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北京)

　　過去時：五年成就載入史冊

　　“各位代表，本屆政府1998年3月就職，任期即將結束�！彪娨暽现扉F基總理的聲音蒼勁而悠遠……

　　五年的時間，就此彈指而過。不過幾次記者招待會，幾度春風拂面，一屆政府便匆匆謝幕。

　　在永恒的時間之流前，一切都顯得那樣的短暫和微不足道�！叭耸掠写�謝，往來成古今�！闭f起來，人猿相揖別數百萬年，也不過是幾塊石片磨過所演繹的一場生死時速，更何況一屆政府的上任與卸任！

　　共產黨是相信唯物主義的。這就是唯物主義！

　　以有限人生面對無限時空，蘇子曾喟然長嘆“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不過，這只是“以變觀之”的事物的一面，事物的另一面是“以不變觀之，則物與我同在”。也就是說，雖然人都是向死而生的人，但惟因如此，人才會懂得去珍惜光陰，懂得積極進取，懂得在蒼茫卻有限的時空中做出最大的成就，最終達致“物與我同在”的崇高境界。

　　這樣看來，五年的時間其實并不短暫，足以讓一個好總理以及他領導的政府一顯身手，足以讓世人來檢驗和見證當初的豪言壯語，檢驗在全世界面前許下的莊嚴承諾。

　　這一屆政府單單“朱镕基”這三個字，就可以說是金字招牌，就使得這屆政府不比尋常，被人們寄予厚望，有一種格外沉甸甸的分量。

　　回首五年，本屆政府的成就不容否認。筆者個人的見解是將其歸納為三大方面。

　　第一大成就是保持了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意義則在于保證充分就業、緩和社會矛盾以及防止社會斷裂。

　　中國改革的智慧是所謂的“改革、發展與穩定”三者關系的協調與平衡。這一智慧由第二代領導人提出，至今仍閃爍著偉大的思想光芒。三者中最重要的又是發展。關于這一點，鄧小平顯然十分清楚，所以在南巡時他提出了“發展是硬道理”的口號。事實上，沒有發展，一個社會企求靜態的穩定是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另外，有了發展，改革才有起碼的空間。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候一般也是人心最順、社會最穩定的時候，同時也是改革力度最大的時候。

　　從亞當·斯密至今，無數經濟學家殫精竭慮、苦思冥想的其實也就是兩個字：發展。進一步的分解目標則是要求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幾個方面都要齊刷刷地做得精致、漂亮。

　　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比欢�，從歷史上看，真正順應時勢、游刃有余、輕松自如的人沒有幾個。從政策制定來看，要想“治大國如烹小鮮”，為政者首先要善于“看云識天氣”，準確地判斷形勢，同時還要善于調控，能靈活應變地出招。尤其是不能亂翻燒餅�？梢哉f，無論古今中外，凡能如此而行的政府皆是好政府，凡能如此而行的政治家皆是令人尊敬的政治家。

　　朱镕基這屆政府處變不驚，始終能夠保持經濟發展并讓人民從中得到實惠，殊為不易。按說形勢并不太好，本屆政府乃是在外有金融危機、內有產能過剩等極其復雜多變的形勢下果斷出招的，卻難能可貴地保持住經濟增長的平滑性。

　　其中最厲害的一招叫“擴大內需戰略”，五年內累計一共發行了66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帶動銀行貸款和其他社會資金形成3.28萬億元的投資規模，幾乎將全中國上上下下重新打造了一遍。

　　由于措施對路，政策得力，以可比價格計算，1998～2002年間，國內生產總值按平均每年增長7.7%，到2002年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萬億元大關，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

　　一個個數字反映出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諸多變化:江河堤防加固工程開工3.5萬公里，高速公路增加到2.52萬公里，長途光纜線路長度增加到47萬公里，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用戶增加到4.21億戶；青藏鐵路、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南水北調等重點大項目進展順利……

