　2.占儲戶總數80%的居民為低收入者，由于如今我國社會保障體制仍不健全，教育、養老、醫療和失業問題仍是廣大低收入者所顧忌的問題，因而這部分居民為了應付未來的不確定性，仍控制消費和投資，而將不斷增加的收入放進銀行以備不測；同時，由于當前適合個人投資的金融產品仍較少，再加上資本市場變幻莫測，因而占儲蓄資產60%以上的中高收入階層在無奈之下，把不斷增加的收入放在儲蓄的“籃子”里，或排隊爭相投資幾乎無風險的國債。

　　3.由于國有股減持、資本市場監管部門加強監管力度等因素，2001年下半年以來，逃避風險的資金大量流出股市和期貨市場，返回銀行賬戶，導致居民儲蓄余額有2001年的6萬多億猛增至目前的近10萬億。

　　關于儲蓄高低的評價，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認為，相應于收入的低消費會引致高投資和經濟的快速增長，從長期來看，一國資本的形成取決于它的國民儲蓄率(國民儲蓄是居民個人、政府和企業的儲蓄總和)。當一國儲蓄較多時，其資本存量就會迅速增加，從而使潛在的產出能力迅速提高。并且認為，日本和韓國曾經取得的經濟奇跡就是得益于其高儲蓄。此外，雖然我國居民儲蓄總額很大，但是人均還不到1萬元，許多家庭儲蓄還分擔著教育、養老等社會責任。因此，我們不必對高儲蓄擔心，應該優先考慮的是怎樣通過進一步改革使這些寶貴的資源中的相當于部分轉化為投資，從而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

　　當然，高儲蓄也會存在一些風險，比如會增加銀行的運作成本和金融風險，企業也會越來越依賴于向銀行融資，而融資渠道的單一又勢必在銀行積累新的不良資產的風險。不過，這些都是發展中的問題，也會在發展中逐步得到解決。比如，隨著金融改革深入，類似于“個人委托貸款”等金融創新產品不斷涌現，社會信用體系逐步建立，《中小企業促進法》等法律出臺，這一切都為降低金融風險，拓寬融資渠道鋪平了道路。

　　誰阻礙了民間投資通道

　　董輔教授接受記者專訪時指出，鼓勵老百姓辦中小企業，是民間資本投資的主要形式，中小企業在民營經濟中占99%。而中小企業的發展遇到一個大的困難就是只靠自己的錢是不夠的，必須要借錢，因為本身的資本不夠，需要融資。銀行向中小企業貸款的渠道不是很暢通，從銀行借款需要擔保、抵押，如果沒有，就借不到錢，所以中小企業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我國民間投資不振，關鍵在于缺乏一個民間金融資本向實業經濟轉移的良好渠道，導致民間資本難以在高增長、高利潤行業發揮效用。這個渠道不暢，堵塞了民間投資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董輔說，“我們現在的創業資本發展得不好，因為缺乏退出渠道，為什么呢？因為創業投資和風險投資不屬于長期投資，在把投資企業創辦起來，贏利以后就可以把股份賣掉，從中退出，投資于其他企業。現在主要是沒有退出渠道，創業板沒有辦起來。”創業板辦起來以后，就有退出渠道。目前，創業板沒有發展起來使一些發展情況良好的中小企業遭遇障礙，因為創業投資沒有辦好。

　　有關數據表明，民間投資的資金主要來源于自籌。國有銀行的資金大部分用于國有企業和國有投資的增長，大量小中企業普遍存在規模小、資金實力弱、信用度不高、缺乏有效的貸款擔保等問題，融資非常不便。再加上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承擔風險能力弱，所以激活民間投資更多的宜采用風險較小、收益較穩定的融資方式，這就需要加快金融創新，用新型的融資方式拓寬民間投融資的渠道。

