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經驗表明，大都市在區際乃至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自法國學者戈特曼1957年提出“大都市經濟圈(帶)”概念以來，大都市圈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我國近幾年逐漸形成了京津唐、長三角和珠三角這三個最大的都市經濟圈。目前競爭力的走向，已經受到海內外的廣泛關注。

　　去年11月1日上午，中海殼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會做出決策，他們將在廣東省惠州市投資建設一座年產86萬噸的世界級的乙烯生產基地。中海殼牌石化項目首期投資總額就達43億美元，是我國最大的石化合資項目。預計2005年建成投產以后這個項目將會使惠州成為世界級的大型石油基地，這項投資會讓整個珠三角經濟增添一份新的光彩。與此同時，11月3日，澳大利亞悉尼市的市長、德國柏林市長等35位來自不同國家的代表來到上海，為建設上海國際大都市這個目標獻計獻策，上海市市委書記、市長陳良宇提出，在5年內，力爭上海人均GDP達到7500美元，由此來看，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在未來5年將會出現更多熱點。

　　毋庸置疑，中國的京津、蘇滬杭、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落開始了一輪全新的合縱連橫，以建立超級都市圈方式提升區域競爭力。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經濟區推出營建上海至寧波大橋、連接15個城市的高速公路網等4項基建計劃，準備把長三角地區建成世界上人口最多和規模最大的大都市圈。廣東則銳意在“十五”期間提升珠三角城市群競爭力，使之成為亞太地區主要的城市集團。與此同時，一個以北京為中心的“大北京”城市化區域經濟體又呼之欲出。這樣，在中國沿海地區將有三大城市化區域經濟體，它們之間互相競爭，并肩發展，由這“三駕馬車”共同拉動中國經濟起飛的態勢正在形成。

　　中國留日經濟學博士、日本國際開發中心主任研究員周牧之日前指出，從國際競爭的角度看，一個國家能真正參與國際競爭的實際上是大城市、大城市群。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只有城市才有產業的積聚，只有城市才有國際競爭需要的產業基礎設施和人才資源。以上海為中心，江蘇、浙江為兩翼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被高層定為“改革開放的重點”，同以香港為龍頭的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并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龍頭”。

　　他大膽推測，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重心應該放在兩個地方，一個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大城市群，一個是以香港—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在不久的將來，中國GDP增長的50%以上將出在這兩個地區。

　　“長三角”15市合縱

　　近來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展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那就是：長江三角洲地區正在逐步形成經濟一體化，各地自覺地意識到上海的龍頭老大地位，開始進行各自資源的整合和調配，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

　　中國的改革開放，至今已步入23個年頭，進入21世紀，在龍頭大哥上海的帶動下，長江三角洲城市的后發優勢，可說是較過去更為明顯。在上海的帶動和輻射下，長三角的確成為今日中國經濟最發達、發展最迅速的區域。據了解，在世界城市群當中，長三角城市群的表現排名第六。

　　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包括上海市，江蘇省的南京、蘇州、無錫、常州、揚州、鎮江、南通、泰州(即蘇南地區)，浙江省的杭州、寧波、湖州、嘉興、紹興、舟山(即浙東地區)，共計15個沿江城市。上海在1993年就正式提出推動長三角“大都市圈”的發展。

　　截至目前，長江三角洲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0%，年進出口總額占全國的30%。世界500強企業，已經有400多家在這里落戶，合同利用外資總值已超過1500億美元。有專家預計，未來十年內，將會有十萬個外商投資項目在這里開花結果。被稱為“世界城市規劃第一人”的英國彼得·霍爾爵士對此感嘆：“它簡直就是世界的工廠！”

　　上海市政府早在10年前，就已積極部署推動上海與長江三角洲經濟一體化，把長江三角洲的發展，納入上海長三角“城市化”的規劃之中。未來5年，上海與長江三角洲一體化將出現全新格局，長三角將成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約5000萬人)和規模最大的“大都市圈”。屆時，“大都市圈”內15個城市高速公路網可以實現互通。

