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把把長三角作為一個大系統的角度來規劃布局，上海努力要建設的四個中心將無法實現

　　●上海要想真正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最大的障礙是體制

　　外灘記者鞠靖／報道

　　過去的5年，上海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剛剛閉幕的上海市第十二屆人民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陳良宇把這種變化描述為：“上海正在成為一座世人矚目、朝氣蓬勃、富有活力的國際大都市。”

　　在過去的5年里，上海乃至整個中國經濟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和成就，究其原因，仍不外乎兩個眾所周知的理念：“開放”與“改革”。

　　經濟學家巴羅通過計量研究表明，“經濟開放指數”對經濟增長率的正面影響，甚至要比“法治指數”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大得多。

　　根據上海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到2020年，上海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和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對于上海來說，“開放”意味著走出中國，走向國際化。

　　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曾經的“亞洲四小龍”一樣同屬于“東亞模式”，這種模式普遍表現為：經過15至20年的“起飛階段”后，馬上就步履蹣跚，步入調整期。從1980年代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至今恰好20年。加入WTO的新變局和動蕩的國際局勢更加重了對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擔憂。

　　處在這樣的大環境在，期望更加開放的上海經濟將如何前行？

　　科教興市

　　“科教興市”首先是技術創新。

　　分析上海的經濟發展，充分發揮自己的人力資源優勢、制造成本優勢和市場優勢是主要原因。但是，由于上海特殊的環境，這種優勢正在逐漸喪失中。這正如邁克爾波特(M. Potter)在《各國競爭優勢》里指出的，基于資源稟賦的相對比較優勢，其特征之一是“轉瞬即逝”，惟有及時通過“投資驅動的發展階段”，爭取進入“創新驅動的發展階段”，一個國家才得以保持其競爭優勢。這可能正是陳良宇把“科教興市”戰略稱為上海發展“華山一條路”的主要原因。

　　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產業組織與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陳宏民教授說，上海的科教興市可能會更加緊密地與產業經濟的發展結合起來。

　　陳宏民理解，“科教興市”首先是技術創新，要推出一些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比如上海市正與交通大學聯合發展高清晰彩電HDPV生產基地，而北京市也正和清華大學一起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從這種競爭可以看出，這樣的產業是將來的經濟增長點。類似這樣發展快、規模大、有市場、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肯定是上海重點發展的方向。

　　而在教育方面，創造條件，把高校資源相對集中起來，建立促進科研成果產業化的相應機制，被陳宏民看作教育更加面向經濟發展的一種表現。《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未來5年，上海將著力構筑以復旦大學為核心的楊浦大學城，進一步建設以上海交通大學為重點的閔行紫竹科學園區以及松江大學園區、南匯科教園區等。

　　長三角經濟區

　　如果不把把長三角作為一個大系統的角度來規劃布局，上海努力要建設的四個中心將無法實現。

　　但是，未來上海更大的發展空間應當是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

　　在上海市政府決策咨詢顧問、華東師范大學遠東國際金融學院院長潘英麗教授看來，上海未來的經濟發展應當取決于在區域經濟協調上的制度創新。上海作為長江流域的龍頭，要成為四個中心，面臨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目前不同行政區劃經濟分割，各地區合作少、競爭多。潘教授透露，在黨的十六大期間，江澤民同志在上海代表團講話提出，上海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促進長江三角洲經濟的一體化。《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把積極探索同長江三角洲地區和長江流域聯動發展的新路子作為很重要的一條提出來。

　　上海應當在中央政府的協調下，在規劃和推動上要帶頭，特別在省級層面多溝通協調，把長三角作為一個大系統的角度來規劃布局，實行社會分工。潘教授預計，這個問題肯定會在今后5至10年內解決，否則上海努力要建設的四個中心將無法實現。

　　金融中心

　　上海要想真正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最大的障礙是體制。

　　在人們看來，上海距離最近的目標可能是國內金融中心的地位，因為從2002年開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中外金融機構把總部或者區域運營中心搬到上海。

　　東吳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總裁王彥國告訴本報記者，東吳證券最近就會把總部遷到上海浦東。東吳證券的前身是蘇州證券公司，但是，在王博士看來，現在做金融一定要到上海來，因為上海是中國和世界接軌的橋頭堡。

　　但是，在很多專家看來，上海要想真正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最大的障礙是體制。而在這方面，既需要上海本地政府的努力，更需要中央政府出臺相應的政策。而對于上海市來說，他們需要主動去推動和游說中央政府政策的出臺。金融專家潘英麗說，她已經和上海市政府一起在著手做這方面的研究。

