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不能脫離現實，中國經濟的過渡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世界發展的最大機遇，而這絕不是一件壞事。停止對中國的抨擊

　　文/斯蒂芬·羅奇

　　世界經濟處境艱難。遺憾的是，這也是責難開始之時——人們在尋找造成他們困境的

替罪羊。中國被引人注目地當成了替罪羊：不管是被稱為全球經濟低迷的根源，或被認為是創造就業機會的磁石，中國正日益被與造成世界經濟困境的重大問題聯系在一起。然而，一切都不能脫離現實，中國經濟的過渡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世界發展的最大機遇，而這絕不是一件壞事。

　　日本率先開始抨擊中國。在我過去幾年到日本的旅行中，我不斷聽到對日本工業空洞化的擔憂之聲，時值越來越多的日本企業將他們的生產搬向低成本的中國工廠。事實上，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近幾年正在急劇加速——從2000年的29億美元增至2001年的43億美元左右。這不但不能說是對日本的毀滅性打擊，相反，這表明了日本企業通過在境外外包生產以降低生產成本從而增強他們的競爭力的明智決策。巨大的勞動力成本差異能說明一切：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字，日本制造業在2001年的每小時補償成本大約是19.59美元，比香港的5.96美元高出三倍還多。香港的平均薪資水平大概是中國大陸的10倍。高成本的生產商將他們的勞動力密集型生產轉向中國大陸，是有著充分的經濟依據的。很難想象日本向中國的外包不會以較高的速度增長。

　　近來，日本又從一個不同的層面抱怨中國，認為中國是日本經濟通縮困境的始作俑者。日本政府負責國際事務的財政部次官Haruhiko Kuroda在《金融時報》上的文章就傳遞了這樣一個明確的信息(見2002年12月1日出版的《全球走向通貨再膨脹之時》)。Kuroda先生認為，日本的亞洲鄰國尤其是中國是造成日本經濟通縮的根源。然而，中國的進口占不到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的2%，很難說是中國引發了日本內在的通縮。日本的經濟通縮狀態首要是由于國內的供應過度和政府對那些低效呆滯的企業不斷給予救濟。轉向低成本且高效率的中國，僅僅是證明了日本這種“費用高昂”的經濟生產力的持續過剩。

　　可悲的是，這種類似的觀點在美國也開始出現——稱不斷上升的美國通貨緊縮危機來自于中國。這種說法實在非常牽強。確實，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正在迅猛增長，過去五年的平均年增長超過了16%。這樣的持續增長給人們的感覺是，來自世界低成本制造商的通貨緊縮壓力正在加大。然而，中國現有的進口只是美國商品進口總額的10%，或者說只是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多一點。和日本的情況一樣，這不足以構成美國經濟的一大部分，不會影響到美國總體價格水平。

　　美國進口增長的趨勢亦不該歸咎于中國，而是當今美國經濟缺陷的最主要副產品——可憐的低存款率所致。2002年第三季度，美國國家凈存款率——企業存款、家庭儲蓄以及政府存款總和(已考慮進貨幣貶值因素)——處于國民生產總值2%的最低紀錄。對比之下，20世紀90年代的平均值是5%，60年代是11%。由于存款必須始終等于投資，美國就必須從國外進口盈余存款以便籌措資金保證其經濟增長的投資基礎。就是說為了吸引這樣的資金，美國必須有活期存款和貿易赤字。正是如此，導致了中國向美國的出口。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不能量入為出是難以歸咎于中國的。

　　換言之，貿易赤字也是美國這樣快速增長、缺乏存款的國家的產物。如果沒有中國，也會有其它國家來填補這個空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進口的成本和價格差異不應該被看作是威脅，而應視為意外收獲。就在美國消費者不斷感到壓力的情況下，來自中國的低成本外國貨擴大了美國的國內購買力。在這重要的一點上，中國這一因素可能對美國商業周期的軟著陸起到關鍵作用。同樣可以說，美國公司從在中國的外部采購中受益，通過從中國進口來的部件，這些公司降低了成本結構，進而增加了收益。對于整個美國商界以及投資公眾來說，這一點提高了美國的競爭力。

　　最后，中國最近也正遭受外界對貨幣政策的批評，這真是令人不解。畢竟就在幾年前，當各國身陷亞洲經濟危機之中時，世界各國都認為中國需要使人民幣貶值，以免失去在亞洲鄰國間的競爭實力。現在，人們擔心中國既有如此強大的競爭力，其人民幣理應升值。然而正如我們的貨幣分析師Stephen Li Jen所言，有充分的事實依據顯示中國官員應退出這樣的爭論而繼續其既定政策——從而使人民幣保持與美元穩定掛鉤(見Stephen Li Jen12月12日的文章《人民幣穩定的依據》)。只要穩定的人民幣不會阻礙中國經濟增長的趨勢，我認為他的論點是很合理的。另一方面，如果美元急劇貶值，那么穩定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就相當于對中國出口付予巨大而有力的支持。如果這樣，會出現一種有趣的情況：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便會有一次性的上升調整。

　　如今，中國的影響主要是在全球經濟天平上供應的一邊，如此以來，強大的中國出口機器在改變貿易、價格和市場份額方面起著一個不相稱的作用。然而，我相信將來中國對全球的影響將會轉移到宏觀經濟天平的需求一邊。特別是，我期待中國過高的40%的存款率開始下降，越來越傾向于西方式的消費觀念以及西方制造的商品。這正是中國發展的第二階段——持續的內需急劇增長，成為從根本上推動中國購買力的巨大推動力。這點還未在官方的數據中顯示出來的，但在我的中國之行中我發現中國消費者正顯露這樣的早期信號。在世界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一個穩定的中國之際，對中國的抨擊會中斷關鍵的發展過程。要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對中國的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