　　盡管近年來民間投資增長呈現迅猛增長的勢頭，但是由于體制與政策環境的不完善，使得民間投資增長出現了一系列結構失衡，出現了一些領域投資過熱，另一些領域投資不足的問題。有些投資行為甚至遠遠偏離了軌道，沒有很好的發揮民營投資的天然優勢和巨大潛能，影響了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嚴重制約了社會投資增長。國家計委研究所王元京認為這是阻礙民間投資通道暢通的主要問題。民間投資已經在國民經濟的廣度與深度上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見表1)。但是，由于民間投資流向與市場準入的體制格局不相協調，使得民營投資結構與國民經濟結構優化要求不協調。從民營經濟投資布局的整體來看，在一部分產業領域民營經濟進入深度明顯偏高，比如在農業、制造業、交通倉儲業、房地產業、其他服務業5大產業領域的投資與產出比重較高，但在基礎設施、科教文衛、金融保險、外經外貿等產業領域無論是投資比重還是產出比重均顯示了一定的競爭優勢，有些領域甚至進入過度，出現了嚴重的生產過剩局面。但是，在另外一些產業領域，民營經濟投資進入的深度則明顯偏低，無論是投資比重還是產出比重均顯示了短缺與不足。目前民營經濟在基礎產業與基礎設施、金融保險業、科教文衛等社會服務業領域的投資進入很少，呈現嚴重的投資結構不均衡的狀況。由于上述領域存在各種行政壟斷障礙，一直是民營經濟投資涉足最少、限制最多，進入最為艱難、最難以擴張的產業領域，因而也是發展民營經濟發展最為不足的領域。

　　另外，民間投資不同規模企業政策受益相差懸殊，資本規模結構不適應企業成長的要求。從民間投資規模結構來看，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投資差距明顯擴大。

　　目前，各級政府往往給予了少數大企業種種優惠政策與傾斜政策，而對廣大中小企業的支持政策與優惠政策則不予落實或落實不夠，造成“點高面低”的投資政策效應。最明顯的結果就是相當一批民間中小企業做到一定階段，就不再做大，不再擴大投資，也不再增人增設備，民間企業基本上仍維持“微型化”、“短期化”的投資類型，難以形成規模效益，造成單個企業吸納就業與擴大投資的能力較弱。

　　再有，民間投資來源結構不適應投資擴張的要求,實際利率提高，導致投資成本提高，抑制了民間資本投資的熱情。從民間投資資金來源結構來看，盡管中國資本市場已經形成了股票類、貸款類、債券類、基金類、項目融資類的龐大體系，但民間中小企業投資來源的80%仍然來自自籌資金，來自于資本市場正規渠道的融資比重很低，嚴重限制了企業投資規模的擴大。

　　除了上述自身根本性的原因需要克服或糾正外，外部因素也需要改善，以營造一個良好的民間投資環境。盡管保護民營經濟的投資權益的環境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誰投資、誰經營、誰占有、誰支配、誰受益”這一權責利“五統一”的投資原則仍然難以得到很好的貫徹。在現行投資政策體制條件下，由于民營經濟的投資交易費用、投資資金成本與投資稅費負擔相對較重，因而嚴重制約了民營投資收益的提高。此外，在民營企業投資兼并國有企業、“紅帽子”企業明晰投資股權、民營科技成果資本化，知識產權的投資成果等方面，還不能認真保護民營投資財產產權的完整性與獨立性。

　　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放寬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實現公平競爭。”雖然落實起來還會有一個過程，但是這個報告傳達了一個信息，即國家將徹底賦予國內民資以國民待遇。這樣，投資環境改善了，投資領域也開放了，接下來，就看規模巨大的民資如何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積極開拓新的投資渠道或拓寬已有的投資通道了。我們認為，在這方面，不要再幻想政府親自出面去為民資設計投資通道。因為，實踐證明，這樣成本過高，且效率低下。

　　下篇：雙通道引導民間投資

　　從總體上看，民間投資通道可分為直接通道和間接通道。

　　直接投資通道是指民間資金轉化為資本后直接進入投資領域。根據國外的成功經驗，適合我國民間投資的直接通道包括管理層收購(MBO)、BOT以及其衍生出來的產品、兼并收購、直接建立企業(包括建立民間銀行)、認購公司股票、通過資本運作實現控股等。間接投資渠道包括信托(如民生銀行在南京推出的個人委托貸款)、各種基金(如產業基金、地產基金、私募基金、公共基金等)、財政擔保等。

　　直接通道架彩虹

　　1.BOT架起黃河彩虹。如果你是在2005年去山東，那就一定不能錯過一處新的雄偉的景觀：黃河公路大橋。這座規模最大的黃河大橋，位于膠東半島，投資8.59億元人民幣，也是最接近入海口的黃河大橋。令國內投資者為之興奮的不僅僅在于大橋的宏偉和壯麗，而且在于這座大橋的建設方式。據悉，黃河公路大橋項目采用目前方興未艾的BOT方式建設、經營與管理，由山東省交通廳公路局和科達集團各出資50%，并依法組建了東營黃河公路大橋有限責任公司，科達集團擁有25年的經營權。黃河公路大橋的建設不僅令科達集團憧憬美好的未來，而且也讓民間投資看到了更絢麗的發展前景。

