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主筆 許知遠 記者洪都北京報道

　　《交鋒》可以看作是1998年春夏熱烈地政治探討氣氛的符號之一，馬立誠與凌志軍富有想象力地將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與1992年的十四大并列為三次思想解放運動，它們使中國告別了個人崇拜、計劃經濟的崇拜與所有制的崇拜。那么，在2002年初冬結束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否意味著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運

動呢？

　　每個人都可感知的急速的社會變化，像持續了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一樣，為我們理解中國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作為北京市政協委員的袁岳喜歡按照公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轉變，他說政府仍未學好如何處理公共關系，如何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劉東華也像袁岳一樣感受到新興力量的成長如何在拓展中國的社會空間。他說，“不安全是企業家最大的擔憂，但如果你為他提供政治預期的話，他們這種感覺的強烈程度超過了所有階層，因為他們是有產者。”著名的法學家賀衛方則相信司法制度的專業化很可能是推進中國下一步改革的最重要力量，當無所不為的國家權力消退時，司法制度是新的價值判斷標準。

　　或許是媒體天生偏愛“戲劇感”，我們試圖詢問每一位交談者，2003年是否在中國改革史上具有標志意義？改革的下一個突破口是什么？類似WTO組織所制定的國際規則對于中國改革的影響到底有多么深刻？哪一種力量充當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些問題顯然都難以回答，并必然地缺乏足夠的定量分析。尋找答案的過程，最終變成了一場破除“簡單答案定式”的過程。

　　當眼前的討論越發熱烈的時候，我們卻不得不回到一個更為漫長與艱辛的傳統：我們該如何面對截然不同的文化與制度，技術性的模仿能走到什么程度？我們對于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與吳敬璉在1980年代初對于市場經濟的期待具有類似之處？即使我們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場經濟的優勢，卻仍可能面對轉軌難題而不知所措。同樣的，即使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我們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個我們想象中的理想國？

　　第四次思想解放運動

　　當馬立誠在電話中答應接受采訪時，他仍習慣性地壓低聲音。就像他自己所說，在《人民日報》2000多人的編輯部內，他是個邊緣人。從《人民日報》巍峨的大門進入，穿越開闊的院子，來到新編輯部大樓的旅程，帶有某種懷舊色彩。安靜氣氛與院子中成長的高大松樹，流露出與不遠處的嘉里中心不一樣的氣息。

　　57歲的馬立誠擁有一副典型的知識分子形象，清瘦、溫和，他是這份中國最具有官方權威性報紙的評論員之一，在過去的50年中，這個職位一直具有某種特殊的榮譽。但自從5年前與同事凌志軍共同寫作《交鋒》一書以來，馬立誠多少改變了人們對于評論員這一職稱的習慣性看法。這本出版于1998年的著作被普遍視作1990年代最引入矚目的政治類作品，而他本人也被稱作“中國最知名的政治評論家”。盡管它的印制粗糙，結構與行文并不精美，卻是第一本完整地記錄自197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內關于改革路線的左右之爭的著作。“后來的反響比我們預料的還要大”，馬立誠5年后的今天回憶說。《交鋒》可以看作是1998年春夏熱烈地政治探討氣氛的符號之一，馬立誠與凌志軍富有想象力地將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1992年的十四大并列為三次思想解放運動，它們使中國告別了個人崇拜、計劃經濟的崇拜與所有制的崇拜。

　　2002年初冬結束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否意味著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運動？顯然，它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黨的領導人的平穩的、制度化的交接，在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之后，江澤民在報告中提到了“政治文明”，它與“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提法一樣，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同樣重要的是，24年的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可能再次走到一個關鍵點，就像一位資深經濟學家所言，“十六大意味著經濟體制改革上的主要障礙已基本消除。”而在體制內工作多年而不得不面對左與右之爭的馬立誠也認為：“經濟改革的意識形態差不多不復存在，政治改革將成為最重要的議題”。經過20多年的中國式漸進改革之后，中國的經濟學家一再重復著鄧小平在1986年9月份的判斷：“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

