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寶康

　　盡管我們對朱镕基就任總理后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記憶猶新，甚至對他“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內心表白感動至今，但是，后來的事實表明，政府的轉型之路比他預想的要艱難得多。

　　這個判斷從他在第二次記者會上的感慨可以略見一斑：“過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難，這個困難超過了我預料的程度。第一，我原來沒有估計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這么大；第二，我國發生的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洪澇災害也超出了我的預料。”

　　如果說朱镕基說的這兩個原因還只是來自于外部的突發因素的話，那么來自于轉型本身的難度和問題更讓他大跌眼鏡。在第三次記者會上，他甚至承認自己在下屬面前拍過桌子，但他不承認自己曾“捶凳子”，“因為那很疼”。這位曾在20年(1958-1978)的時間里沒有黨齡的總理，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仍沒有忘記幽默一把，其胸懷可見一斑。

　　縱觀這五年，政府與市場這對舞伴之間的關系，我們不難看到兩種相斥的力量：從政府方面來看，這個原本就習慣于獨自舞蹈的舞者，有時陋習難改，常常會居高臨下，以導演的身份，指手畫腳，對市場干預過多，監管領域太泛，許多產業進入門檻過高，缺乏市場退出機制；從市場方面看，這只無形的手，在一些領域過度膨脹，常常又會難以駕馭，信馬由韁，市場秩序混亂，社會信用缺失，交易成本增大。我們把這種相向而去的力量稱之為“角色不到位”。

　　與此同時，我們還會看到另外一個完全相反的現象：政府與市場的“角色相互錯位”，尤其是政府與市場(企業)過度親密，甚至成為企業利益集團的代理人。在這里，原本應該是站在社會公眾利益上對市場行為進行監管的“守夜人”，現在卻被監管對象俘獲，成為公眾利益的對立面。另一方面，之所以說相互錯位，那是我們看到，企業作為新興市場力量的代表，與政府(政治)“打的火熱”，通過權錢交易使企業的利益最大化。而此時，只有消費者和一般社會公眾成為這場博弈的受害者。

　　所謂角色不到位和角色錯位，說白了，就是政府該管的沒管好，不該管的又管得過死。這兩種現象的共同結果是：社會總效率低下。

　　一般說來，政府對經濟進行公共管制的目標是經濟體制的效率和消費者的利益，而不是企業的利潤。而企業的目的正相反。因此這對舞伴之間的力量博弈是顯而易見的，應該也是正常的。換句話說，如果政府和企業走向一個共同的目標時，那才是市場經濟的悲哀。

　　而我們的問題恰恰是，許多擁有特權的政府官員被“市場”俘獲了。這五年，當然更早一段時間也不例外，我們幾乎不斷地看到腐敗分子被媒體曝光，最典型的是新近發生在河南省交通廳的新聞：五年中連續三位廳長因腐敗被繩之以法。富有戲劇性的是，后兩位廳長上任時都信誓旦旦地宣稱，一定要吸取前任的教訓。而民間早有“一公里高速公路，撂倒一位政府官員”的說法。

　　但也許這還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更為令人驚詫的是，某些地方政府的目標和基本功能已經被市場“異化”了。比如，中部地區的一個城市，制定了一個“政府招商，人人有責”死命令，把招商目標分解到每一位公務員頭上，完不成就扣發一個月工資，弄得政府部門的人員整天人心惶惶，見人就談招商引資。

　　如果從發展當地經濟的角度看，這個目標本身并無大礙，至少“動機是好的”。但我們擔憂的是，政府在對待外來資本的態度上，如果政府的一切事務以吸引外來投資、服務外來資本為中心，必定會犧牲其為公眾服務的職能。事實上，這個城市的居民和遠郊的農民常常因為拆遷和征地，利益受損而無處伸冤。

　　從某種意義上看，這樣的地方政府更像一個企業，而書記和市長就類似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這也許是對那兩位倡導“政府改革應當引入企業家精神”的西方學者的一個諷刺，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一書中說：“任何機構，無論公營和私營，都可以有企業家精神，正像任何公營私營機構都會出現官僚主義一樣。”

　　至少從這個城市看，這些當年曾被認為改革推動者的地方官員，今天已經走向改革的對立面。原因說來也很簡單，任何改革都會為既得利益集團創造尋租的機會，而進一步的改革又會對這些人造成威脅。

　　政府角色和功能的“異化”，所產生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兩極分化、社會不公、信用缺失、黑幕交易、虛假信息等等，在最近的幾年里，成為經濟學家和媒體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

　　如果政府的監管失靈和市場失靈同時出現在中國這樣一個本來就很脆弱的市場，那未來真的是難以想象的。

　　正是看到了這些惡疾的苗頭，朱镕基的“本屆政府”才對腐敗低效的政府機構大動干戈，才對混亂的市場秩序進行清理整頓。從1998年開始，先后“清零”軍隊、武警系統經商辦企業，重拳打擊走私及整治海關系統腐敗，強化金融監管，規范證券市場，整治市場秩序，打擊假冒偽劣，建立征信體系；另外，打破行政性壟斷，消除地方保護壁壘，促進市場公平競爭。

　　在就任總理后的第一次國務院全體會上，“約法三章”的朱镕基，曾明確表示“絕不題字”。但是，絕不題字的朱镕基還是三次破例，分別給位于上海、北京、廈門的國家會計學院題詞。而這三次的題字，竟是同樣的內容：“不做假賬”。

　　三題“不做假賬”，固然顯出總理對事關市場經濟命脈的會計行業，殷殷關切之心，但同時，也折射出會計行業造假行為之猖狂和屢禁不止、屢教不改的現狀。

　　一個成功的市場經濟應該有充分的制度基礎作為支持。這個制度基礎當然首先是法制建設，但更重要的是法治精神。守法的外部性因素決定了，政府首先應該成為守法的帶頭人，沒有政府部門的依法辦事，就沒有市場的公平競爭，企業領導人就會想辦法“俘獲”監管者。

　　在轉型經濟學家眼里，由于改革總和的不確定性，“因而轉型過程就是經濟活動代理人和政策制定者面對總和不確定性進行博弈決策的結果”(熱若爾·羅蘭，2001)。“改革的政治經濟學經常是一種動態博弈：今天作出的決策會影響明天對立集團之間的權力平衡。”

　　如果我們閉上雙眼，回想這五年，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我們不難想象出這是一場多么龐雜的交誼舞會，更是兩個舞伴之間的力量博弈過程。

　　舞蹈的雙方應該明確，我們正在跳的是交誼舞，要跳“國標”，而非抱成一團、不分彼此的“貼面舞”。跳國標，就要求舞伴雙方要保持一定的距離，但又為舞伴留有能動的空間。政府的主動性，在于對市場的宏觀調控能力，在于讓市場有內生動力，在于保持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朱镕基的五年任期即將屆滿，在我們向這位共和國歷史上第一位因任期到點，而全身引退的政府總理表示由衷的敬意之時，我們還應該看到，政府與市場之間這場博弈式的舞蹈遠未結束，我們甚至可以說，游戲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