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程凱

　　記者在經濟33組的分組討論會場上“蹲點”三天，終于見到了全國政協委員、中信集團董事長王軍。

　　自去年底成立“中信控股”，中信集團和王軍一直是被關注的焦點，一個真正意義上

的“金融混業”何時可以全面展開；政府換屆、機構改革方案出臺，新的國資委對中信這個特殊的國企將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些都是王軍本人才可以回答的問題。出乎意料的是很少接受媒體采訪的王軍徑直把記者引進房間，接受了本報獨家專訪。

　　“給他們的時間是一年半”

　　1968年，花旗銀行繞過美國金融分業經營的限制，成立了單一銀行控股公司“花旗公司”，與花旗銀行的董事會一個班子，兩塊牌子。隨后的發展使花旗公司第一個真正做到了客戶到任何一個花旗集團的營業網點都可以得到儲蓄、信貸、證券、保險、信托、基金、財務咨詢、資產管理等一站式的金融服務。

　　而新成立的“中信控股”是投資和管理中信集團所屬境內外金融企業的控股公司，這些子公司包括中信證券、中信實業銀行、中信信托、信誠人壽、中信資產

　　管理公司、中信期貨經紀公司以及香港的中信國際金融控股。中信由此就形成了門類最齊全的一個金融類公司組合。

　　王軍的目標是：“只要客戶找到我們任一金融機構，無論證券還是保險，都可以得到全方位的服務。”

　　中信控股是中信發展的必然選擇。“入世對金融業沖擊會比較大。規模、地域、服務是他們最大的優勢，而且技術和管理也比我們超前很多。國外金融業非常成熟，服務都是以客戶為中心，先進的國家里銀行都在混業經營。”

　　“實際上，我們現在也不叫混業。各類子公司都是獨立法人，還是按照國務院原來金融改革的總體思路在分業經營。”

　　為什么成立中信控股？“現在好像世界上什么事都混在一起了，網絡時代改變了人們很多的生活方式。在這樣的條件下，單一的經營方式滿足不了客戶的需求。現在我們分業經營是各干各的，我們的銀行有三百多個網點，證券有四十多個，保險只有一個在廣州，今年還要在北京設一個。金融服務要面對的客戶廣就需要網點多，但是多設網點是要投入很大的。像去年證券市場的狀況，證券部門就很難盈利，那么多的網點要花很大的人力物力，可每年就四五十億的交易量。”

　　“我的想法是我們的金融機構雖然在分業狀況下經營，但是如果能夠把這些網點通過一種形式來連接起來，我們就沒有必要證券再單獨設網點、保險再設網點。我們的任一金融機構都可以提供全方位服務。”

　　按照王軍的想法，第一件碰到的難題是客戶資源管理，要把所有的客戶資源都放在一起。

　　“我們要建立第3代電腦系統，一個全公司集中的電腦系統，把各種金融機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的后臺都并在一起。所有客戶資源都在電腦中，數據庫能對數據做出分析。不光是對各種金融機構，各金融機構的各個支行的賬目也將全部集中在銀行總部，支行只管操作。”

　　去年11月，IBM總包中信控股、中信實業銀行統一信息平臺項目已經開始。中信控股技術平臺將統一整合包括中信實業銀行、中信證券、信誠保險以及中信信托在內的幾家中信控股公司的全部賬戶信息和客戶信息。“原來他們安排兩年半的計劃完成，我要求他們一年半完成，從今年一月一日開始算起。一年半以后中信所有金融行業里的子公司電腦系統都要換成新的，連成一體。而且我們現在也在用很大的投入來開發交叉金融產品。”

　　如果一切按照王軍的計劃進行，到2004年底，一個中國金融混業的“巨無霸”就會產生。

　　“國資委會減輕我的負擔”

　　中信是在特殊情況下成立的特殊國企，發展到現在總資產超過4000億，業務集中于金融、實業和其它服務業三大領域。金融業是公司重點發展的業務，其資產約占公司總資產的80%左右，主要由商業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租賃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組成。

　　新的政府機構改革方案出臺，要轉變政府職能，改變國有資產管理方式，對中信和中信控股都會產生重大影響。新的國資委將是經貿委和中央企業工委的合并，過去中信公司屬于中央企業工委管，跟經貿委也有很多的關系。1991年國務院批準體制改革后，中信又從中央企業工委劃到了中央金融工委，而金融工委現在改成了銀監會。

　　在王軍看來，政府新的領導班子大多數都在基層工作過很長時間，對基層工作比較了解，貼近市場。“政治體制改革對國家來講，一是政治文明的體現，二是政府辦事效率提高對經濟發展將會是個很大的支持。”

　　“這屆政府改革力度大，30多個部委變成28個。中國經濟還有高速發展內在的可能性，這屆政府可能會更多依靠各個職能部門，每個部委都有自己明確的任務，以后事情會好辦多了。”

　　“關于國資委，十六大報告里說國資委要管人、管事、管資產，具體怎么操作可能還要在實行過程中去摸索。但是十六大這一段的陳述我有許多不理解的地方。企業要自主，國企的人又需要國家派。管人、管事？管到什么程度才既能保證企業獨立自主運行，又能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

　　王軍覺得上屆政府雖然總理處理事情果斷迅速，但到各部委層面辦事效率就不夠高。一件事情要通過多個部委，中信作為一個特殊的公司2001年體制改革的意見向上送，反復跟8個部委協商。“部委分工不明確，入世后很多事情就不好處理。”

　　1997年九屆人大之后，中信公司不能夠直接再給國務院報告，要自己到各個部委去協調。中信在國外承包一個工程，就要經過外經貿部、外交部、國家計委、財政部、保險公司、進出口銀行等多個環節。到每個部委做事情，都要從基層司、局做起，一旦哪個司局長提出有問題，這個事情就辦不好了。同每個部委單獨談了以后，還要抓一個部委牽頭報到國務院。“這次機構改革以后，這類的事情應該是簡化了。如果國資委管事情能把這些事情都管起來，企業領導人的負擔就減輕了。”

　　民營企業機制比較活

　　王軍很佩服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現在一些大的民營企業建立了現代企業管理制度，民營企業家聘請了最優秀的管理人員。我看過不少民營企業，他們用人機制比較活，我們也想學習，但國家對國企的很多制度還在改變之中。如果在用人制度上國營企業和民營企業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國有企業也不至于落后那么多。”

　　“民企做事只要領導人說做就馬上可以做，但是我們國企做事就要層層審批，商機是瞬息萬變的，決定的時間長了，機會就錯過去了。”

　　王軍認為政府還有一些該管但沒管好的事，比如對國際市場上一些事情的反映較慢，“外國告我們擾亂市場、傾銷，像一些小事如包裝箱木頭里的蟲子他們都管；外國貨里也有這些東西，但我們的處理速度就沒有那么快了。相信新一屆政府在這些方面會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