　　“在新聞界，一些變化已經出現。”馬立誠對于中國媒體在過去幾個月中的變化深感興奮，他甚至使用了“大地微微暖人心”這樣的形容。從2003年起，《人民日報》由12個版增至16個版，“這是最近幾年以來最醒目的變化之一，這是十六大以后黨推動新聞改革的一種表現”，馬立誠對此評價道。他援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人民日報》的講話精要，即這份具有悠久傳統的權威黨報，不僅要表達黨的意志，還要傳達人民的呼聲。中央電視臺甚至決定在5月份開播中國第一個24小時的新聞臺，盡管北京廣播學院研究員郭鎮之說“對此作出過多判斷仍為時過早”，但仍被普遍視作新聞改革的突破口。

　　與此同時，你很容易在媒體上捕捉到具有符號意義的老一代黨內改革派的聲音。作為過去50年間黨內變革的目擊者之一，李銳在2003年第1期的《炎黃春秋》上再次呼吁了黨內民主化的重要性，他引用了毛澤東與鄧小平對于“權力過分集中”危害的批評；《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在題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展望》文章中寫道：“如何加強對執政黨權力的有效制約和嚴格監督，是我國政治文明建設中的一個突出的課題……”；李慎之對政治改革的熱情從未削減過；但在這些老人中，沒人比86歲的袁庚的清醒更令人鼓舞，作為上世紀80年代改革精神的某種意義鮮明的象征，他在2003年第二期的《南風窗》雜志上說：“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建設要站在全球化、現代化的高度，要用人類歷史發展的眼光和世界的標準來審視，從而確定自身目標和任務。”

　　41歲的年輕學者劉軍寧認為“漸進改革已基本走向終結”，這個過分安靜、表達常常陷入停頓的政治學者在十六大結束后，斬釘截鐵地寫道，“如今應該從改革走向改制”。

　　改革

　　“中國70%的知識分子對于政治改革的認識仍停留在1988年的水準”，社會學家陸建華相信，在書齋中談論憲政與民主的知識分子令人尊敬，卻很可能并不了解中國社會的運轉之道。“我們需要換一個角度來思考這種變化”，10年前曾熱情地投入“歷史的潮流”爭論的陸建華，如今相信理解中國社會的切入點，或許應該從組織的變革入手。

　　在1997年贏得大選之前，當托尼·布萊爾被問到為什么在一代人的時間里英國工黨一直在野時，他總是用一句話回答：“很簡單，世界變了，而工黨沒變。”

　　江澤民在2002年7月1日的講話，很容易被視作中國共產黨面對改變的世界所作出的戰略調整。

　　在中國共產黨向私人企業家敞開大門前幾個月，中國政府最權威的智囊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了《當代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它引人注目地以包括“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城鄉無業、失業和半失業人員”十個階層來劃分中國社會。“比起80年代，90年代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更愿意將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社會稱為“斷裂的社會”，而陸建華干脆使用了“充滿了后現代色彩”這樣的詞匯——不同的價值觀、傳統與現代彼此交織。

　　急速變化、每個人都可感知的社會變化，像持續了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一樣，為我們理解中國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中國的改革，除去龐大的政府、日漸增長的市場空間的矛盾外，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是，擁有6600萬成員的中國共產黨該如何定義自己在未來的角色。

　　“改革的過程，就是政府不斷退出的過程。”天則經濟所所長盛洪對《經濟觀察報》說，中國經濟改革下一步的關鍵就是進一步限制政府對經濟行為的干涉。

　　但37歲的張劍荊在面對這個問題時變得有些困惑。作為《中國經濟時報》副總編輯，張劍荊與他的同事曾經是經濟改革熱情的呼吁者。在1997年國有企業改革爭論最為熱烈的時刻，《中國經濟時報》刊登了這樣的標題——《可以，可以，也可以》，支持變賣國有企業的一切形式。5年后，語速急促的張劍荊承認最初的設想過于簡單，那些他曾經熱烈報道的大膽民營化的城市，很多已變成“陷落的城市”，而他同時也發現，伴隨著市場力量的生長，政府的力量也同樣在增加，“在80年代，政府官員幾乎不擁有什么支配資源的能力，而現在他們的權力空前地膨脹了。”這也是馬立誠的憂慮所在，有些官員已形成了利益集團，他們可能成為阻礙改革的力量。