　　BOT(建設—運營—移交)是一種基礎設施的籌資、建設和經營的模式，由西方國家首創并得到大力推廣，隨后走紅全世界。1993年BOT進入中國以來，各地對這種方式給予高度的關注。廣東、上海等地已經有建成的BOT項目和在建的BOT項目，正在談判中的項目也有許多。

　　BOT由于在項目融資過程中政府可以提供特許經營、市場保障等優惠條件來組織融資，從而保障項目的相對穩定的收益水平，因此有利于吸引民間資本的參與。

　　2.參股民航放飛均瑤。日前，武漢航空公司的一個決定使藍天下的民航多了一絲異樣的色彩。改制后的武漢航空公司吸收了中國均瑤集團1.26億元的資金(占股18%)。中國均瑤集團是經國家工商總局批準的民營企業。1991年7月28日，創始人溫州青年農民王均瑤、王均金等人創辦了全國首家民辦“航空公司”--溫州天龍包機公司，承包開通了溫州-長沙的航線。據了解，在中國民航總局及武漢市政府的支持、批準下，武漢航空公司將改制為中國東方航空武漢有限公司。其中“武航”與“東航”各占40%的股份，中國均瑤集團占18%股份。

　　其實，民間投資參股進入新的投資領域也漸成趨勢。在新成立的民生證券公司中，民營資本在其中就占有50%以上的股份。

　　3.特許經營。2002年3月，在時任上海市長陳良宇等眾多領導干部的“見證”下，張榮坤的福禧投資公司與上海城市建設投資發展總公司-一家上海市政府授權專門籌集和管理城市建設資金的國有投資公司，鄭重地簽訂了歷史性的協議。根據這個協議，福禧出資32.07億元，獲得上海城投所持有的“上海路橋發展股份有限公司”99.35%的股權，同時獲得滬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的收益權。此特許經營交易為民間投資進入城市建設開挖了一個新渠道。

　　能夠確保特許期內的政策不走樣，信守政府的承諾則是民營投資基礎設施的權益實現的關鍵。不過由于政府部門中途違約，一些地方的民營經濟在投資橋梁、公路等項目后，不能正常享用過往車輛的收費權以及廣告經營權，特許經營權益不能正常履行，投資回收受到嚴重影響。如果此類侵權問題得不到根治，即使政府再出臺優惠政策，也難以讓民資心動。

　　此外，民營經濟直接組建新企業或兼并收購企業也是一條不錯的直接投資渠道。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我們重點談一下組建民間銀行這個通道。

　　著名經濟學家董輔是在《香港經濟導報》和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所聯合主辦的“兩岸民營企業發展與合作研討會”上透露，浙江8家城市商業銀行準備用幾年時間組建一家以民營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的民間銀行，由國家控股轉變為由民營資本控股。對這一做法，中央銀行已經表示肯定。董輔表示，發展民間銀行，不僅可以擠出地下金融機構，可以更方便地為民營企業融資，而且組建民間銀行本身就是融通民資的通道。此外，重新構架農村信用社，吸引農民資金入股，也是一條融通民資的通道。

　　通過簡單的分析發現，有能力采用直接投資通道的民間資本都有一個特點，即資本實力較為雄厚，并且大多有相關行業從業經歷。那么，相對分散的民間資本將采用什么通道進行投資呢？

　　金融創新拓寬間接通道相對于民營資本投資之直接通道而言，民間投資之間接通道相對比較復雜，現在談論較多是產業基金、私募基金、信托(如個人委托貸款)以及相關金融工具。

　　1.產業基金。目前我們通常界定的產業投資基金，主要是指直接投資于產業，特別是主要對未上市企業進行股權投資和提供經營管理服務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集合投資制度。近期，香港市場上正在討論引入地產基金，這實際上也可以說是產業基金的一種類型，也就是所謂房地產產業投資基金。

