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行：章敬平

　　幾乎在一夜之間，兩種景象呈現在我們眼前：

　　一方面，高級官員的由官而商，在新一波官員下海熱中異彩紛呈；

　　一方面，私企老板的由商而官，在十六大之后參政潮中世所矚目。

　　如何看待官員下海熱中官本位向財富本位的轉移？怎樣評析一個迅速崛起的私營

　　企業主階層正在覺醒和成長的政治要求？現身江湖的“新紅頂商人”會不會把我們引入百年前胡雪巖時代的歧途？

　　本刊記者以浙江為藍本，用兩個多月的采訪和調研，客觀地還原了兩種景象的細

　　枝末節，記述了各階層的欣喜或恐慌，并嘗試著拉直了這三個長長的撩撥我們神經的問號。

　　官員下海

　　游走在浙江政商兩界的人們經常發現：私底下議論最多的，總是公開場合中竭力回避的。譬如官員下海。

　　半年前從政界轉向商界的徐剛，也不能免俗。

　　剛過不惑之年的徐，當下已是中國汽車行業的名流，吉利集團的CEO。2002年7

　　月前夕，他還是浙江廳局級官員中的一只“潛力股”：省財政廳黨組成員兼省地稅局總會計師。

　　徐的智慧在于，當回避已不可能的時候，他就坦然相對。

　　2003年2月12日下午，在錢塘江二橋之外的吉利集團總部，談吐間給人儒雅之感的徐剛，以一個真實的寓言，禮貌地敘述了他的下海故事。

　　五種人

　　一個空氣新爽的夏日清晨，6時許，西湖邊的山慢慢醒來，徐剛依約陪同一位浙江省的財稅大員，一個多年來亦師亦友的長者，開始他們的登山之旅。

　　7時許，他們登上了山頂，涌入肺腑的清新空氣，久違的鳥的叫聲，送給徐剛一個快意的早晨。此前一天，徐剛謹慎地跟這位財稅大員提到自己由仕而商的打算，可是，他沒有獲得一個明確的答復，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

　　然而此時，領導說話了，明確的答復依然沒有，一切答問如禪宗。

　　領導問：你平時都幾時起床？

　　徐剛答：7時多。

　　領導又問：如果你現在還在睡覺，你能感受到這樣一個早晨嗎？

　　徐剛對我說，“我立時明白了。”

　　作為省管干部，他的辭職申請需要省委組織部的批準。盡管他的申請報告站在了“三個代表”的高度，組織部的研究結論，依然是“安心工作”。出于愛才的考慮，代表組織的官員告訴他，如果你覺得財稅系統不愉快，可以換別的崗位，如果你覺得崗位低，不能很好地發揮才能，可以晉升。

　　盡管浙江新一波官員下海熱，三年前就開始涌動，潛流中公務員的震撼已經在慢慢降低，徐剛的辭呈還是發射出“衛星”一樣的影響力。

　　一個年輕的省管干部，一個前途無量的專家型領導，為什么在仕途一帆風順的當口，突然間掛靴而去？

　　徐剛自己的解釋是：他要去一個全新的領域，挑戰新的人生。他不厭倦財稅，但他更喜愛汽車事業，尤其是挑戰性更強的民營汽車事業。

　　“徐剛只是下海官員中的一種。”廣廈集團副總裁鄭可集說，他數年前擔任杭州市委黨校印刷廠廠長時，因為承印地稅發票，和徐剛有過交道，“他是那種在老舊的仕途上走得挺好但渴望尋找新路的人。”

　　我在兩個多月的追訪中發現，浙江官員下海有兩類四種人：仕途有成長空間但主動選擇新生的人；仕途有成長空間但感覺疲憊的人；仕途已無成長空間工齡滿30年可以提前退休的人；仕途沒有成長空間犯了錯誤的人。

　　以上四種人，在現實中我都看到了。

　　40歲的鄭，代表著第二種人。

　　2003年2月13日，我在杭州華僑飯店見到了年屆不惑的鄭。兩盒中華香煙擺在咖啡桌上，一盒硬的，一盒軟的。他狠勁地抽著煙，語調隨內容或而高亢，或而憤慨。當夜，我在整理采訪資料時，為他寫下一連串的定語：坦率，認真，有見地，鋒芒畢露，上進心十足。

　　順著看，鄭的仕途是一帆風順的：1985年鄭作為浙江省委組織部選調下基層的優秀大學畢業生，被派到金華市，嗣后市委有意安排他擔任一個重鎮的鎮委書記。兒女情長的鄭卻調往杭州市委黨校，在行政處副處長、黨校印刷廠廠長的任上熬了幾年后，鄭入主市計委外經處。數年后，進入省委組織部后備干部序列。