　　美國作家丹尼爾·耶金將貫穿于20世紀的政府與市場交替稱作對“制高點”之爭。但在分析過去25年的改革歷程時，卻并非簡單的政府與市場的此消彼長。從表面看來，鄧小平在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英國的瑪格麗塔·撒切爾與美國的羅納德·里根也在放松政府管制，這幾乎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一股潮流。但它引發的卻是比GDP增長更為復雜的結果。一個滲透整個國家與人民日常生活的政府要使自己成為一個符合現代意義的政府，一個無所不包的政府如今要依依不舍地退出大部分經濟生活。而在市場行為中逐漸成長的不同階層獲得了不同的財富、感覺到權利與價值觀的需求，卻仍不知道依靠什么去確保自己的財富與需求。

　　改革的路徑，很容易被抽象成第一推動力的結果，中國的成功同樣也很自然地被視作一個強有力政府培育市場的結果，就像國家行政學院杜鋼建教授所說的：“來自體制內的力量，仍是推進改革步伐的最重要力量。”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德懷特·帕金斯在幾年前的判斷仍值得傾聽：“對于未來的改革者來說，中國經歷的政治經驗顯而易見但又常常被遺忘——改革進程中應該有明確的受益者。”

　　那些明確的受益者是誰？在80年代，他們是聯產承包制的農民、個體工商人員和深圳特區的拓展者；而在90年代，他們成為了新生的企業家階層、通過尋租活動而富裕起來的政府官員與勉強可以稱之為群體的城市中產階層。

　　“改革這個詞甚至帶有了某種意識形態色彩”，張劍荊私下認為，在過去十年對于改革的探討中，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與媒體陷入了“為改革而改革”的吶喊之中，而忽略了下面隱藏的、更復雜的問題。

　　作為24年改革的直接參與者，吳敬璉在2003年初也對《財經》雜志坦承：“作出市場經濟的選擇并不意味著一了百了……好的市場經濟應當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是‘法治的市場的經濟’”。

　　我們對于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與吳敬璉在1980年代初對于市場經濟的期待具有類似之處？即使我們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場經濟的優勢，卻仍可能面對轉軌難題而不知所措。同樣的，即使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我們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個我們想象中的理想國？

　　民主

　　塞繆爾·亨廷頓稱，1974年從葡萄牙開始至1990年，是世界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民主這一理念擁有了幾乎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像他的著名的學生弗蘭西斯·福山一樣，亨廷頓在1990年設問：“我們有可能看到一個民主不僅是主流政體，而且是普遍政體的世界嗎？”作為《第三波》中文版翻譯者，劉軍寧對于亨廷頓的判斷表示認同。

　　但民主是否像市場一樣有可能演變成某種危險的意識形態？

　　“我們已陷入了對民主的迷信中，用新的烏托邦來取代舊的烏托邦”，潘維副教授自嘲為“一個左派與右派都不喜歡的知識分子”，這位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副教授相信，政治體制改革是未來十年中國改革的主要任務，但優先建立法治政體、引入分權制衡的改革而非急于推行民主化才是正確的方向。

　　“或許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它顯然不是前十年要解決的問題”，畢業于自由派知識分子大本營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潘維嘲諷了我們對于民主制的習慣性看法：“我不認為多數人投票就一定意味著好結果，在最民主的雅典，蘇格拉底是被公眾投票處死的。”42歲的潘維一直以不無激動的情緒試圖讓人理解，民主絕非我們習慣認為的那樣，是與“繁榮、自由、開放”自然地聯系在一起的。他一直提醒我們俄羅斯與臺灣式民主的混亂，拉丁美洲與非洲民主轉型國家因缺乏法治而導致的社會動蕩與腐敗叢生……

　　潘維說，在多年的觀察之后，香港與新加坡式的法治模式更適合華人文化，臺灣的方式只會導致黑金政治與政壇的混亂……但在一個權力如此集中的政體內，如何實現“權力的相互制約”的法治導向，潘維尚未有明確的答案。同樣的，劉軍寧對于如何將書面上抽象的憲政轉變為更為具體的操作方法時表現出一位典型的知識分子立場：“對我來說，我更傾向于把這些大的問題想清楚，把目標提出來，至于怎么走的問題，不是我可以決定的。”