　　在潘英麗看來，上海市政府將會著重在三個領域發揮自己的作用。

　　一是控制金融機構經營成本。首先是辦公樓租金、房地產價格、金融機構員工住宅成本成不動產價格。其次是電信成本比如網絡、轉帳成本。潘認為，和東京、香港相比，上海目前在制度上沒有任何優勢可言，要和他們競爭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首先要降低成本。

　　二是在人才方面，一邊自己培養，一邊引進人才。上海將會采取更為優惠的移民政策，吸引人才；將會給予外地金融機構稅收優惠，吸引他們的總部落戶上海。

　　三是在金融創新方面。現在對金融機構管制比較多，上海將會向中央爭取金融創新的優先權，穩步推進金融領域對外開放，發展新的金融產品，使得上海的金融機構有更多業務開發選擇的自由度。

　　區縣經濟

　　上海已經把重視郊縣工作落實在組織機構的建設上。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增強區縣經濟整體競爭力，推進郊區發展和城鄉一體化進程成為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務之一。這意味著，在上海中心城區發展相對飽和的情況下，上海郊縣將迎來更多的發展機會，在上海整體經濟的發展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陳宏民教授說，“兩會”期間，政協委員們提出，希望考慮到上海的就業問題，在上海邊緣地區、遠郊發展一些相對來說技術含量不是太高，但是對就業有吸納效應的產業。

　　陳宏民說，現在上海的經濟從收入來說，有一個U字形，上海市中心收入高，郊區的青浦、南匯收入就低下去，而再往到江蘇昆山和浙江嘉興一帶，收入又上去了，江蘇和浙江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上海的輻射效應，但是這種輻射效應在上海邊緣地區卻沒有顯現。這表明，上海郊縣的發展潛力十分巨大。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農村經濟系系主任、農村經濟研究所所長、上海市人民政府決策咨詢專家顧海英教授說，現在上海中心城市區發展已經沒有很大空間了，很難進一步發展，郊區發展應該從后位站到前沿。

　　在上海的郊縣中，南匯區總的面積相當于中心城區加起來，崇明也有1200萬公頃土地，這個面積比中心城區大多了，這是上海進一步發展的空間。但是，由于長期實施二元經濟政策，重城市輕鄉村、重工業輕農業，郊區經濟、農民收入、郊縣發展和市區有很大差距，和其他農業大省比起來，這種差距更為明顯。統計數據顯示，上海城鎮人均收入有13000多元，郊縣2002年人均收入達到6000元，這是近5、6年來上海市一直要力圖突破的大關，也只有2002年才首次完成這個目標。

　　“城鄉一體化、農村城市化、農業現代化、農民市民化”已經被市政府當成發展郊縣的目標，同時也被看成上海整體經濟實力上升的關鍵。

　　有心人注意到，上海已經把重視郊縣工作落實在組織機構的建設上。從2002年開始，一年一度的農村工作會議已經被改為郊區工作會議，“兩會”后，今年的郊區工作會議也將舉行；原來農業委員會負責管理農業，而現在，農村工作黨委已經改成郊區工作黨委，由一位副市長親自擔任書記，把郊縣經濟當成一個整體來抓。組織機構的這個變化顯示，上海市在發展郊區經濟方面將有比較大的動作。

　　顧海英教授認為，上海今后郊縣工作的幾個重點區域將會是：

　　一是南匯物流中心、航運中心，充分利用空港和建設中的大小洋山港，著力打造海港新城區，把整個南匯經濟融入全市；

　　二是崇明將要建設一部分世博會場館，南隧北橋方案已經得到批準將要實施，這使得崇明與市區的聯絡將更為緊密。

　　顧教授透露，市政府已經邀請部分專家到崇明進行了考察，研究如何開發崇明。隧道造完以后，崇明的產業支撐將會定位為海洋、醫藥生態工業，保持崇明的自然生態將是產業規劃的基本原則。預計崇明的小城鎮建設進程將會加快，南岸將成為居民區集聚地區，形成小城鎮商業網點和一些工業；現代化農業將集中在北邊與江蘇接界的地方；崇明島中心將是住宅，而且起點比較高的住宅。