　　倒著看，鄭的仕途又充滿坎坷。三次雙推雙考，均擠入前三名的鄭，沒有一次獲得及時的提拔。2000年底，報考副廳級干部，筆試和面試雙雙進入前三名的他，還是沒有受到重用。理由?搞不清。官場上的鄭，經常遇到這樣的考核評語：能干，有成績，但有些傲慢，群眾基礎不太好。而所謂的“不太好”，往往是1/10的人不滿意，9/10的人滿意。“求全責備讓我感到步履維艱。”

　　2001年元月，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考了廣廈集團樓忠福的試。這一次，他順利通過了，樓委以重任，在集團行政副總裁任上履新一年的鄭，接手了樓忠福的命根子，一個投資80多億的天都城項目。樓曾笑著跟他說：在計劃經濟時代，該項目當是省長工程無疑。

　　一個多月前，樓忠福在年終大會上，親手將18萬元的獎金，遞到他的手上。彼時，18萬早不是天文數字的鄭說：“我覺得我的工作得到了尊重。”

　　同樣在操持私營企業房地產項目的，還有何樹鑫，原浙江省委副秘書長。2002年夏天的一個中午，他給一個老朋友打電話，告之自己辭職下海了。曾任溫州市委副書記的何，受到一個在浙江發家后去北京打出天下的私營企業主的邀請。據稱，恭請他出山的老板，專門為他成立了一家房地產公司。

　　當我撥通何的電話時，何表示不愿意接受訪問，但強調，“我是退休，不是辭職。”

　　我在隨后的采訪中獲知，按照浙江省有關政策，工齡滿30年的黨政機關干部，可以提前退休。騰出位子的老人，所有的待遇不變。依然是“公門中人”。

　　曾在浙江龍泉市長位置上叱咤風云的副廳級官員樓志新，幾個月前，他把辦公桌從一家省屬金融機構總裁的辦公室，挪到了浙江傳化集團副總裁辦公室。50歲不到的他，出于對徐冠巨個人魅力的欣賞，意圖在私營企業用自己的經驗，才智，以及一顆不老的雄心，打拼出一片新的天地。

　　這就是所謂的第三種人。

　　對第四種人，也即犯了一點小錯誤的人，我的采訪一再受挫。沒有人愿意談論他們自己的過去。于是，我對他們的了解，只能是知情人的紹介。

　　據稱，浙江一家著名的私營企業，此類人，一度占據“下海官員”的半壁江山。他們或者因為一點經濟問題，或者因為娛樂場所的生活作風問題，受到黨紀政紀的處分，感覺前途暗淡。一些沒有受到處分的，懾于原單位的議論，也做出了辭職下海的選擇。

　　還有一種人，洗錢的人。指的是，官員在位時，利用自己的權力為私營企業主做事，先達成某種默契，甚至于明明白白的契約，將沒有到手的錢財，以“合法”的打工收入的方式裝進腰包，或者將已經到手的黑錢洗白。

　　我沒有看到這樣的人，但包括紀委官員在內的很多受訪者表示，存在這樣的人和事。遺憾的是，沒有受訪者能列舉一二實例證明之。倘若這樣的人真的存在，那么浙江下海官員就存在五種人。

　　“海水”是咸的

　　不是所有的官員下海后，都能像徐剛那樣乘風破浪，羽扇綸巾，意氣風發。也很少有人能像何樹鑫那樣有一番自己的天地。

　　以我有限的觀察，浙江官員下海后，多數人的狀態是“準成功”，在真正蟬蛻為“成功人士”之前，大多要經歷從機關“天堂”到私企“地獄”的煉獄之旅。“商海有風險，下海須謹慎”，這句克隆過來的話，不僅是說著好玩。

　　在一家著名私企的領袖團隊中，有一名在副局級崗位上做了11年之久的女士。2003年情人節那天，我在杭州香格里拉飯店和她如約相見。三年前，就是在這里，她受到了那家大企業集團誠摯的邀約。

　　不愿在媒體拋頭露面的她，看上去像個教授，乍一見怎么也不像一個敢于在40余歲后辭去公職遨游商海的人。起初，當改變人生的邀約到來的時候，她也是害怕的，或者說憂郁不定的。當組織上明白地告訴她，只有辭去公職才能走人的時候，她也為自己50歲之后的人生擔憂過。畢竟，告別一個廳級領導崗位的福利獨自承擔失業風險，對一個已過不惑之年的女人來說，絕不像夏日里喝涼水那么痛快。