　　坐在新恒基中心11層溫暖而活躍的辦公室內的袁岳曾經是政府機關中一位因過分喜歡表達而感到壓抑的年輕人，很多人在1992年市場體制改革時仍對自己未來的前途感到難以把握時，袁岳創辦了零點調查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家調查公司，它和中國第一家私人企業或是第一位搖滾樂歌手一樣具有標志意義，正如袁岳11年后解釋的：“那時我在想，中國的信息一直是自上而下披露的，我希望建立一個可以自下而上收集信息的機構。”

　　由最初的四五個人、十幾萬元開辦到今天零點公司擁有180位員工、營業額幾千萬，袁岳是過去11年間中國改革最富活力的見證人之一，他的特殊工作性質也使他成為中國社會變遷的最好觀察者之一。除去仍舊保持的健談，會像孩子般微笑的袁岳已成為一名意見獨特的“有機知識分子”。

　　長期在體制內生存的馬立誠會為改革進程中每個微小的變化而興奮，熟知每一份“萬言書”的他深知這些進步后面蘊涵著多少斗爭。但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受過公共管理訓練的袁岳則代表著新興精英階層觀察中國社會的方式。在他看來必須依靠民間社會力量的成長，除去抽象的政治理論探討，更應注意那些具體的問題：“在今天談論憲政有很多新的意義，但對于人民群眾來說，它是生活在一個天天運行的、活生生的體制里，對他們來說憲政就是他們的鄉長，就是他們村長怎么收錢的方式……我覺得現在不應談太多的政治體制改革，應該更關注社區管理改革……我還沒有一下子看到整個的改變，但我每天都在看到改變，會覺得生活在希望里面，而一些人在那里等待著高層有人進行重大的改革。你知道這是有問題的，因為沒有人認為自己有什么力量。”作為北京市政協委員的袁岳喜歡按照公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轉變，他說政府仍未學好如何處理公共關系，如何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

　　新興力量

　　劉東華像袁岳一樣感受到新興力量的成長如何在拓展中國的社會空間。當他1997年來到《中國企業家》時，這是一份困難重重、不見起色的雜志，發行量不過1萬份，它的名字使它好像服務于一個尷尬的群體——直到1999年，人們依舊還在問中國有所謂的企業家嗎？他們是否都是牟其中式的人物？僅僅5年后，作為這份雜志的社長，39歲的劉東華對自己的未來充滿自信，它已是中國最有聲望的媒體之一，發行量增加很多，員工由最初的12個人擴張至50人左右。

　　這本雜志的口號的變遷印證了企業家群體的崛起過程，正如劉東華解釋的，“最初我們是‘一本可能改變你命運的雜志’，后來大家認識多了，改成了‘一本可能影響你命運的雜志’，再后來，‘一本牽掛企業家命運的雜志’，我們認為這個群體仍然脆弱。后來，‘一個媒體一個階層’，現在則是‘一個階層的生意與生活’，他們開始從弱勢群體變成強勢群體，他們開始牽掛和影響別人的生活……”

　　“不安全是企業家最大的擔憂，但如果你為他提供政治預期的話，他們這種感覺的強烈程度超過了所有階層，因為他們是有產者。”在中共十六大結束后的當天，《中國企業家》舉辦了相應的討論會。就像劉東華所說的，他的企業家朋友們感受到一種空前的放松感。盡管“七·一”講話賦予了企業家以新的社會地位，但幾個月后的查稅風暴仍令他們惶恐不安。“2000年是一個分水嶺”，自信自己能夠“看得更遠”的劉東華認為，中國企業家對于政治的心態也正在變得成熟起來，“從前，他們很少有身份認同感，用捐助活動甚至犧牲自己的生意，來獲得社會承認，今天他們越來越意識到，做企業本身就可以贏得尊敬，他們變得更從容了。”