　　上海的城市定位已經非常清晰，就是要成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從而帶動長三角地區和整個長江流域經濟的發展。因此，上海的輻射半徑非常廣泛，整個城市規劃根據車程制造了四個半徑的區域概念：一是半小時車程輻射區；二是一小時車程輻射區；三是兩小時車程輻射區；四是四小時車程輻射區。所謂半小時車程輻射圈，就是以上海的人民廣場為中心，輻射到上海各區的每個角落，上海市區之間的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交通網絡的布局都以此為依據；一小時車程輻射圈已經到了周邊的蘇州、嘉興等地區；二小時車程輻射圈到了南通、常州、無錫、杭州、寧波等地；四小時交通圈已經包括了南京。這10年，上海圍繞著這么一個區域的概念做城市規劃，結果把整個長江三角洲都給規劃進來，把長江三角洲7000萬人口都給覆蓋了。這個思路出來以后，使得江浙一帶整個物流、人才流、資訊流，都來與上海進行相應的對接。

　　與此同時南通希望借力上海。前不久南通出爐了《南通市城市總體規劃》展示征詢意見稿。該展示圖顯示，未來的南通被定位為上海北翼的現代化港口、工業、貿易、旅游城市。整個城市的空間結構為“四圈二軸”式，“四圈”指主城區、港閘區、開發區、江海港區，“二軸”指沿江、沿海。城市的發展方向以主城區和開發區為基礎，相向靠攏，兩頭延伸。

　　一望便知，南通提出“亞上海”建設目標的底氣，來源于他們建設蘇通大橋的機遇。一橋飛架天塹，南通就能主動融入蘇南板塊和上海經濟圈，提升區域競爭力，與“西翼”蘇錫常都市圈、“南翼”寧嘉杭都市圈構成“三足鼎立”之勢。南京也跑馬圈地。一向因江海阻隔而和蘇南發達地區“難通”的南通有意欲繞過蘇南直接借力上海，多少令省城南京有些難堪。由于歷史原因，蘇錫常在語言特點、生活習慣等方面更靠近上海，尤其是蘇州、無錫在GDP、外商投資等方面強于南京，招商引資實績占據全省2/3以上，在對外經濟聯系、口岸出口上也更加依靠上海，使南京難于確立在省內的經濟中心地位。南通的“亞上海”建設目標無形中又削弱了南京對省內經濟的輻射力。

　　據上海一家媒體報道，處于尷尬境地的省會城市南京也有自己的招數：打破行政區劃界限，以南京為中心沿長江向東、向西構筑“揚子江經濟圈”。

　　目前，比起珠三角單一的發展模式，長三角起步顯然略勝一籌。長三角區域中有兩種模式赫赫有名：“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歷經了市場經濟的考驗，這兩種模式已在當地形成一定產業規模，產業體系也較完善，很具競爭力。“當一切都初具規模后，只要一有外資注入，資本就會產生巨大的推動力量，就像一個人用雙腳走路和跳上汽車的結果肯定不同一樣。”

　　“珠三角”盛世危言？

　　與日益崛起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圈相比，珠江三角洲是不是真的要不可避免地走衰了？

　　當我們目睹世界五百強云集上海，臺灣電子業龍頭企業紛紛奔向長江三角洲地區，特別是連珠江三角洲的臺商也蜂擁北上時，我們不能不為珠江三角洲的明天而擔憂了。對珠江三角洲來說，確實面臨著深刻反思、并在此基礎上給自己重新定位的問題。

　　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資本推動型就要向技術推動型轉變，而長三角本身的人才優勢和技術優勢這時恰好表現出來。另外，長三角土地規模和人口規模上是珠三角的兩倍，從城市化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來看，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35個城市，有10個位于長江三角洲，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該地區也占了一半。

　　珠三角都市經濟圈的可持續發展確實存在一系列問題。由于受到南嶺阻隔，經濟腹地狹小，珠三角對周邊區域輻射帶動能力還不夠強；加入世貿后，隨著內地尤其是長三角的市場化進程加快，市場因素將代替地緣和血緣因素，一些外商甚至會異地搬遷；珠三角上世紀80年代后的大發展，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國家的優惠政策，目前珠三角的人才儲備仍是弱項。