　　從地產基金的風險收益結構來看，地產基金的波動性相對較小，能夠為投資者帶來相對穩定、而且有一定吸引力和競爭力的回報水平。這對于那些追求穩定收益的投資者顯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2.私募基金打通資金需求方與供給方溝通的渠道。民間投資可以間接將資金投入到需求的領域，這是一種比較原始的投資方式。由于私募一般局限在一個較窄的地域、人群范圍內，資金供求方存在著較為密切的人緣、地緣關系，投資方可以通過多種有效途徑了解對方的個人信用及企業生產經營情況，可在很大程度上緩解需求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有效地對需求方進行監控。浙江的民間投資非常活躍，呆壞賬率并不是很高，就得益于這種密切的人緣、地緣關系。同時，這種民間投資都是投向實力較強的民營企業，這也與民間投資的高風險高收益的特點相適應。即使在金融體系高度發達的美國，私募市場也相當繁榮，特別是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大量中小型高科技企業的興起，美國的民間投資也呈直線上升之勢。目前。我國的私募市場的條件已經具備，這不僅體現在我國的民間投資規模日益壯大，也體現在我國民營企業迫切對民間資金的需求。

　　在金融工具缺乏、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起來的情況下，由私募基金進行運做愿意承擔高風險、高受益的自然人和法人募集，也是一種很好民間投資渠道。

　　3.銀行牽線做項目。元月20日，南京市民從新聞媒體中得知：他們手里的閑錢可以委托民生銀行南京分行和浦發銀行南京分行貸給南京市交通集團，放貸總規模為5億元，期限為3年，年利率達4%。這種貸款方式被稱為“多對一”的個人委托貸款。貸款將用于南京繞城公路高速化改造工程，這是江蘇省和南京市交通基礎設施重點建設項目之一，工程總造價7.5億元，由南京市交通集團負責建設，工程需要融資5億元。這5億元，南京市交通集團沒有向銀行借，而是把視線投向了民間。

　　這種個人委托貸款一推出，立即引起轟動。僅發布當日，市民就認購了6000萬元。只用了8天時間，這宗全國最大的個人委托貸款全部放貸完畢。

　　南京市通過個人委托貸款的方式讓市民直接投資城建的做法始于去年12月25日，當時的項目是南京外秦淮河整治工程，總盤子3億元，期限5年，年利率為4%。最近的個人委托貸款項目是1月23日出場的南京河西新區開發項目，放貸規模3億元，期限1年，年利率3.5%，由深圳發展銀行南京分行經辦。這樣，南京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通過個人委托貸款的方式從民間引入城建資金11億元。

　　在這里，我們依據有限的經驗提出建議若干，供相關政府主管部門和廣大民間投資主體參考。

　　雖然現實中我國民資已經有了一些融通渠道，但是相對于龐大的國內民間資金而言，這些通道數量仍顯不足，而且“寬度”不夠。還需要在準確把握民營企業投資特點的基礎上進行金融創新，擴大民間投資渠道。

　　穩步發展民營金融機構。發展民間金融機構特別是發展以民間資本為主要發起人的民營銀行，才能更好地滿足民間投資的要求。當然，這需要民間銀行對投資的企業經營管理情況有所了解，最能根據民間投資的特點和需求進行投資，所以現階段應該積極發展民營金融機構。

　　建立民間投資退出機制。引入民間投資進入企業，這需要建立創業板市場以及鼓勵利用各地方的產權交易所，相應還要為能夠順利退出提供便利。

　　加強民間投資的信用體系建設。建立科學的民營企業的評級機構，不僅有利于民間投資更準確地把握民營企業的信用狀況，而且還可促使各個投資客體注意自己的信用培養，促進和帶動整個社會信用水平的提高。確立民間投資為主體的風險投資機制。

　　這項工作由政府組織，社會各界配合，由各經濟主體參與，并承擔各自應承擔的責任，共同構建。

　　財政政策上，要允許財政資金直接以國有資本參股方式或補償形式投入民間投資為主的項目，提高民間資本的融資能力。要適當提高某些基礎設施的收費標準，擴大特許經營，適當提高民間資本投資基本設施和公益事業的資金回報率。要規范對民營企業稅收的征收，要積極向上反映或出臺本地政策，解決雙重所得稅的重復征收問題。土地使用政策上，政府要加強對土地的規劃，提高土地資源進入市場的配置比例，讓更多的民間投資者獲得所需土地。同時要簡化審批手續，工整、公平地對待民營企業用地的審批和土地使用費問題，應采取招標方式、拍賣方式讓民營企業在競爭中取得使用權。