　　但我們是否可以如外來觀察者一樣，期待企業家改變中國政治生態？但政治對于大多數企業家而言，似乎仍是某種受寵若驚的榮譽。剛剛成為政協委員的席殊難以掩飾這種興奮，在與《經濟觀察報》記者的交談中，他說將要把更多的精力向非商業領域傾斜。我們很容易從政協委員與人大代表中的企業家比例的升高，或者尹明善這樣的步入高級官員行列的商人的個案，刻意尋找改變的痕跡。但馬立誠卻并不那么看，事實上，他擔憂的是，地方商人仍生活在官僚機構的影響之下，他們常常可能因共同的利益而結成聯盟。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所謂的“中產階層群體”上，它如克林頓所說的人均收入4000美元一樣，是大多數政治分析家相信的民主化進程的重要力量。“事實上，他們已經是重要的聲音了。”劉軍寧表示。但袁岳在多年的觀察之后，卻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們只是在收入上形成了一個階層，卻沒有相對一致的價值觀。”

　　沒人否認中國的公共空間在1990年代有了巨大的成長，價值也呈現日益的多元化，但袁岳更樂于承認，這種多元是表面化的：“真正的公共議題是人們形成一種公共溝通的方式，最終應該提供一個像集貿市場這樣可以公開叫賣的地方，為什么西方政治爭論得那么激烈？它就是一個叫賣集貿市場。”而目前的各種聲音，往往是少量強勢群體的聲音，令袁岳悲哀的是，“財富成為人們考慮幾乎所有問題的標準”，而如果工具型價值變成目標型價值的話，這個社會是失衡的，尤其是對于一個基尼系數已達到危險的0.45的社會尤其如此。出身于農村的袁岳抱怨說，社會中下層少有機會表達他們的聲音。

　　帶有濃重口音的周鴻陵似乎并未被十幾年來屢受挫折的鄉村民主實驗所影響。當記者與他在2003年2月20日交談時，這個外表質樸、擁有比40歲的實際年齡年輕得多的理想主義者，繼續向我們暢談他的民主理想與公民社會：“沒有什么資本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的分別，也沒有窮人的民主或是富人的民主的差異，在世界上沒有第二種民主形式。”在周鴻凌用與他的外表與語言體系并不完全匹配的方式談論“全球化”與“全球公民社會”時，周與他的支持者茅于軾的“天村實驗”已進行了兩年，但即使周自己也承認這項備受海內外矚目的試驗，最終“標志意義大于實質影響”，盡管他的一位同事一再稱村口的大嫂們如何支持民主選舉。

　　令他備感鼓舞的是，民政部作為國家機構越來越接受他們的想法，但是他也承認，這種民主實驗仍面臨著它似乎無法克服的悖論：民主選舉出的村長如何與上級委任的黨委書記分配權力？而且過去兩年的經歷表明，“天村民主實驗”多么像溫室中的脆弱花朵，它必須得到當地更高一級的領導人的支持，這種支持比來自海外的資金支持重要得多。

　　推動力

　　于是，我們又回到了一個看似簡單卻仍很復雜的爭論，改革主要是要依靠體制內的主動變革還是體制外力量的推動？陸建華用“先有蛋，還是先有雞”這個比喻來形容這兩種早已糾纏在一起的關系。有一點卻變得愈發清晰起來，即觀念層面的爭論仍很必要，正確的觀念將幫助我們減少走向錯誤方向的幾率。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避免過分沉溺于意識形態層面上的表述，如北京大學法學賀衛方教授所說的“在技術層次上推動改革”。這也同樣是陸建華所說的，如何用新的角度、新的話語體系來替代舊的思考方式。

　　在這種意義上，賀衛方相信司法制度的專業化很可能是推進中國下一步改革的最重要力量，當無所不為的國家權力消退時，司法制度是新的價值判斷標準，賀衛方對于“大法官會議”在80年代末至今的臺灣轉型中所起到的作用感慨不已。在經濟學家呼吁建立“法治市場經濟”是經濟改革新動力時，作為法律領域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的賀衛方強調，在一個發展失衡的社會中，“司法乃社會正義的最后防線”，而司法制度的改善與建立是“一場與腐敗、社會墮落間的賽跑”。在過去的幾年間，賀衛方一直為長期滯后的司法改革而惋惜，他相信更為專業的知識將有助于改變“權力的運轉機制”。有著中國知識分子少有的親和與尊嚴感的賀衛方對于未來充滿樂觀，他對于更多的專業人才進入最高法院而感到興奮。