　　由于硬件越來越好，這幾年無論是外商投資，還是農民進城，一下子都變得有利可圖并且輕而易舉了。

　　所謂發展，既包含增長的數量指標，同時也包括增長的質量指標。從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看，這屆政府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全國財政收入平均每年增加2053億元，達到2002年的18914億元；五年累計發行66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帶動銀行貸款和其他社會資金形成3.28萬億元的投資規模，而且集中財力搞基礎設施，這對于吸引外資以及民間投資將起到長遠的作用。

　　2000年以來，中國逐漸進入住房、汽車為拉動的新的景氣周期，與此同時，WTO后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同時發力，中國經濟逐漸進入市場驅動的新的成長時期，中國經濟至此可以說“輕舟已過萬重山”了！但如果沒有那幾年的宏觀調控，現在掙扎在泥潭中也未可知。

　　本屆政府的第二大成就是什么呢？筆者以為是在金融、財稅、投融資體制改革方面邁出了步子，防范金融風險的事終于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并且予以格外的重視。

　　一直以來，銀行是政府的二財政，經常是政府管理部門一個小科長打個電話就能讓銀行放出錢來，真是匪夷所思。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讓中國一夜驚醒，并嚇出一身冷汗來。此后，人們看到，朱镕基的這屆政府雷厲風行，開始了一往無前的金融體制和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步伐。

　　其中關鍵的一環則是“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也就是財政的事歸財政，銀行不再充任政府的“二財政”。

　　幾年下來，關系理順了許多。財政逐漸轉向公共財政，一個初步的公共財政的框架逐漸建立，該發債時就發債，而不是隨便命令銀行撒票子。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也劃了出來，由新成立的“資產管理公司(AMC)”來進行專門的管理，銀行自己則義無反顧地朝著商業銀行的方向走。

　　香港有媒體說，這幾年財政赤字增長了，所以朱镕基總理是“赤字總理”。這話不公平，顯出說話的人不太了解中國的國情。事實上，要是按過去的做法，朱镕基完全可以讓中央銀行撒票子，讓商業銀行背黑鍋，但他沒有這樣做，寧愿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堅決地推進商業銀行改革，轉而讓財政清清楚楚地掏腰包，如此“赤字”才水落石出的。

　　不讓銀行背黑鍋，而是明明白白地讓財政將政府債務背起來究竟有什么好處呢？好處就在于機制不一樣。財政的錢相對透明，易于監督，因為預算是要得到全國人大批準的，全國人民都可以討論，所以發債啊用途啊什么的其實終有節制。而銀行就不同了，國有商業銀行的錢是不透明的，無需全國人大批準，就算銀行把白花花的銀子丟到水里，出現所謂不良資產，你我百姓也不知曉，因為那是銀行的“高級商業機密”。

　　“赤字”的代價不僅帶來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還換來中國金融風險的下降，金融安全的穩定。所以，在筆者看來，應該把“改革總理”而不是“赤字總理”的榮譽稱號送給朱镕基才稱得上是合適。

　　朱镕基政府的第三大成就是全力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并且最終成功。2003年，初入WTO，許多好處已初見成效，尤其表現在中國的出口以及外資進入都有了新的突破，而壟斷部門的改革也總算由此進入倒計時，不遠的將來必定會有更加積極的效果。

　　持續的增長、改革以及WTO的加入，引領中國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就像朱镕基總理在報告中所說的那樣：“我們偉大的祖國已站在更高的歷史起點，邁上新的輝煌征程�！�

　　進行時：“中國號”巨輪涉入深水區

　　如何理解“新的歷史起點”，筆者的看法是“中國長大了”！

　　也許中國在光陰的故事中年年地成長，卻未及注意到自己已經長大成人；但其實，WTO就是“成人國”，而中國早在“入世”的那一天就完成了成人禮。

　　“中國號”巨輪在朱镕基這一屆政府任內，充滿朝氣地涉入國際經濟深水區，浪花飛濺，和世界連成一片。

　　也許中國仍感身單力薄，但事實上，其一舉一動正越來越虎虎有生氣，惹人注目。

　　眼下，中國經濟總量不足全球的4%，但是，2002年中國在全球新增份額中的貢獻達17.5%，僅次于美國；與此同時，中國制造業出口雖然只占全球總值約5%，所取得的增長卻占了全球增長的29%。因此，總量上中國經濟對世界的影響有限，但在增量上中國的的確確已對世界發生重要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會越來越大。