　　盡管目前珠三角經濟建設成績斐然，它的電子、醫藥、建材的產值已居全國之首，紡織業居全國第二，彩電產量占全國1/2，家用電冰箱產量占1/3，家用洗衣機產量占1/7，原油和天然氣約占1/10，對廣東經濟貢獻率達85%，出口達90%，并以占全國0.43%的土地和1.8%的人口，創造出占全國8%的國內生產總值。但不久前廣東省委、省政府仍然提出了三個“高度重視”，其中一個就是：高度重視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迅猛發展的勢頭，并提出要學習他們的成功經驗。可以肯定，曾因改革開放先行一步而成為沿海明珠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正面臨來自長江三角洲地區咄咄逼人的競爭。

　　從市場角度來說，長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蘇南地區以及浙東北地區，共15個城市，土地面積99678.5平方公里，人口7470.55萬，國內生產總值為13740億元。而珠江三角洲包括廣州在內共計14個縣市，土地面積41698平方公里，總人口為2262.14萬人，國內生產總值6439億元。從幾方面數字看，兩者都相差一倍以上。

　　從城市化發展水平來看，長江三角洲地區也高過珠江三角洲，這一地區形成的以上海為中心，南京、蘇州、杭州、寧波為次中心的城市帶，城鎮體系等級齊全，城鎮規劃質量較高。而整個華南地區的規劃顯得有些捉襟見肘，城市交通建設常常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因此，珠三角急需有一個強力政府來整合各路諸侯。

　　與此相對，珠江三角洲無論在城鎮的規劃質量、布局的合理性，還是在城市功能的發育方面，都還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現出過分依賴“香港因素”的特點，市場的輻射性也不如“長三角”。

　　另外，珠江三角洲地區人力資源素質不高。統計數字顯示：1999年，上海、浙江、江蘇三省市人口占全國的10.4%，高等院校、在校大學生、科技人員分別占全國的13.9%，16%和14.4%；而同期廣東人口占全國5.8%，上述其他指標分別為4.7%，5.4%和3.1%。國家計委國土開發和地區經濟研究所的胡勇博士對此評論說：珠江三角洲科技創新能力普遍不高，缺乏知名的研究型高等院校，與其GDP在全國名列前茅的排名很不相稱。

　　不可否認，珠江三角洲城市的“過度發展”帶來的問題不容忽視。從城市管理來說，中國政府歷來是根據當地常住的戶籍人口來設定管理部門的人員編制的。而珠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的一個現實是：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結果導致外來打工的暫住人口極大地超過本地戶籍人口，像東莞、深圳等城市，本地人口與外來人口之比已經達到1∶4，甚至還要多，但是政府管理部門的人員編制卻仍然是按照戶籍人口的比例來配置，這樣一來，管理效率的低下也就是必然的事了。

　　調查發現，臺商普遍看好長三角地區比較健全的法制化、制度化和辦事效率、社會治安等優良環境。另外，就未來市場輻射而言，珠三角無法同長三角相提并論，只要占領了長三角地區，就可以沿長江西進，進入四億人口的市場，而這一地區可以說是中國最富裕的地區，其市場誘惑力是巨大的。珠三角領了20年風騷，這種“鋒頭”能否保持下去，還要看這個地方的官員們，能否有與時俱進的自省精神和創新意識。

　　“大北京”呼之欲出？

　　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地區有京津地帶這樣優越的城市發展平臺——無論是珠江三角洲還是長江三角洲，它們的政策、資源、人才、技術優勢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無法與京津比肩。

　　由京津領銜的環渤海經濟區成立于1986年，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密集區，但是現在，它已經滯后于珠三角洲和長三角洲的發展。更令人沮喪的是，上海之于長三角洲、廣州之于珠三角洲都產生了顯著的“正拉動”效能，而京津對于環渤海經濟區則是“反拉動”。20年內，珠三角洲和長三角洲走向了良性循環，而環渤海經濟地區卻愈來愈沒落。