　　饒是“取得真經少不得磨難”，一開始，她擔綱的項目，就和政府的規劃有了一定程度的違拗。如果她還是一個機關負責人，她可以一直等下去，可現在不行，幾個億的投資已經下去，貸款的利息每天都在滾動，每推遲一天，就等于一輛汽車開進了西湖。

　　她的一個朋友對我說，“那些日子，她經常急得流淚。”

　　我向她求證她的朋友的說法，她否定了，“他是學中文的，描述得太文學，我沒有流淚，但著急是真。無論老板跟我私交怎么深厚，他承認的永遠只能是結果。”

　　現在已經度過難關，項目也頗見起色的她，當下距離社會對“成功人士”的預期，已然不遠了。但她對下海的苦痛依舊耿耿于懷。

　　除了成功人士，準成功人士，下海官員中，觸礁嗆水者也不乏其人。

　　一名省直機關的科技處處長，三年前秉承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原則，用自己的職權抗拒了本系統的壟斷勢力，為一家生產光纜的私營企業的產品提供了關鍵性的技術鑒定，使其有了進入市場的通行證。原本秉公辦事的他，并沒有期待由此翻身的老板投桃報李，卻在不久后獲得共同創業的邀帖。于是，他下海了。一個技術干部，當他的人力資源優勢逐漸衰落，他對私營企業的價值差不多已所剩無幾。末了，薪酬福利等等不能兌現的冷冰冰的事實，讓他無奈離去。

　　還有一名省級機關的處級調研員，升遷受挫后，內退下海了。以業績說話的私營企業主很快遺棄了他，沒有回頭路的他，去了義烏小商品城，年終了，經營不善的他，抹下面子，找到原單位的領導，將一部分銷不出去的小商品，作為福利攤銷給了昔日的同事。

　　據悉，在杭州的私營企業中，一些官員下海不久，便在好幾個營地做了好幾回“三姓小兒”的也不乏其人。

　　鄭可集認為，大凡下海者，僅僅脫掉有形的“靴子”是不夠的，還要脫掉無形的“靴子”，也就是“官念”。一名商界名流在評論春節前離開廣廈集團的一名總裁助理時說，官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他。

　　鄭可集說，私營企業要苦勞，更要功勞，重過程，更重結果。不明此理者，貿然試水，觸礁而退，則是順理成章之事。

　　低調的背后

　　在副廳級“烏紗帽”前執意下海的王始建，13年前就去了深圳。盡管身臨其境的她一再說彼時下海的官員“真的很多”，人們還是不覺得那時下水的人，會比現在多。

　　有關官員聲稱，相對于1990年初期第一波官員下海熱，2000年前后的新一波官員熱，要熱得多。浙江省人事廳副廳長袁中偉受訪時表示，當下，還沒有精確的統計數據，說明究竟有多少官員，分別是什么級別的官員，棄官從商。

　　但，我們從一些企業的個案來看，著實是一派蔚為壯觀的景象。據悉，一些私營企業的管理中，一半以上的高層管理干部來自于黨政機關。浙江廣廈控股有限責任公司宣傳部門提供的一份資料顯示，“廣廈”的管理團隊中，曾任處級以上職務的干部有46人。

　　與官員下海熱潮相對應的，是當事人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的低調。

　　我在撥通何樹鑫的電話后，誠懇的采訪請求，換來的是客氣而堅定的婉言拒絕。我陳述的采訪理由中，有一點關乎他的個人利益，“你以省委副秘書長的身份下海，坊間議論頗多，版本各異，我的采訪對你批駁不實之詞，當有些許益處。”何表示，別人愛怎么議論就怎么議論吧，我不管。

　　熟悉何的人說，何其實沒有那么超脫，他可能害怕越描越黑，辯誣不成，反污了清白身子。另外，官方對官員下海并沒有明確的態度，作為一個提前退休還享受著良好待遇的高級干部，何的謹慎是可以理解的。

　　謹慎的遠不止何樹鑫一人，原龍泉市委一38歲的周姓副書記，元旦前后加盟黃巧靈的宋城集團。與周同時下海曾提拔過周的另一名浙江知名人士，不愿意向我提供周的聯系方式，他的意思是，大家對此幾乎是一致的低調，一般不愿意接受傳媒訪問。“如果不是公司已經安排了，我個人是不會答應的。”他說，“我先跟周聯系一下，如果他愿意，我讓他給你撥電話。”