　　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已步入一個新階段：中國不再是被動的國際環境的接受者，而是一個重要的參與者、影響者。

　　以這樣的戰略高度和歷史眼光來看中國，我們比較可以理解，為什么在本屆政府工作的后幾年，針對中國的各種各樣的國際評論會越來越多。

　　打個不甚恰當的比方，中國好比一頭老虎，在老虎只有貓大的時候，是無人注意的，但得益于持續增長，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政府所駕馭的幾乎可以說是全球范圍內逆風飛揚式的增長，小貓逐漸地長成了虎樣的“大貓”。這個時候，世人必投之以神色各異的關注目光。

　　人們注意到，近兩年來，有人以懷疑的眼光來看中國：他到底是貓還是老虎，他有幾多分量？這在學術界和傳媒界就是引人注目的“中國經濟增長數據”懷疑論。也有人以“不屑”的眼光看待中國，雖不全盤否定中國的成就，卻以放大鏡無限放大中國的問題，提出所謂的“中國崩潰論”。還有人以恐懼的眼光看待中國，斷定中國的進步會阻礙世界經濟或某些國家的成長，提出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人們還注意到，2002年下半年以來，國際上又出現所謂的“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將目前國際通貨緊縮的原因歸罪于中國出口產品價格的低廉；此外，敦促人民幣升值也逐漸成為國際呼聲，特別是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如此密集的對于中國的關注以及眾說紛紜的評論，襯托的其實都是一個共同的背景：中國正在快速崛起，東亞睡獅已醒。對此，國際社會甚至比我們自己更加敏感。

　　遙想當年，我們自閉于世界，卻夢想著拯救亞非拉于水深火熱之中；過去20余年，中國則以“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為外部界定，一心一意搞自家經濟建設，對外則主要做一個接受者。

　　但是，無論是孤傲的自閉還是謙遜的接受均已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當朱镕基以極大的個人努力，當本屆政府引領巨輪涉入深水，中國的國家利益事實上已經國際化。本屆政府事實上開創了一個承前啟后的新的國際化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國除非制訂能統攝國內外的有理有利的戰略，否則不足以保障自己的國家利益。

　　退一步講，縱然中國謙虛，仍然保持低調的姿態，但由于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別人仍不免說三道四、指手劃腳，以此尋求與中國的政策互動，所以中國最終將被拖下水去。

　　與其被動，不如主動。中國應正確地分析國際國內環境，提出統攝全局的戰略，并融于進一步的改革開放進程，繼續全力推進國內的變革，使得中國在心態、制度等各方面更加適應于新的形勢。

　　如果說，過去我們可以將國際問題“框”起來，一心一意只做國內的戰略是正確可行的話，那么今后這一省心的時代恐怕將一去不復返了。

　　如果說，本屆政府將WTO視為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有效戰略并有效地引領入這一新的時代，那么在WTO時代，新一屆政府無疑需要制訂更新的戰略，同時完成好歷史賦予的各項重任。

　　將來時：四件大事共塑未來

　　展望新一屆的政府班子，正處于21世紀的太陽沖出地平線之際，可以說是來日方長，大有希望。但是，正如前文所言，中國也正面臨著更加復雜的國內外局勢。以筆者之愚陋，以為有四件大事是不可不思慮的。

　　一是為確保國家利益，需制訂明確而有效的統攝國內外的戰略。

　　如前所述，中國改革開放的最新戰略舉措是加入WTO。加入WTO最有價值的一點便是一再被人強調的“以開放促改革，加速中國全面融入世界的進程”。加入WTO之后，中國需要制訂新的更加明確的戰略，需要在國家戰略制訂的機制、人才儲備上都做好準備。

