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報記者　祿興明　實習記者　余亞蓮

　　昨天向十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提交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受到公共管理學者高度評價，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任劍濤博士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中國改革目前最嚴峻的問題就是公共管理問題，“因此可以說，這次機構改革是中國改革的一場及時雨！”

　　為什么要再次改革

　　●20年多年經濟體制改革，使經濟體制產生了兩次重大變化：

　　一次是從改革開放之初到上世紀90年代初，剛性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二次是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轉變為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經濟體制改革本身蘊涵著的工商管理要求和公共管理要求突現出來，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國家治理機構。

　　這次機構調整既體現了這一變化又試圖推進這一變化。把國家計劃發展委員會調整為國家經濟與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設置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就是將經濟發展的公共監管機構加以合理布局。

　　●加入WTO是本屆政府為體制轉軌、推進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作出的重大決策，本屆人大和政府適應入世要求，必須從基本立法、機構設置作出相應調整，以便使公共管理適應急速發展的市場經濟要求，真正做到朱總理所說的政府要管好政府該管的事，不管政府不該管的事，并真正強化政府對市場的宏觀把握和調控，使政府與市場真正形成良性的匹配關系。

　　可望解決“三大難題”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值得充分肯定，它一方面凸顯了政府退出市場的決心；另一方面體現了政府搞好宏觀管理的信心；再一方面，它顯現了政府對自我職能的合理把握。改革的成功可望解決橫亙在中國改革開放道路上的以下三個難題：

　　一、全能政府如何轉變為有限政府，限制規模，優化職能；

　　二、如何使有限政府提升為有效政府，使政府能夠放下架子，主動吸納私營部門的管理經驗；

　　三、如何使公共管理自身的合理機構轉變為對社會的合理管理，使得20多年改革開放凸顯的公共管理體制弊端可以克制治理。

　　要避免三大誤區

　　新一輪機構改革既應當吸取以往改革的經驗，更應該避免以往改革的誤區，這些誤區包括：

　　一是國務院機構設置的問題看成是形式架構的問題，造成換湯不換藥的后果；

　　二是將國家機構工作人員的個人素質看得高于制度安排，造成因人設崗的后果；

　　三是將行政管理改革看作可以脫離其他權力，脫離司法權、立法權等機構，而可以獨立運作的機制。

　　不能急于求成

　　任劍濤博士分析說，我國的公共管理問題事實上從20多年前的改革之初就已經顯得滯后，因為當初我們把我國的改革基本局限在經濟改革領域，但事實上現代社會的改革從來都應該是戰略性的、綜合性的改革。本次國務院提交的機構改革方案可以看成是一種跟進性、彌補性改革。跟進和彌補的效果如何，將直接關系到中國改革的前途和命運如何。

　　他說，在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大權力的改革中，目前行政權的改革已經開啟，“就像是一場久旱之中的霏霏細雨，盡管它還不能徹底澆灌，但畢竟能夠給改革帶來及時的滋潤。”。

　　他同時強調，不必在改革當下就急于歡呼改革成功，公共管理改革是一個復雜、漸進、積累的過程。改革本身能否湊效必須要有觀察的態度、理性的評價和長遠的評估。

　　(曉／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