　　雖然接近周的人對周評價且高且好，但將近一個月過去了，我依然沒有等到周的電話，和宋城集團媒介公關人士聯絡，回答說，外出開會，不知歸期是何日。據觀察，當事人的低調，與官方和坊間的態度有關。

　　在官方，雖有鼓勵黨政干部工齡滿30年提前退休的政策，但并沒有支持干部退休后去私營企業的政策，相反，中紀委下達的黨政干部辭職后三年內不得在本系統經商的規定，約束力依舊。

　　浙江省文化系統一名高級干部還缺一年就符合提前退休的政策要求，當他試圖提請有關部門和領導考慮允許他提前退休時，得到的答復是否定的，斬釘截鐵的否定。最后，他以辭去公職為代價，換取了下海的自由。

　　其間，有關人士還向他出示了中紀委的上述規定，幸虧去的不是文化系統，否則下海的計劃就泡湯了。

　　人是走了，“惡名”卻留下了。他說，他一度被視為反面典型，一個見利忘義的小人。一名官方通訊社的記者解釋道，雖然給出負面評價的是個別領導，但領導的態度有時候和組織的意見很難區分得開。

　　領導給出負面評價的理由是，國家為一個干部，尤其是一個高級干部的成長，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上黨校，進高級培訓班，出國考察，所有的一切，都是培養成本。官大了，翅膀硬了，就要飛，是忘本。

　　如此事例無須太多，人們就自然將個別領導個別單位個別部門的意見，理解為官方意志。于是，低調就成了下海官員們的集體無意識。另據有關人士稱，事實上，官方對官員下海并沒有明確的反對意見。一些自認為開明的官員，是支持下海官員的個人選擇的。

　　具體到坊間對官員下海的評價，就我個人的有限接觸而言，至少一半的人們持懷疑態度。懷疑的焦點有四：

　　貪財，先前下海官員看中仕途，雖然愛錢貪財，可是有賊心沒賊膽，眼下明白過來，賊心賊膽都有了，逐漸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里“賊”卻沒了，共產黨這里難撈，就去私營企業主那里掙；

　　洗錢，下海官員利用權力撈足了錢財，在反腐敗越來越動真格的今天，他們害怕交代來源有錢不敢花，只好假借去私企打工之名，將黑錢漂白；

　　權力兌付，官員們在下海之前已經用權力給足了老板們好處，懾于“不得接受私營企業主財物”的戒條，沒有將權錢交易及時兌現，但給自己鋪好了路，在退休的時候，利用下海的機會兌付已經談妥的好處；

　　犯了錯誤，官員在任上與污案有染，有經濟問題或者其他違反黨紀政紀的事，不得不中途溜號，以烏紗帽換自由身。

　　徐剛去吉利集團的時候，對朋友和組織的解釋是，迎接新的人生挑戰，可是聽到他的解釋的人少，相信他的解釋的人更少。坊間流傳的徐剛下海的原由，有三個版本，上述四個層面，除了第一個，別的都沾上了。

　　事實是，如果徐真的犯了錯誤，問題沒查處清楚，他根本就脫不了身。

　　這樣缺乏常識的惡意揣度，讓徐剛一半是好笑，一半是無奈。

　　在官方和坊間的雙重負面評價下，低調就成了下海官員無論情愿與否都必須的選擇。

　　對負面評價的評價

　　源于坊間的負面議論，亦非一味地捕風捉影。有此斷言的人認為，徐剛是清白的，并不代表對徐剛的惡意評論，用在所有的下海官員身上都有失公允。

　　浙江省紀檢部門的一名中層官員稱，極少數官員用下海的方式洗錢，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這名不準透露姓名不允許做采訪記錄的官員，不肯列舉事例加以說明，只是說“這是需要警惕的一種新的腐敗現象”。

　　華立集團董事長、《財富》2001中國第一商人汪立成說，要防止少數官員在位的時候，用權力為下海鋪路。

　　汪以為，這是官員下海中需要規范的地方，但他對新一波官員下海熱的主流，給予的評價是正面的，進步的。

　　在浙江，凡是我采訪過的下海官員和他們的雇主，無一例外都是進步論者。

　　汪立成說，中國的私營企業雖然不少擺脫了家族化管理，但粗放經營是普遍存在的態勢，有政府工作背景的善于管理的官員，下海后為私營企業主效力，對提升私營企業的管理水平，培養一支職業企業家隊伍是大有裨益的。