　　國有企業改革

　　在國企重組上，上海希望“多做少說”。與科教興市和發展郊縣相比，國有企業改革對上海乃至整個中國的影響將為重大和深遠。

　　盡管國有企業管理機構的調整和改革政策的最后出臺，還有待全國“兩會”作出決定，但是作為國有企業集中的城市和國有企業改革的默默探索者，上海將無庸質疑地走在全國前列。

　　上海在國有資產管理方面的探索，已經被認為是未來中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實驗和藍本。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系主任、產權經濟學專家何玉長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從國有經濟方面來看，上海比較有特點的就是國有資產管理。16大之后，我國將會在深化國有資產管理上加大力度，而這將以上海模式為藍本，具體方案將在全國“兩會”以后才會得到確定。

　　何玉長介紹，1998年財政部下屬的國資局撤銷，但是各個地方的國資局還保留著，一般掛在財政廳下面，屬于財政局的分支機構。全國只有兩個地方的財政局是直接對政府負責，并由市長兼任國資委主任，這就是上海和深圳。上海實行的是兩級管理的體制，即市政府一級，區政府一級。市里由國資委負責，各專業局改成授權經營公司，企業成為經營公司的附屬子公司。這個模式的好處就是管人、管事、管資本三統一，這也是上海國資管理的特征。

　　在上海，深化國有企業體制改革，有兩個特征，一個是國有政府分級行使出資人所有權，而原來的《國有資產管理條例》規定，全民資產由國務院行使所有權，不能分級，也就是地方上不能行使所有權，但是國務院可以委托有關機構(即國有資產管理局)管理，但是現在中央撤銷了國資局，而地方上沒有撤銷，在實踐中就會出現出資者不到位的情況，而且從國家到地方逐級委托管理，鏈條太長，環節太多，就會產生諸如比如內部人控制、國有資產流失、監控不力等問題。相對來說，實行分級管理的上海，對國有資產的管理就比較到位，產權改革也比較慎重，上海國資流失情況不象外地那么突出，企業家出問題的也沒有外地那么嚴重，相對來說，國有企業的管理比較規范，國有企業效益比較好。

　　上海的另一個特征是，對國有企業管人、管事、管資產相統一。上海對國有企業老總的管理、任命、監督、考察等一系列環節是比較嚴的，雖然有些做法和公司法的規定抵觸，但是卻避免了很多問題。

　　上海從1993年就開始探索國有資產管理的模式，全國“兩會”以后，上海可能會對國有資產管理模式進一步完善，有些做法實際上已經在運作，例如：

　　在管人方面，可能會過渡到由組織部考察推薦，由國資管理部門委派，既體現黨管干部，又符合公司法規定；

　　在管人、管事、管資產三統一方面，可能會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對組織部門和國資部門的管理職能進行明確，防止黨政不分，政企不分。

　　此外，在培養和管理職業經理人方面，上海已經開始了有關計劃。2002年，國家人事部提出，要在國有企業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走在前面的是上海，2002年為第一批30多名經理人頒發了證書，這也是我國第一批。不管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只要拿到證書，就可以到不同性質企業去競聘，國有企業的老總，肯定也在競爭中產生，估計上海將逐漸推廣這個制度。

　　與國有資產管理模式的改革相比，另一項事關國有企業發展的就是產權改革。何玉長認為，下一步上海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將會出現一個重要跡象，那就是組建國有大企業集團不一定要獨資，可以把國資作為龍頭，作為發起人或控股股東，吸引其他經濟成分參股，以此爭取更多的企業能夠進入中國和世界500強。這其中，尤其是上海的一些名牌產品將會通過國有企業戰略重組，重振雄風。

　　此外，來自江蘇、浙江的民營企業將會在上海企業的重組中發揮不同一般的作用。何玉長說，上海是個大都市，投資企業沒有一定規模，是很難進入市場，江蘇和浙江的很多鄉鎮企業是依靠上海的市場發展起來的，現在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這時候，上海相對比較規范的環境就會吸引這些有積累的民營企業到上海來拓展，甚至在國有企業改革中扮演角色。

　　就在上海市“兩會”開幕之前，這種情況其實已經悄然出現。民營企業上海盛光投資公司收購了上海輕工控股集團旗下的二級子公司上海包裝集團53%的股權，從而成為這家國有大型企業的控股股東。上海盛光就是來自寧波的民營企業，它的股東是錢靜光、吳忠靜兩個自然人，他們持有浙江寧波盛光包裝印刷公司的全部股份。

　　在全國“兩會”之前，上海的國有企業管理部門不愿意人們對這樣的重組案例過多關注，因為國企還沒有出臺與此有關的政策，上海希望“多做少說”，但是“兩會”以后，這樣的重組將會走上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