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農村的一個教育世家。

　　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只要不畏艱險，勇于攀登，一定能達到光輝的頂點。

　　我絕不辜負人民的期望，一定要以人民給我的信心、勇氣和力量，忠實地履行憲法賦予我的職責，殫精竭慮，鞠躬盡瘁，不負眾望。

　　在我當總理以后，我心里總默念著林則徐的兩句詩：“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態度。

　　新華社發自北京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副總理黃菊、吳儀、曾培炎、回良玉3月18日上午應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姜恩柱的邀請，與采訪“兩會”的中外記者見面。溫家寶總理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本屆政府面臨的主要困難和挑戰

　　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主要問題是：第一，農業發展滯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這已經成為制約擴大內需的一個重要因素。第二，一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將是一個長期的任務。第三，下崗和失業人口不斷增加，社會保障的壓力非常之大。第四，城鄉發展不平衡，東西發展不平衡，還有相當一部分地區、相當一部分人口處于貧困狀態。第五，財政負擔沉重，金融不良資產比例較高。但是，我們有改革開放20多年來奠定的雄厚物質技術基礎，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只要堅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我相信，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們一定能夠克服困難，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本屆政府的目標和施政綱領

　　我曾經把今后的工作概括為四句話。第一，實現一個目標，這就是保持經濟持續較快增長，同時，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做到這點，就要繼續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第二，抓住兩個關鍵環節：一是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二是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第三，解決好三個重大的經濟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就業和社會保障，第二個問題是財政的增收節支，第三個問題是繼續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第四，推進四項改革：第一項是農村改革。農村改革包括農村稅費改革，糧食購銷體制改革，對農民補貼方式的改革，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和農村醫療制度改革。第二項是企業改革。繼續把國有企業改革作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致力于實現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同時，推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第三項是金融改革。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金融監管體制，另一方面要加快國有金融企業的改革，建立起真正的現代金融企業制度。第四項是政府機構改革。關鍵在于政府職能的轉變，成敗與否在此一舉。

　　這四句話大家可能都已經熟悉了。我又想了24個字，就是為了保證這些任務的完成，必須把握以下幾個原則：城鄉協調、東西互動、內外交流、上下結合、遠近兼顧、松緊適度。城鄉協調，就是要把農業和農村工作作為重中之重，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東西互動，就是東部地區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有條件的地方率先實現現代化。要把老工業基地的改組、改造和振興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內外交流，就是要堅持以擴大內需為主，同時抓住加入世貿組織的大好機遇，繼續推進對外開放；上下結合，就是要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遠近兼顧，就是要繼續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使我們國家經濟和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松緊適度，就是要使發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相適應，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

　　保持香港穩定繁榮

　　香港回歸5年多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和特區政府的領導下，認真貫徹執行了“一國兩制”的方針和《基本法》的原則，維護了法律賦予香港同胞的自由和權利。香港戰勝了亞洲金融風波帶來的經濟上的困難，保持了穩定和發展。毋庸諱言，香港經濟目前確實遇到比較大的困難，主要表現在失業率增高和財政赤字加大。這既有國際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也有香港自身經濟結構的問題，但是香港的優勢還在。香港有雄厚的物質基礎，直到目前，香港沒有一筆內債和外債，目前香港的居民儲蓄率還超過1997年。香港有完備的法制，有有利的區位優勢，有許多優秀的管理人才。現在需要的是團結和信心。我完全相信香港同胞的智慧和能力，在以董建華先生為首的特區政府的領導下，香港一定能夠克服眼前的困難。

　　至于說到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我想明確表示，我們將一如既往、竭盡全力支持香港的穩定和發展。我們正在抓緊落實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建立更加緊密的經貿關系的各項措施。香港是中國的一顆璀璨的明珠，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是我們堅定不移的目標，也是中央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希望能到香港去，越快越好。

　　發展非公有制經濟

　　發展個體私營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們政府堅定不移的方針。只要是依法經營，照章納稅，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并且符合安全和環保的要求，我們支持和鼓勵個體私營企業發展，這是擴大就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渠道。我們將在市場準入、稅收、貸款和進出口等方面，給個體私營企業以平等的待遇。

　　人民幣的強勁和穩定有利于亞洲和世界

　　至于匯率問題，中國實行的是根據市場需求變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從1994年匯率并軌到現在，人民幣匯率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人民幣對美元的實際匯率，到去年底升值了18%，對歐元升值了39%。我們將繼續探索和完善匯率形成的機制。但是我想說明一點，人民幣的強勁和穩定不僅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亞洲和世界。

　　降低金融不良資產

　　為了降低金融不良資產，這些年我們做了很大的努力，包括剝離了14000億元不良資產，成立了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加以處置。但是目前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率，如果按照四級分類口徑，還高達21.4%；如果按照國際通行的五級分類法口徑，達到25%左右，其中損失資產占相當大的比例。改變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狀況，需要有政策的扶持，包括補充資本金和剝離不良資產。過去5年，我們曾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補充銀行資本金。同時，剝離了14000億元的不良資產。但是根本解決銀行的問題在于改革，在于建立現代的公司治理結構和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并且創造條件實行股份制。

　　金融企業所有制形式多樣化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2000年訪問英格蘭銀行時，我發現英格蘭銀行的門很多，窗戶很小。我了解到，英國金融發展有幾百年的歷史，而中國提出要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不是財政的出納，只有十幾年的歷史。我們已經有了以民間資本為主的股份制銀行，比如中國民生銀行。隨著金融監管的加強，中國金融企業的所有制形式勢必會多樣化，但這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農村稅費改革

　　這個問題我已經講得很多了。我想強調兩點。第一，農村稅費改革的實質，是要改革農村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上層建筑的某些環節，最重要的是要精簡機構和人員。中國古代《大學》一文說，生財有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抒。現在在農村倒過來了，“食之者眾，生之者寡”。有一個縣十二三萬人口，吃財政飯的多達5700人。如果不精簡機構，不減少人員，農民的負擔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與此同時，要加大財政對農村的支持力度。我們的最終目標，是要把一切不應該向農民收取的稅費，全部減下來，但這需要有一個過程。從今年開始，我們就出臺了一項措施，就是新增對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的財政支出，主要用于農村。

　　關注的數據

　　瑞士前駐中國大使曾經說過我的腦子像computer(電腦)，我的腦子里確實裝了許多數字。這些數字有使我高興的，也有使我憂慮的。

　　譬如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GDP的增長速度年均在9%以上；中國近5年盡管受到亞洲金融風波的影響，GDP的增長年均在7.7%，去年達到8%。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3000億美元等等，這些是使我高興的。但是，有些數字恐怕連記者也不完全清楚，比如中國的勞動力有7.4億，而歐美所有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只有4.3億。中國每年新增勞動力1000萬；下崗和失業人口大約1400萬；進城的農民工一般保持在1.2億。中國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中國13億人口有9億農民，目前沒有擺脫貧困的3000萬左右，這是按每年人均收入625元的標準計算的。大家知道，這個標準是低水平的，如果標準再增加200元，農村貧困人口就是9000萬。中國東西部差距很大，大家恐怕只是從概念上了解。我想說一個數字，中國沿海五六個省市GDP超過全國GDP總值的50%。這幾個數字，已經點出了三個問題：農村問題，就業和貧困人口的問題，東西部地區差距問題。因此，當好中國的總理不容易。如果要我說現在的心情，我覺得身上的擔子有千鈞重。

　　《國際金融報》(2003年03月19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