　　鄭可集認為，私營企業主的財富，也是社會的財富，我們已經清除了對財富的“左”的錯誤意識，也應該摒棄官員下海為私營企業主創造財富是人力資源流失的“左”的認識。

　　浙江省人事廳副廳長袁中偉以個人名義發表看法說，這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好現象。這個需要我們進一步規范的現象，對打破中國傳統的“官本位”意識，是新的突破。自有官一說以來，似乎當官才是人們步入主流社會的惟一方式和選擇，當下一些官員走到“體制外”，一改千年的世俗眼光，對人們從做官走向做事具有良好的導向意義。

　　袁此說并非想當然。郭向東，原浙江東陽市吳寧鎮黨委書記，東陽市的后備干部。郭最欽佩孫中山的一句話：年輕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樓忠福欣賞這樣的豪言壯語，找到了他。郭下海了，而今已是廣廈集團重慶公司和北京公司的董事長。業績斐然。

　　在袁中偉的考量中，非但下海官員的勇氣值得我們傾慕，他們的行為對我們探索領導干部的選拔和退出機制，也平添了一個好的契機。

　　老板從政

　　過去的一個多月內，中國私營企業主階層進入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參政議政的絕佳時期。其間的2003年1月12日，一個中國大地上多處晴朗的日子，將被歷史學家視為一個紀念日，寫入這個新階層的“參政時代”。

　　省部級“試點新貴”

　　這一天，65歲的尹明善，在一個省部級官員應該退休的年齡，以私營企業主的政治身份，當選為中國第四大直轄市重慶市的政協副主席，躋身于重慶市新一屆領導班底，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后首位進入省級領導崗位的私營企業家。

　　不時宣稱要像后生一樣創業的尹明善，其經歷像是一篇小說：1958年被批為牛鬼蛇神，三年后升格為“反革命”，在牢獄之災中度過280個日夜，平反后又在三尺講臺上度過一段教書生涯，旋即跳槽到重慶出版社，沒做幾年編輯，又搖身變為二渠道書商。掘得第一桶金后，不顧家人反對，創立力帆，進軍摩托車行業，時年55歲。當下，力帆集團已經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發動機生產企業之一，產量位居全球No.1。2001年度《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顯示，尹明善的個人財富，已經由先前的20萬暴增至5.2億。

　　當選為政協副主席后，尹明善曾表示，干脆將企業賣掉，以利自己集中精力專心從政，但是有關部門不同意，告訴他說，作為非公經濟的代表，不僅要把政務做好，而且還要把企業經營得比以前更好。

　　由企業家到政協副主席，尹明善備感責任和壓力，他說，從政是另一種學問，自己還需要學習。今后，他將盡可能依靠職業經理人來管理自己的企業，以便騰出盡可能多的時間來參政議政。

　　9天后的1月21日，在中國東部省份浙江，一個真正的后生，比尹明善小25歲的徐冠巨，當選為浙江省政協副主席。

　　徐冠巨，一個儒雅而謙遜的杭州人。早年間，被一個民間醫生用一副中藥從絕癥中救出的徐，開始了傳化集團頗具傳奇色彩的創業歷程。從父親手中生產液體肥皂的家庭作坊，到億萬總資產的私營化工集團，徐冠巨成就了一個中國特色的富豪傳奇。

　　在由商而仕的途路上小心翼翼的徐冠巨，要比尹明善低調得多。他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簡單地說了八個字：非常光榮，責任重大。

　　當日，新華社用中英文向全球播發了這則新聞，美聯社等全球各大通訊社同時轉發了這條關乎中國十六大后政治動向的消息。外電評述道：自此，中國私營企業主階層將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國政治生活的舞臺。

　　在熟悉中國政治運行規則的人們看來，他們在省政協副主席選舉中的勝出，是意料中事。因為，早在去年春夏，尹明善和徐冠巨就先后換上了所在省市工商聯會長的新名片。據悉，這是中國省級工商聯自成立以來，第一次由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私營企業家擔當工商聯“帶頭人”。

　　應該說，私營企業主當上省、直轄市工商聯會長，才是個意義重大的根本性突破。過去，這一重要席位都是“體制內”有身份的人出任的。如徐冠巨的前任紐守章，就是享受副部長級待遇的全國政協常委。

　　從省工商聯會長到省政協副主席，是一個習以為常的政治慣例。至今，我們還沒有聽說過省工商聯會長在省政協副主席的選舉中落選的。故而，政治觀察家對尹明善和徐冠巨出任省政協副主席并沒有表現出太多的驚訝，真正驚訝的是，省、直轄市工商聯會長的職務，為什么首次考慮由私營企業家出任？

