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曾業輝

　　作為“中國金融：走向理性繁榮”主題會議的會場，25日的北京友誼賓館友誼宮顯得有些狹小，近200位經濟學專家及600百多位聽眾聚集一堂聆聽一個人的演講，這種情形即使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勒來訪時也不曾出現。

　　行為金融學大師、耶魯大學的羅伯特·希勒教授之所以倍受矚目，與他用一本并不算厚的“小冊子”——《非理性繁榮》就終結了美國納斯達克股市神話的傳奇經歷不無關系，但他真正令人矚目的原因也許還是他提出的關于新金融秩序的六項主張。

　　演講時，希勒闡述了他的主張：應拓展保險業范圍，加強新技術發展導致的職業風險和經濟變化導致的家庭資產風險等領域的保險；建立世界宏觀市場，有效化解國家級的經濟風險；允許未來收入相關貸款，為窮困破產者提供保護；實施不平等保險，縮小貧富差距；建立跨代社會保障體系；簽訂國家經濟風險控制的國際協議等等。

　　顯然，希勒已不滿足于解釋為什么會這樣，而試圖將他的行為金融學理論拓展到更廣闊的甚至是經濟學以外的社會學領域中去，并付諸實踐，希勒自己并不隱瞞這一企圖，他說：“金融要民主化，要讓更多的人使用，應對更多的人產生作用。”

　　有意思的是，充當希勒演講點評人的正是他的校友——耶魯大學博士后、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充分肯定希勒的觀點對中國的改革有很大的意義后，他話鋒一轉：“在全面接受希勒教授這些思想之前，我想對《非理性繁榮》和《金融新秩序》提出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美國股市泡沫的破滅現在看起來是顯而易見的，但為什么當時那么多人沒有看到？我尤其想問的是專家、學者，尤其是研究金融的學者到底看到沒有？我們知道希勒教授做了不少的企業調查，并調查了基金對股票的看法，但不知道他是否調查了金融學家的看法，如果有的話，這些專家的意見和一般基金經理和一般群眾有沒有不一樣？如果有不一樣的話，是不是說作為經濟學家或者作為研究金融的學者，比一般老百姓在股票市場有更好的賺錢的機會？”

　　“當然，我們知道，希勒本人賺了不少錢，因為他在股票價格最高的時候賣出去，但是不是多數經濟學家和金融學家都能這樣？如果希勒是少數，那么，說明絕大多數的金融學家和一般群眾對股票市場繁榮的看法是一樣的，我就要問，為什么專門研究股票市場、專門研究金融市場的專家，他們學了那么多，但對他自己買賣股票卻一點幫助都沒有？”

　　話沒說完，會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另一個問題是，這本書是在2000年3月份出版，4月份美國股票的納斯達克市場就破滅了，我想問希勒教授，美國股票市場的崩潰是不是因為你這本書的出版才崩潰的，如果是的話，那美國的股民，有沒有整天打電話或寫信威脅你，叫你不要出這本書？”

　　林毅夫話鋒一轉，對希勒的觀點提出質疑：“《金融新秩序》提出了很多非常偉大的、有創意的想法，比如生計保險、房屋價值保險、職業收入保險和國家的經濟增長保險等，這些想法真能實現的話，確實大多數風險都可以解決。但有一個問題，這些似乎跟經濟增長都有相當大的關系，拿房屋價值來講，如果經濟增長快，房屋增長價值就高；經濟增長慢，房屋價值就低，保險的風險發生的概率是隨機的，風險能集中、能分散。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就推行房屋價值保險，大家都買，但現在日本的房屋價值比它在1991年最高的時候降低了一半多，如果大家買保險的話，有誰能承擔這個保險，是不是保險公司都要破產了？”

　　“一個國家的GDP，如美國，對全世界的經濟增長大有關系，美國經濟泡沫破滅，大多數國家經濟蕭條了，那這個風險又該由誰來承擔？如果這些保險要推行的話，我想會有相當大的交易費用，而交易費用的高低與法制機構的完善程度有關，對發展中國家來講，這些法制和機構還不充分，交易費用會比較高。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是否適合推行這些保險來分散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風險呢？”

　　林毅夫接著說：“《金融新秩序》特別強調分散風險的功能。我們知道金融市場有三大功能：動員資金、配置資金和風險分散功能。這本書很少談談動員和配置的功能，是不是認為美國社會，金融市場已經比較好地解決了動員與配置的功能？發展中國家在很多方面的交易費用是比較高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在動員和配置的功能還相當保守的情況下，目前的金融改革和發展，是不是應花更大的力量，使我們的金融市場能更有效地做好資金配置呢？”

　　“假定希勒教授的思想能夠實現，把我們的風險都分散掉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不是會出現美麗新世界所描述的景象，人生一點風險都沒有，那人生還有什么意義呢？”

　　林毅夫講完后，希勒在主席臺上微笑著鼓了三下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