　　而杜鋼建則渴望用1980年代始興起于英國與新西蘭的“新公共管理運動”來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要把行政改革看成是政治改革的內容，在中國的條件下有它的獨特的意義，這就是行政吸納政治的問題、行政民主化公開化的問題，包括地方自制的體系，通過行政改革推動民主化建設，這是中國目前切實可行的一條路。”作為過去幾年間最重要的行政改革專家，杜鋼建是深圳行政制度“三權分立”制度重要設計者之一。盡管“三權分立”并非如《金融時報》所稱的“1949年以來，中國政府最重要的改革”，因為這并非西方意義上的三權分立。“但這仍是非常重要的進展，因為在中國，任何行政上的改變，都可能觸及到政治的核心。”杜評價道。

　　或許是媒體天生偏愛“戲劇感”，我們試圖詢問每一位交談者，2003年是否在中國改革史上具有標志意義？改革的下一個突破口是什么？類似WTO組織所制定的國際規則對于中國改革的影響到底有多么深刻？哪一種力量充當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些問題顯然都難以回答，并必然地缺乏足夠的定量分析。

　　事實上，尋找答案的過程，最終變成了一場破除“簡單答案定式”的過程。也就是說，在過去的24年中，我們對于改革進程的看法帶有“想當然”式浪漫主義成分，沒有一種單獨的力量可以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也不存在抽象或鐵板一塊的政府及市場，它們都是由共同的利益但又彼此沖突的小團體組成。我們也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媒體太容易被某種符號化的東西所迷惑，比如哪位企業家成為了政協主席，什么地方實行了新的選舉制度，或是故宮中開設了星巴克咖啡，而事實上，在這些表面變化之下，仍有著內在的連續性與穩定性。

　　用著諾基亞手機與滿嘴“Cool”的新一代可能并不擁有更強的民主與個人主義意識……我們一面在強調專業性知識的重要性、技術力量對于改革的推動力，一面又要面對這樣的困難：沒有文化與傳統上的改變，這種技術性變化往往變形并不能保證持久。我們一面在倡導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卻又發現再好的制度，如果沒有好的相應的文化環境與具體執行人的輔助，同樣毫無意義。一個不恰當的類比是：據說安然公司擁有世界上最杰出的董事會與公司治理結構。

　　“制度是結果，不是原因，今天看到的很多我們所敬仰的法律制度，它們都與基督教文明有關……”袁岳顯然不贊同那些過分迷信制度的人。賀衛方也相信，法律背后需要哲學上的超越性，這是中國的文化中缺乏的。

　　傳統

　　于是，當眼前的討論越發熱烈的時候，我們卻不得不回到一個更為漫長與艱辛的傳統：我們該如何面對截然不同的文化與制度，技術性的模仿能走到什么程度？

　　盡管自認為并不具備足夠的遠見，《財經》雜志的主編胡舒立對于改革的經驗簡練卻值得信任：“改革是個日益復雜的過程。”她說，勇氣與努力或許是5年前的中國新聞業最值得珍視的品質，但如今，更為重要的品質是“判斷力”，即在越來越復雜的環境中，如何作出準確的判斷，已成為最大的挑戰。

　　在馬立誠繼續為不斷活躍的輿論空間而鼓舞時，他的同事凌志軍新近出版了《變化》一書，它疏理了1989年至今中國發生的種種變化，如何由一個封閉單一的社會向開放多元社會演進的線索。在中央黨校內的書店里，《變化》占據著顯赫的位置，旁邊的書架上擺放著美國管理大師彼得·圣吉、彼得·德魯克與邁克·波特的著作，而挨著MBA教程的是曾國藩的用人之道與關于俄羅斯的轉型研究……

　　最近一個月，中央黨校最為流行的著作之一是該校的機關報紙《學習時報》主編的《落日輝煌》，探討盛極一時的17、18世紀的“康乾盛世”為何最終衰落。“學員越來越年輕，思維也越來越開放”，1978年起就在中央黨校任教的王貴秀教授目睹了這座中國共產黨高級干部培訓中心20多年來的變化，包括它越來越接近時代變化的課程設置。為他的話作注解的是中國共產黨高級官員越來越年輕化與專業化，但王貴秀仍堅持，除此之外，黨內的民主建設仍期待更大的動作，尤其是對于一個已經擁有了6600萬成員的組織而言……變革或說改變，其實一直就沒有停止過。

　　(詳情請見《經濟觀察報》第98期兩會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