　　可靠消息說，2001年全國工商聯在杭州開會，出于提升中國私營企業主階層政治地位的考量，有人提議將政治素質高、民意基礎好、有代表性的私營企業主擺放到所在省市工商聯會長的位置上。該提議附和者眾。嗣后中央統戰部有文件稱，“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擔任省級工商聯會長，可先在個別具備條件的省進行試點，并根據人選條件在當地政協領導班子換屆時統籌考慮。”

　　尹明善和徐冠巨，就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成為國內外矚目的“試點新貴”。

　　巨變十六大

　　“董事長去了中南海！”

　　2003年元宵節，我去浙江尋找曾被廣交會保安罰站半小時的飛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回答說，應國務院之邀，比徐冠巨小一歲的邱，已去北京為總理將在人代會上宣讀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提建議去了。

　　一個季度以來，這是邱第二次因為政治活動飛赴皇城根。先前一次，是以黨代表的政治身份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共十六大。

　　一位對邱保持長時期關注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說，一個15年前只有200元資產的裁縫，一個曾連廣交會都沒有資格參加的非公經濟人士，能在短短的三個月內，與中國高層領導人討論關乎中國走向的理論與實際問題，暗示著中國社會政治平權的極大變化。中國私營企業主階層或者說非公經濟人士，在參政議政從政的道路上行進的速度，一如邱的企業名稱：飛躍。

　　政治觀察家認為，私營企業主奔向參政議政之路，并不是近期才開始的，如果我們將之視為一次百米短跑，那么中共十六大就是沖向終點時刻的“加速度”。

　　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夕，亞洲著名時政作家，CNN香港亞太室資深中國問題專家林和立大膽預測：私營企業家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能否得到應有的認可，將檢驗黨的領導的改革決心。

　　事后的結果表明，決意將改革進行到底的中共領導認可了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一個明顯的標志是：蘇南重鎮無錫市的遠東集團董事長蔣錫培，當選為中共十六大代表。

　　需要強調的是，在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上，蔣是迄今為止惟一一個真正以“私營企業主”身份填表登記的黨代表，盡管出席十六大的非公人士遠非蔣一人，但都是以其他“非私身份”當選的。

　　與徐冠巨同齡的蔣錫培，直到1990年，才由鐘表匠過渡為私營企業主。當下，擁有12億資產的蔣錫培，已是被媒體所追捧的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游刃有余的“紅色商人”。而這些似乎都不足以概括時代賦予蔣錫培的意義。擁有能力、財富與機遇的蔣錫培，應該被視為推動中國社會政治平權的直接參與者與首批收獲者。

　　中共十六大上，嗅覺靈敏的西方記者還注意到一批身價過億的私營企業主的身影，比如玩轉資本魔方的江蘇綜藝集團董事長昝圣達。

　　凡此種種，無不使2002年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史上，成了一個兼具里程碑色彩的年度。事實上，私營企業主政治地位的提升，從十五大始，便踏入漸進發展之旅。1997年，森達皮鞋的老板朱湘桂，便戴著一頂“紅帽子”，當選為十五大代表。

　　十六大閉幕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一群非公經濟人士迅速涌上政治通道，人數之多為半個世紀以來所罕見。

　　所有這一切，都與江澤民宣讀的十六大報告中的一個重要論述息息相關：包括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內的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通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通過合法經營，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做出了貢獻。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一個非同尋常的論述，為私營企業主階層在分享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公平權利，劈開了一條更為廣闊的通道。

　　2003年元宵節，我在浙江廣廈總部的大門口，看到一條巨大的紅幅：熱烈祝賀樓忠福同志當選為十屆全國人大代表。

　　樓忠福，浙江廣廈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董事局主席，自浙江東陽起家的建筑業巨擘。2002年底，著名主持人楊瀾就“第一桶金”的故事對樓忠福進行采訪，已然是陽光衛視董事局主席身家過億的楊瀾，在行將結束采訪的時候，感嘆樓忠福真是“財大氣粗”。

　　即將和樓忠福一起赴北京參加全國“兩會”的私營企業主，計14人，這份注定讓人心跳的名單上，是一批商界人士爛熟于胸的名字：

　　李汝成(雅戈爾集團)

　　蘇增福(蘇泊爾集團)

　　林圣雄(圣雄集團)

　　林華中(錢江摩托)

　　魯冠球(萬向集團)

　　南存輝(正泰集團)

　　樓忠福(廣廈集團)

　　趙林中(富潤集團)