　　北京怎么了？北京為自己的定位摸索了半個世紀。直到1993年，北京的城市性質才被明確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現代國際城市”。但此時的北京，已是面孔模糊。在蓄意的或不經意的膨脹中，在計劃經濟時期和市場經濟時期一輪又一輪的擴張中，北京的城市病已近乎積重難返。

　　北京也曾確定“分散集團”城市發展模式，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落實，城市規劃一直處于失控狀態。以舊城為中心的城市政治、文化、經濟等多功能的聚焦導致外圍集團的吸引力既弱小又分散，導致城市建成區以舊城為中心向外攤大餅式地低效蔓延。

　　與此同時，北京市政府斥巨資建設的14個衛星城的人口增長非常緩慢，這只能表明北京城區功能聚集已相當嚴重。北京城區的人口密度已經遠遠超過倫敦等大都市，而穿越這座城市的時間成本和交通成本正變得越來越昂貴。

　　去年，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主持完成了“京津冀北(大北京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吳教授憂心忡忡地認為：北京直到今天依然面臨著當年的問題。禁用含鉛汽油、修建新馬路和立交橋、裝備道路交通管理監視系統，這一切技術的、戰術的“現代化”措施顯然不是治本之策。

　　在吳教授看來，“大北京”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統轄的京津塘河京津保兩個三角形地區，以及周邊的承德、秦皇島、張家口、滄州和石家莊等城市部分地區、中心面積近7萬平方公里，人口約4000萬，其目標是要打造以北京、天津為雙核的世界級城市。

　　專家認為，京津唐都市經濟圈的政治文化角色作用仍然是其它經濟圈所不可替代的；長三角都市經濟圈的加工制造能力是其傳統的長項；而珠三角都市經濟圈的對外開放前沿地位仍是其制度創新的源泉。

　　與目前大部分世界城市相比，大北京地區區域發展不平衡、核心城市輻射能力不強、水資源短缺、生態環境質量不高，這些缺陷只有通過區域合作，京津冀聯手才能克服。只有通過區域資源的有效配置，才能真正實現區域與城市的共同繁榮。

　　有學者指出，相距130公里的京津兩大直轄市，正沉迷于各自的中長期規劃不能自拔，兩個城市對于區域經濟的帶動功能，已在競爭與較量中日漸抵消。改革開放之初，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實力根本無法與京津地區相比，但到1990年，珠三角地區即占到全國國民生產總值的5%，已與京津地區相當。1982年，京津唐地區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1／12，至1990年降至1／14，特別是天津，與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區相比差距愈來愈大。

　　天津市的房價要比距之僅100余公里的首都低得可憐。首都的百姓可能沒有人相信可以用每平方米2000元的價格買到四環以內的商品房，可是，在天津就可以。現在還有一些人為省錢，把婚宴挪到天津去辦。以前，天津是北京富人們的后花園，那里有外國人的租界，而現在空落了一個“天津衛”的雅號。難怪一些南方人到天津后會發出“這是天津嗎？怎么這么破？”的疑問。

　　實際上，現在京津塘高速公路已經將北京、廊坊、天津、塘沽、天津保稅區、天津港聯系起來，根據我國經濟建設與科技發展總體布局，在沿海地區將形成五條高新技術產業帶，京津唐產業帶是其中重要的一條。

　　都市經濟圈的形成，就本質而言，是市場化和城市化的結果。以此標準來看，京津唐大都市經濟圈與長三角、珠三角大都市經濟圈不同，后者的形成與發展得益于工商業的發展、先行對外開放所導致的外資進入及自主型城市化，而京津唐大都市經濟圈的形成與發展，則得益于現有體制下全國資源向都城的集中，中關村、奧運村的出現均以首都特有的政治文化為背景。

　　從政治、地緣上看，大北京地區應該借助它作為大國首都的影響，發展成為21世紀的世界城市地區之一，為參與世界政治活動、文化生活、國際交往以及獲取國家競爭優勢等方面奠定必要的基礎。

　　盡管這項規劃的實施并非易事，但它畢竟是一件多贏的事，京津唐有能力這樣做，關鍵是什么時候下這個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