　　中國要往前走，必須從現在起，重視戰略制訂，培養自己的戰略家，鼓勵民間戰略研究的發展，通過制訂和實施明確有效的戰略來迎接未來、創造未來，決不打“無準備之戰”。

　　二是為確保經濟改革成果，需推進憲政文明的進步。

　　改革開放以來，對應于經濟變革，中國經濟學界有過幾次重大爭論。

　　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一次大爭論是80年代中后期，當中國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入到城市后，有關中國改革究竟是以企業改革為中心，還是以價格為中心，或者以配套改革為中心的爭論。中國當時最優秀的經濟學家厲以寧、吳敬璉以及當時政府的一批優秀決策咨詢人員幾乎全部參與到了這次爭論中來。這次爭論的結果，明確了中國改革的主要難點和關鍵點，澄清了可能波及的主要問題，并且為改革的具體實施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第二次是90年代中期林毅夫教授和張維迎教授有關“產權”與“競爭”的爭論。這一爭論的背景是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市場經濟”已在政治上取得了完全正統的地位，但對于市場經濟改革究竟該以何為重點，大家不知其詳。恰在這時，林毅夫、張維迎這兩位海歸少壯派經濟學家提供了最新的學術資源。

　　2002年的憲政爭論最有意思，筆者將其視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界的第三次爭論。其導火索起源于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楊小凱教授的一次演講。在這次講演中，楊小凱回顧了英美市場制度的演變，特別強調憲政是其市場經濟成功的根本，同時委婉地批評了林毅夫教授一向大力宣傳的“后發優勢”觀點。

　　楊小凱闡述了經濟改革與憲政轉型的關系。在他看來，經濟改革只是憲政轉型的一部分。憲政制度是一種為人民認可并接受其約束的游戲規則，人們在這種游戲規則下從事各種活動，包括經濟活動。經濟增長的最終源泉是制度與技術的創新，而這些都是在給定的憲政制度下完成的。在大一統的制度下，允許的制度嘗試的數量與種類遠小于自由制度下允許的制度嘗試的數量與種類，因而制度創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最終的經濟績效也要差得多。經濟轉型的核心是大規模的憲政制度的轉變。在新的憲政制度下，人們遵守一個新的游戲規則，這種游戲規則能夠產生更多的制度創新和更好的經濟績效。

　　小凱教授開了個題，而林毅夫教授近年來作了一個很好的回應。筆者的看法，真理可能是在楊和林之間。

　　從實踐來看，中國經濟改革在提供更加公平的交易規則、保護私有產權、消除政府管制、防范國家機會主義等方面的確已經內在地提出了很多的要求。所以，憲政轉型并非空穴來風，已逐漸成為中國市場經濟變革以及社會、政治轉型的內在要求和時代的最強音。

　　根據歐美憲法學家的闡述，憲政的核心是“有限政府”，而憲政民主制度主要有九項特征：第一，政府權力應由憲法加以限制；第二，實行分權制衡；第三，人民主權和民選政府；第四，建立憲法審查制度；第五，司法獨立；第六，警察應受控制；第七，文官控制軍隊；第八，保障個人權利；第九，發生緊急狀態時堅持實施憲法。這九項特征又可以進一步歸納為四項基本原則：第一，以憲法和法律為最高權威；第二，以人權和人的自由為本位；第三，以憲法和法制約束權力為重心；第四，以司法審查為保障。

　　適應于中國經濟改革，適應于全面建設小康的目標，適應于“政治文明”的要求，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中國在新的世紀無疑將譜寫新的改革篇章，而憲政將會成為新的內容，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200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公布實施20周年大會上所指出的：“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構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并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比�是為防止社會斷裂，須厲行“社會修復”職責。

　　中國社會目前的收入差距和社會分層已經使得社會進入“不穩定期”。為防止社會斷裂，政府須厲行“社會修復”的職責。所謂“社會修復”，既包括建立社會保障，實行社會救濟，也包括調節收入分配，還包括在戶籍制度上進行改革，使農民有更加平等的發展機會，以及對社會弱勢群體聲音的尊重等許多個方面。四是為長治久安，須大力建設市場倫理與財富倫理。