　　夏士林(神華集團)

　　沈愛琴(萬事利集團)

　　胡濟榮(星月集團)

　　莊啟傳(納愛斯集團)

　　周曉光(新光飾品)

　　宗慶后(娃哈哈集團)

　　研究中國經濟體制變革的學者認為，這些來源于典型浙江中的典型人物，應該一一記住，他的理由是：10年前，第八屆全國人大開會時，全國總共只有八名非公經濟人士。

　　“人大代表中出現了這么多的民營企業家，這在上一屆都還是不可想像的事。再早些時候，連在這些企業里打工的都算不上工人階級。”浙江省人大常委會一名中層官員在接受南方一家經濟媒體采訪時感嘆。

　　另一份彰顯私營企業主從政路徑的名單，是關于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的。六個非公經濟人士中，王均瑤、李書福、胡成中等人的江湖地位，都不在徐冠巨之下。

　　有人大膽預言：中共十六大后，浙江私營企業主中的名流，已不僅僅是經濟領域內的名流，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他們的聲音有可能在政治領域內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

　　并不平坦的參政路

　　過去，雖然中國的《憲法》，以至高無上的權威，保證了每個公民的政治權利，但當公民變成私營企業主的時候，他的政治權利，就在事實上被打了折扣。

　　所有的原因，都在于私營企業主對雇工在理論上的剝削，與中共正統學術格格不入。1989年，中共向一切私營企業主關上了大門。主張關門者認為，一心為個人發財而奮斗的私營企業主是不可能信仰共產主義的。

　　如此情境下，私營企業主參政議政的道路不可能走得多么順暢。但緊張的情形，似乎并沒有維持太久，私營企業主參政議政的政治權利，在一些地區一些開明官員的默認下，空間漸趨寬廣。只不過，空間沒有想像的大而已。一項由中國私營經濟研究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參與的調查表明，1996年中國私營企業主的收入整體水平，較之1994年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他們對自身社會地位和政治參與程度的評價，卻各自下降了0.2個平均級數。

　　1997年，中共十五大對私營企業主作出了新的定位，肯定非公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隨后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之固化為國家意志。私營經濟由此獲得25年來第二個快速發展的機遇。

　　作為換來地位，有學者援引蔣錫培的話，進一步分析從政通道的經濟基礎：“中國GDP60%的份額是私營企業創造的，將來會更多。”

　　中共四川瀘州市委黨校一副校長說，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私營企業主的政治權利問題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有的地方黨委和政府提出，對私營經濟不得歧視，要讓私營企業主經濟上有實惠，社會上有地位，政治上有榮譽。

　　榮譽，對私營企業主來說，就是“勞動模范”。1999年，浙江省評選的勞動模范中，私營企業主有12位之多。

　　這樣的政治待遇，顯然并不能讓人滿意。一些地方的黨委領導，甚至公開在媒體呼吁，確保私營企業主的平等地位。“這種平等，包括政治上平等，對他們不另眼相看，在入黨、進入領導班子時，一視同仁。”

　　1999年，由浙江省委統戰部副部長、浙江省工商聯黨組書記夏益昌擔綱的一個課題組，拿出一份有關私營企業主的“萬言書”，內中說：近年來，浙江省的私營企業主群體中的中共黨員急速增加，正在申請加入的比例很高。近幾年吸收入黨的私營企業主，表面上辭去董事長、總經理之類的頭銜，由他的親屬或親信擔任名義上的企業主，自己進入黨內，實際上他仍然在經營著自己的企業。

　　夏在調研報告中分析，伴隨私營經濟實力的增長，私營企業主必然會提出一些政治上的要求，不允許他們提出是不可能的，簡單地回避這個問題，也是不利于這個群體健康發展的。

　　《黨建研究內參》公布的一份調查資料表明，夏的“萬言書”是實事求是的。該資料顯示，被調查的私營企業主認為，他們應該參政，且認為應該參加人代會并擔任相關職務，少數被調查的私營企業主甚至認為，他們應該去政府任職。

　　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張德江在夏的“萬言書”上批示認為：“此抽樣分析很有參考價值。”

　　地方高層官員的首肯，讓私營企業主的政治要求，很快在一定范圍內得到了滿足。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的人民代表中，都陸續選舉了一定數量的私營企業主代表。同時，有相當數量的私營企業主被選舉為各級政協委員甚至政協常委，直接發揮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作用。此外，蔣錫培等人還直接當選為所在區縣的人大副主任。

