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正明(北京)

　　在春運的列車，一名乘客因車廂過于擁擠，不慎打破了車窗。列車員要求乘客賠償，乘客問道：“你們鐵路是國營的還是私人的呀？”答曰：“國營的。”“國營的就是全民的，大家都有份啊。我現在什么都不要，我就要這塊玻璃還不行嗎？”

　　與其怒斥這名乘客法理不通，倒不如在會心一笑之后順著他的“智慧”調整視角，思考一下個人廣義資產的問題。

　　私有財產無疑是屬于個人的，但身處社會中的人，他所享受到的由政府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實際上也是一種資產——個人擁有的政府資產。因此廣義的個人資產包括政府資產和私產兩部分。政府和私人在不同的領域會以不同的效率增進社會的福利，政府和私人之間通過一系列交易，決定政府資產和個人資產在不同領域的分布，以實現有限資源下的福利最大化。例如，醫療保險領域實行市場化會出現逆向選擇問題，即保險公司不愿給潛在的患者保險，結果，越是需要保險的病人，反而得不到保險。因此，消除市場中的逆向選擇是實行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的主要理由。

　　私產終于入憲

　　中國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行“低工資、高福利、高就業”政策，個人廣義資產中政府資產遠遠高于私產。改革后，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個人廣義資產中政府資產的比重下降，私產比例上升。這種變化是一系列原有政府資產和個人資產交易的重新安排，目的通過新的交易提高個人廣義資產，但能否實現是個難題。

　　中國的改革要解決這個難題，有兩個先天不足。一是公權強，范圍廣，公權先于私權。二是社會分等級，一部分人的私權強于另一部分人的私權，而且前者的私權易于得到公權的支持。這兩個不足造成我們的許多交易是在強弱對比明顯的雙方之間進行的，而想要交易有效率一定要保證交易雙方處于平等的狀態。在市場經濟中，許多交易是在保護交易雙方平等的條件下進行的。例如，不動產法中規定，賣房人必須將房屋的瑕疵告知買房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弱勢的消費者提供支持；產品質量法對強勢的廠商進行約束；公民通過議會、非政府組織、法院對政府活動制約，保證繳稅購得的公共產品物有所值。而在改革過程中，我們對交易雙方的地位不同會給弱者帶來的危害認識不清，或是有意模糊。

　　我們要明確私權和公權是平等的，而且在一些情況下私權優于公權。從政治學角度，人權高于政權，政權只是公權的一部分。近來，“私產入憲”日漸高漲，這將是改變私權和公權不平等的重要舉措。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公權與私權之間的交易規則將趨向平等，這是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

　　從表面上看，2002年關于國有股減持和流通問題的爭論，是一個不公平交易的流產，而交易本質上是公權與私權的交易。股民所反對的是政府以低的發行價獲得不流通的國有股，而股民卻以高的市場價獲得流通股，如果國有股以市場價上市流通，必然導致股民利益受損。有意思的是，政府一方將國有股減持和上市流通與建立意義偉大的社會保障體系生硬地聯系起來，這是錯誤的婚姻，在經濟學上是沒有道理的，它暴露了為保障政府資產而讓私產付出更大代價的陋習。顯然，這種陋習并沒有存在的理由。

　　重要的是效率

　　英國是傳統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其政策也向公權至上的“社會主義”積極靠攏過。當然，英國的社會主義概念和我們不一樣。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通常有兩個特征：全民福利、生產資料公有制或確切地說生產資料政府所有。

　　英國社會主義的建立開始于二戰時期，戰時政府考慮戰后的社會發展問題。1942年12月由貝弗里奇爵士領導的委員會發表了《貝弗里奇報告》，該報告為戰后“新英國”勾畫了藍圖，主要內容是建立一個不分階級、不分貧富，人人皆有權享受的社會福利制度。英國是自由主義的發源地，一直反對國家干預。而在戰爭中，由于國家干預，不僅物價穩定，而且工資不斷上漲；盡管物資匱乏，人民的平均營養水平反而提高了�！敦惛ダ锲鎴蟾妗肥艿焦�眾的普遍歡迎。工黨反應積極，1943年2月，工黨后座議員發動辯論，要求政府接受該報告。1945年大選前，工黨發表競選宣言，要在英國“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大不列顛共同體”，執政的保守黨對此冷漠。結果1945年7月戰火猶酣之時，議會舉行大選，保守黨大敗，大英雄邱吉爾下臺。