　　當記者問及中國能否借鑒韓國政府牽頭設立“國民投資基金”，集中分散民資發展本國經濟時，國家計委投資研究所王元京副研究員指出，我國的情況與韓國不同。根據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驗，我國政府更傾向于鼓勵民間力量充分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進行“自下而上”的創新和改革，這一點已經得到了歷史的證明。因此，在我們這個大國，考慮到問題的復雜性，在拓寬民間投資渠道方面，仍將采用地方先試點，總結經驗教訓后全面推開的路徑。

　　(本文寫作中得到了國家計委投資研究所王元京副研究員、國家信息中心發展部高輝清等同志大力支持，這里一并致謝。)

　　民間資本挑大梁

　　評論 陳明星

　　民間投資在目前科技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可能天然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因此能夠實現最迅速的發展、壯大和超越。因為只要沒有行政權利的強力約束，有心人只要憑借著一個智慧的創意——無論是技術、產品、服務、營銷還是企業整合等等，都可能迅速實現巨額財富的擁有和積聚，同時迅速躋身于實力最強大、裝備最現代化、最富有競爭力的集團行列，而初始擁有的資本數量甚至可能是可以忽略的軟約束。對此，中外典型和重大的案例俯首皆是。無論是微軟、蘋果、雅虎，還是四通、希望、遠大等。

　　近25年來，我國對民間投資的政策，一步步轉向放寬和鼓勵。如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了個體經濟合法地位，1988年的《憲法修正案》賦予了私營企業合法地位，1992年十四大確立我國市場經濟的體制改革目標，1997年十五大明確提出“非公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02年十六大提出“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等。對于這些政策變化，一方面可看成是政策對經濟的不斷的正確引導，另一方面也可看成是經濟基礎的發展對上層建筑的漸進自發的強力推動。

　　我們應當對高儲蓄和投資的關系予以關注：一是高儲蓄率與我國目前在信用缺乏的情況下，資金與項目擁有者的錯位有較多的關系。即有項目者沒有資金，有資金者沒有項目。雙方即使能夠彼此了解需求，但也常常會因為缺乏信任感而難以合作。證券市場的私募基金，因為行業的特點而曾經迅速發展，但可惜在近兩年的低迷市道下受到了重創。二是高儲蓄率對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蘊含著兩方面的風險。即國有銀行不斷累積呆死壞帳的風險，以及外資銀行進入并爭取20%高端用戶而對我國金融體系可能造成的沖擊風險。

　　我們應當認識到：1、1996-2001年，我國私營企業的注冊資金由3752億元增加到18212億元，年均增長37%；這個速度從絕對值上看應該算是不低的了。因此民間投資從總體上看是順利和成功的;2、目前對民間投資，確實還存在著許多有形或無形的限制，如融資困難、稅收歧視和行業準入限制等。例如據調查，目前民間投資在將近30個產業領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準入限制，尤其在基礎設施、大型制造業、金融保險通訊、科教文衛、旅游等社會服務業以及國有產權交易領域的準入限制較多等;3、雖然有關法律政策對民間投資都給予了相當的鼓勵和支持，但許多人仍然覺得制度建設沒有到位、或仍然不夠完善等，因此心存疑慮，導致大量資產閑置或向海外轉移等。

　　對這些問題，我們一方面應當保持戰略上的長期信心或樂觀，如相信民間投資通道的破冰是必然的和時時在全面推進的，無論是直接投資還是間接投資等；另一方面又應當在戰術上做一些細致和切實的工作，如推動法律和制度的建設和完善等。

　　特別應當關注的一個現象是，近幾年民間投資出現了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乏力、與注冊資本及產值快速擴張的極大反差。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在于：民間資本的創意和啟動，與國有資本的廠房和人才等的重新融合、相互轉化及其成功的市場推廣等。

　　目前我國的基礎設施，正在逐步對民間投資開放。這將逐步形成更大的潮流，對于我國的改革開放，可能具有更加深刻的理論突破的歷史性意義。因為改革開放的25年來，對于國有經濟改革的目標和方向，我國已經形成了兩方面的理論共識或結論,即“抓大放小”和“國退民進”。所謂“抓大放小”，就是抓緊抓好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中型國有企業，放開放活大量的中小型國有企業；所謂“國退民進”，就是國有經濟逐步退出競爭性的領域——由民營經濟逐步接手，而國有經濟則專注于非競爭性的公益領域等。而如果實踐證明、大量的基礎設施都應當或可以由民間投資來完成或進行，那么目前我國正在進行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其體系、目標和任務等，無疑就需要有新的分析和界定。

　　(作者單位：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