　　2003年初，我在浙江采訪時，浙江第十屆人代會謝幕，641位省人大代表中，有董事長、總經理頭銜的人，一共有96名，占15%左右。這當中絕大多數都是私營企業主。

　　浙江省委黨校一研究者說，這表明私營企業主階層坎坷的參政議政之路，在中共十六大前后開始峰回路轉，柳暗花明，達到中共歷史上的最好水平。

　　“從政”心態

　　多年來，有些黨內人士對私營企業主參政議政，一直持懷疑擔憂的態度。有人甚至擔心，他們會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掘墓人”。

　　2002年冬天，以觀察家口吻說話的林和立說，中國的私營企業主“歷來不愿拋頭露面，可是近來許多紅色資本家卻一反常態，他們同大陸、臺灣、香港的記者交談時，說話沒有一點顧慮”。大多數私營企業家說，只有在黨和政府的高層有了他們的代表，才會感到安全。到那時候，私營企業家就有了政治影響，可以使北京保證不改變對中國式資本家實行的所謂“新政”。按照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紅色老板代表的是最先進的生產力，他們不僅應該入黨，而且還應該擔任較高的職務。

　　我在采訪中感受到，就當下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心態和政治訴求而言，黨內一些人士的擔心純屬杞人憂天，而黨外的某些“觀察家”則屬捕風捉影，夸大其辭。中共十六大前夕，中央黨校“利益群體的體制定位與意識培養”課題組，在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的帶領下，去浙江等省、直轄市進行調研。

　　調研表明，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政治心態可以概括為一句話：感謝中共政策、擁護中共領導、親近中共。調研報告援引了浙江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的話，“沒有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就沒有傳化集團的崛起；沒有黨的正確領導，就沒有傳化集團蓬勃發展的今天。私營企業的健康發展時時刻刻離不開黨的領導。”

　　聽起來，這樣的說法很像老套的政治表態，但兩度接觸徐冠巨之后，我發現，他對中共的靠近不是口頭上的。據信，他的傳化大地農業項目，就是一項為政府擔擔子的工程。他在浙江省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代表浙江省工商聯的發言，也很講政治：按照“三個代表”要求，努力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優秀建設者。

　　徐冠巨當選政協副主席后，異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和社會形象。我第一次采訪徐冠巨后，寫了一篇分析中國私營企業主創業環境變遷的文章：從年廣九到徐冠巨，徐覺得不妥，他擔心和年廣九并列，會受“傻子”不良形象的影響。這篇文章中，還提到他的書架上擺放著的《交鋒》一書，徐冠巨與我商榷可否將之刪除，他的解釋是，那是一本別人送的書，他自己并沒有看過。他不愿意別人這樣議論他，“沒時間讀書，卻要看《交鋒》這樣廣受官方非議的書”。他的謹小慎微，從另一個側面表露出他親近、擁護黨的政治心態。

　　參與調研的中央黨校調研處處長辛鳴博士認為，具備初步階層自我意識的私營企業主階層，雖然渴望被劃入中國主流階層，愿意并積極介入社會政治活動，但他們參政議政的目的，仍然是經濟性而非政治性。

　　十六大召開那天，我和曾采寫《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何江濤，去采訪一位著名的中共理論家，該理論家說:“多數私營企業主連生意都忙不過來，哪有心思參與政治？”

　　盡管伴隨私營企業主經濟實力的增強和隊伍的壯大，提出相應的政治要求，實現一定的政治參與，以表達其階層意識和合法權益，已是私企精英們參政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放眼全局，私營企業主階層并沒有形成自覺統一的政治要求。辛鳴以為，對絕大多數私營企業主來說，政治參與是可望而不及的，因為參與政治是需要一定的條件的，有錢，有閑，有興趣，有影響力，還要有一定的參政議政能力，等等。即使是具備參政條件的私營企業主，也只是在商言商，和政治刻意地保持著他認為適當的距離。

　　考量浙江私營企業主代表在本屆人大上的提案，我們發現，大多集中在財經經濟層面，或者關注企業和相關產業的發展前景，或者討論非公經濟的外部環境，只有一小部分私營企業主會以更開闊的視野，從社會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等層面提些可操作性的建議。

　　大量的情形表明，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多數人，在政治上的反應，僅僅是一種自我保護。雖然少數綜合素質高經濟實力強的私營企業主，開始嘗試著將自己普遍關心的問題提升為政治要求，但已經或正在獲得一定政治安排的他們，對現階段的政治格局并不會形成威脅，因為他們努力反映其政治要求的場合以及方式都是“一定的”、“循規蹈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