　　工黨執政后，建立了醫療、失業保險等福利制度，用了兩年時間相繼完成銀行、煤礦、民航、鐵路、公路、煤氣、鋼鐵、電力等部門國有化。但其內部對國有化問題發生分歧，1951年在朝鮮戰爭問題上分裂，在隨后的大選中，邱吉爾反攻得手。不過，兩黨的政策是一致的，推行混合經濟。這樣，工黨創建了福利國家，保守黨維持它運行。到60年代下半葉英國出現了滯脹現象，即發展停滯，物價飛漲。1979年，保守黨的撒切爾執政，奉行貨幣主義，主要采取四項措施：私有化、控制貨幣、削減福利開支、打擊工會力量。在私有化方面，40%的國有企業賣給個人。英國經濟再現危機，國民生產總值下降3%，但從1983年開始好轉，經濟增長率超過了歐美國家的平均水平。1995年工黨在布萊爾的領導下修改黨章，正式放棄“社會主義”目標，1997年布萊爾出任首相。

　　英國工黨對社會主義目標的確立和放棄體現了英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即上下兩個階層變小、中等階層變大。社會主義興衰過程中對個人的政府資產和私產不斷做出調整，這種平穩的調整顯示了英國社會中自由主義的底蘊。自由主義不會反對社會主義，它會選擇社會主義，如果它更好更有效率。私產和政府資產內容的調整是為實現個人廣義資產的最大化，因而私產和政府資產之間并不存在沖突，只存在效率上的替代。維護私權和公權的平等關系，才能避免政府資產和私產之間出現無效的替代。

　　總體上，醫療、養老、住房、教育等福利制度降低了個人的生活風險，財政、金融、公司等制度減低了經營風險，中等階層通過直接或間接金融渠道將資金投入到生產領域，技術、人力資本在整個資本體系中的比重上升。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只屬于資本家的時代已經消逝了。

　　等級社會的產權轉移

　　在等級社會中，私人之間常常出現一方強權一方弱權，很容易造成資產分配不公。俄羅斯的私有化進程就是明顯的教訓，雖然資產通過證券化在公民之間作了平均分配，但是經過一系列不公平交易，資產集中到了原來的管理層手中。而市場經濟中，企業的管理層不是以追逐股本為業的。

　　中國改革過程中調整個人廣義資產中的政府資產與私產的比例關系，很大部分涉及福利如養老、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不是俄羅斯那樣直接將政府所有的生產資料證券化后分配給個人。原有個人廣義資產中的政府資產也不是福利國家那樣采取沒有等級的社會形式，而是采取等級嚴格的單位形式，單位本身又分級別。通過福利改革，按照等級原則分配，政府資產向私產的轉移，使原來的等級結構資產化了，這是中國個人廣義資產中政府資產和私產調整的一大特點，也是形成收入差距的一大原因。

　　由于福利改革帶有強烈的資產分配性質，福利改革的結果與福利的目的存在不一致。等級結構資產化使中國的資產分布呈金字塔形，這就迫使我們在一系列涉及個人廣義資產的改革一定要關注社會底層的生活狀態，避免積重難返。我們不能將收入不公簡單地歸結為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雖然從統計學講經濟發展中存在效率與平等的替代關系，但是，二戰后發展快的國家、地區如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的收入分配不公并未像中國大陸這么嚴重。