　　20年前，小平同志說了一句話，“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眼間，20余年過去了，一部分人已經富了起來。可是，究竟如何看待并對待這批先富起來的人，現在成了一個大問題。而這個問題要是理不清，解決不好，勢必影響到全社會如何進一步創造財富、中國經濟如何繼續保持繁榮。

　　去年，中國政府發起了一場“稅收風暴”，讓富人們心驚肉跳；知識分子則普遍對富人投以懷疑乃至審判的眼光；至于窮人，有不少正用一種仇恨的眼光盯著新富起來的人們。就在過去的兩個月內，好比古代社會“二桃殺三士”一般，三位富人相繼被殺——其中包括一位全國工商聯領導人，真是讓人扼腕，讓人觸目驚心。

　　更有甚者，有人在網上撰文，公開宣稱“要旗幟鮮明地仇富”。

　　看來，歷史上“殺富濟貧”的幽靈再度浮現。雖然從歷史上看，古今中外從沒有一個國家是因殺富濟貧而變得富裕、強大的，有的只是“抽刀斷水水更流”，殺富濟貧貧更貧的惡性循環而已。

　　在成熟的西方國家，富人享受錢，窮人享受閑，兩者各自享受屬于自己的那份不同的“財富”，其樂融融。但眼下的中國，富人有了錢，卻活得不甚瀟灑。窮人更享受不到平和的心態。為此，海外一再警告貧富矛盾可能造成中國社會的斷裂。

　　市場倫理與財富倫理的先天不足，還直接損害到中國市場經濟的變革和榮譽。譬如，在市場上，五花八門的坑蒙拐騙、不良行為，從毒大米、毒酒，毒辣椒到毒藥，從股份公司的做假賬到基金黑幕，從官商勾結到黑社會殺人越貨，從私人老板對打工仔打工妹的克扣與賴賬，到部門經理帶領部下員工集體“辭職”，幾乎是無所不有、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磥�，中國社會引入了市場經濟，并承認人的自利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但“誠信”問題正阻礙著個人合法利益的實現。

　　可以用經濟學證明：市場經濟只能教人不偷懶，卻不能叫人不撒謊、不害人。相反，市場經濟只有建立在健全的道德或者說財富倫理與市場倫理的基礎上，才如同建立在磐石之上。否則，我們不知道，哪一天誠信的大廈會轟然倒塌；我們也不知道，哪一天仇富的心理會演變成另一場暴民政治；我們同樣不知道，市場經濟的自發秩序會不會遭到破壞，從而出現體制復歸的情況！

　　由此便引出新一屆政府的一個重要任務，一個過去為許多中國人所忽視的市場倫理與財富倫理的建設問題來。究竟應該以什么樣的手段致富，富人該如何看待和消費其財富，社會又該以怎樣的眼光來看待富人，我們通過財富的創造要達到一個什么樣的人生境界，如此等等，這些問題其實并非在市場打個滾就會清楚的，它需要一整套的“財富倫理”來予以規范。

　　盡心、盡性、盡意地愛人民

　　從社會學研究的角度看，人們的滿意度與成就成正比，與期望值成反比。而太高的期望值，往往容易帶來失望。朱镕基的班子成就巨大，但人們的期望值卻更高，因此難免在功過評論時有許多爭議出現。

　　而現在，人們會對新一屆的政府寄予新的期望。

　　對于猶太人來說，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希伯來舊約圣經中所說的“要盡心、盡性、盡意地愛你的上帝”。對于中國的政治家們來說，最重要是什么呢？乃是要盡心、盡性、盡意地愛這個國家的人民。

　　中國古人對于這一點顯然是理解的。所以孟子說了一句千古傳誦的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還說：“民為貴，君為輕�！�2000多年前的孟子已經很清楚權力的來源及其變動關系了。

　　“行行復行行”，中國經濟、社會、文化、法制、文明轉軌的道路漫長而修遠。我們祝愿，在新的領導集體和全國人民的努力之下，中國不僅要將經濟改革推向前進，還要打造出一個跳出“歷史周期律”的新文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