　　以1980年代的價格改革為例。當時的價格調整是減少生活必須品的財政補貼，將補貼直接用于提高居民收入，這種做法稱為“暗補改明補”。后來的醫療、住房等改革或多或少借鑒了這種思路。這項改革開始主要依靠財政出錢，后來隨著企業自主經營等因素而逐漸轉向企業。由于企業各自經營狀況不同，職工收入的增加成了企業有錢就漲，沒錢就不漲。價格改革目的是建立起價格機制，而沒有考慮到價格機制發揮作用后會帶來的收入差距。雖然補貼由暗補變成明補后，可以增強消費者主權，但是原有被抑制的需求迅速釋放出來，引起價格大幅度上漲，使得許多得到明補的人所得收入難以應對相應的支出，導致民眾對價格改革不滿。同時，原有體制內各企業經營、權勢上的差異強化了這種情況，非常明顯地暴露出這場價格改革的交易中一些人利益受損的情狀。

　　而醫療改革中，原有體制下的企業對職工醫療費和退休費采取現收現付制，這種方式的一大問題是職工醫療、養老基金和企業的運營資金混合，擴大了政府資產，可一旦企業經營不好，職工的廣義資產中的政府資產迅速縮水。這些年，一些效益不好的國有企業無法支付職工的醫療費和退休費，這和現收現付制的弊端有關。采用個人基金賬戶的辦法可以縮小公產，擴大私產�？墒侨丝诶淆g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對醫療的需求，政府相對減少對醫療事業的投入，醫療單位走市場化，醫療成本上漲。這樣個人的廣義資產不會因醫療體制的改革有大的增加，甚至減少了。如果個人私產增加而廣義資產并沒有增加，那么這種私產對公產的替代是無效的。

　　不消費的有產者

　　中國經濟學界對個人廣義資產中政府資產和私產組合的變化一直認識混亂，總是將居民儲蓄和居民消費相聯系，一見到居民儲蓄高就要千方百計地刺激消費。但要知道，一個人收到工資存入銀行，這是資產增加；賣掉家里的廢品，收到的錢存入銀行，這是資產組合，資產總額并不增加。近幾年，城市拆遷采取貨幣方式，一些拆遷戶將得到的補償款，在城邊、郊區買房，余下儲蓄給子女教育、醫療，這樣的資產組合方式會增加儲蓄，但不會增加消費。

　　在傳統體制下，個人廣義資產中公產占絕對比重，公產被政府用來發展經濟建設。改革后，公產中應用來提供給職工福利的部分日漸轉給職工作為私產，但個人廣義資產的增加并不穩定，對于社會底層出現相對萎縮。而私產中的金融資產通過直接或間接的金融渠道，為企業提供了資金，這樣，公產雖然減少了，但控制的資金并不減少。

　　根據《中國2002年統計年鑒》的數據，1990～2001年國有單位年底職工人數由10346萬人減少到7409萬人，城鎮集體單位年底職工人數由3549萬人減少到1241萬人，合計減少5245萬人。在人員減少的同時，個人廣義資產中政府資產和私產的比例發生變化。對于下崗人員，開始得到一筆下崗費，私產增加，但以后，面臨醫療、子女升學、養老等支出，導致私產大量地減少。嚴格講，只有當個人廣義資產增加，才會增進消費增長。國內學者經常從居民消費支出、居民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等來分析個人資產，這種研究方法是非常片面的。按照這種方法，一個失業人員的居民收入由于一次性得到了3萬元下崗費而穩步增加，居民儲蓄增加，消費潛力增加，而這一切都源于下崗。這種私產的增加怎么可能促進消費呢？

　　紙上飄紅的宏觀數字表達的意義其實有限，沒有人只憑三圍的數據來評選世界小姐。普通人生活的改善與GDP的關系被缺乏經濟學常識地夸大了。假設GDP由黃油和大炮兩項產品構成，總值為100，其中黃油為50，大炮為50。第二年，大炮增加到80，黃油減少到40，GDP為120，但人民生活水平是下降的，因為大炮無法改善日常生活。戰爭時期，一國GDP就是這種情況。單看GDP的增長曲線，美國最好的年代是二戰時期，但是有幾個美國人愿意到諾曼底當英雄而放棄在沙灘上度假？有人以俄羅斯和東歐國家變革后GDP下降來證明他們的變革是失敗的。其實，這也是GDP結構的調整，黃油增加到60，大炮減少到20，GDP為80，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GDP高低一定要和人民的幸福相聯系才會有意義，這是生活常識，也是經濟學的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