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寧南

　　此次高層金融人事變動與以前歷屆政府尤其不同，即是伴隨著政府機構改革出現的，其中用人思路和改革思路“契合”在一起，更清晰地展現著未來中國金融改革的方向

　　經過記者反復確認，中央金融工委被撤的消息基本得到了證實。事實上，在消息層這

已經成了一個公開的秘密。目前一位女副書記已經調任國務院僑辦主任。金融工委的“清盤”工作已全面展開。據確切消息透露，同時被撤的還有中央企業工委。

　　據記者得到的消息，撤消原因主要在于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和國資體制改革的需要。

　　1998年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在朱總理的主導下，成立了中央金融工委，并擔任書記。從此，這個機構就成了中國金融改革決策的核心部門，決定著政策的走向和金融大員的人事安排。

　　隨著溫家寶接替朱總理全面掌控金融改革，不論是現實需要、還是領導施政風格的轉變，其下一步肯定會有新的思路和方法。這一點，其實也早有預兆。十六大人事變動確定后不足一月，溫家寶就組建了中央金融安全領導小組，并親任組長。顯然，作為90年代后期改革特定條件下的產物，中央金融工委的重要歷史使命已基本完成。

　　十六大前后，高層頻頻走馬換將，但此次高層金融人事變動與以前歷屆政府尤其不同，即是伴隨著政府機構改革出現的，用人思路和改革思路“契合”在一起，能夠更清晰地展現出未來中國金融改革的方向。

　　目前，銀行、保險和證券三個領域改革所處的階段和所面臨的問題各有不同。銀行市場的主要問題在于，國有銀行和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緩慢，導致資金流動不暢和金融運行與實體經濟運行脫節；保險市場的主要問題是開放和發展過快，及疏于監管導致行業競爭秩序混亂和償付能力不足；而證券業和證券市場的問題，在于如何化解全流通等歷史遺留問題，扶持本地證券經營機構發展和提振市場信心。

　　因此，在人事安排上，新央行行長由學者出身、銳意改革的周小川擔任；原中紀委秘書長、長期從事審計工作的吳定富掌舵保監會，意圖自然不言自明；新證監會主席則由行伍出身、長期在國內從事銀行工作、相對務實的本土派人士，原農業銀行行長尚福林擔任，已能清晰勾畫出2003年金融改革工作的重點。

　　“海歸”失勢證監會？

　　進入2003年，所謂“海歸失勢證監會”的說法頗為流行。這一說法的來源是，被認為是“海歸派”掌權的第4任中國證監會在此次人事調整中，幾位副主席被拆散。除范福春留任證監會副主席外，史美倫3月份任期將滿，曾一度紛傳將離京回港；屠光紹也極有可能遠走上海赴任上海市副市長。尤其是“海歸派”代表人物高西慶2002年12月27日“突然出局”，被認為是中央對證監會激進政策的某種修正。

　　高西慶曾獲杜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曾是華爾街執業律師，并在美國美州大學、福德姆大學、杜克大學任客座副教授，名列美國法律名人錄和美國教育名人錄。

　　他已是“兩進兩出”證監會：1992年，高西慶擔任中國證監會首席律師及發行部主任，歷時3年，1995年10月以健康原因辭職；1999年，高西慶再被點將，擔任證監會第一副主席。稍后，周小川、史美倫相繼任職，證監會發動的一場以“市場化”為目標的改革漸次展開。國務院歷史上第一個非大陸籍的副部級官員史美倫，則具有多年在美國及本港從事法律、證券機構工作的經驗，她在美國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并就職于加州及美國聯邦法院。兩人的共同之處在于都在法律、證券業務上專業功底深厚，且都為任職中國證監會放棄良多。

　　另據證監會人事處2001年初的統計結果，當時證監會中的“海歸人士”數量近50人，占證監會總人數的20%，且多數成為各部門的正、副職。

　　自2001年“監管年”以來，證監會已將近百家違規上市公司斬落馬下。在史美倫對監管工作定下的“四步走”規劃中，檢查動員、自查、重點檢查已完成，目前匯總總結與公司整改亦將結束。這種大開大豁的“規范”，雖然使市場“傷筋動骨”，但也使市場清晰和干凈了起來。因此，中央高層對“周家班”學習西方股票市場成熟經驗和現代監管理念的成績還是相當肯定的，不然也不會新賦周小川央行行長大任。而1月15日傳來消息，有“鐵娘子”之稱的史美倫將繼續留任。

　　不過，在另一個利益角度來看，相當多的機構和個人股民，對此屆證監會卻相當不滿。第4任證監會管理班子上任不久的2001年6月，我國證券市場總市值5.4萬億，而到今年1月初市值總額為4萬億，除去此期間新股市值，總市值蒸發2.4萬億，流通市值減少6000億。整個2002年，市場一片愁云慘淡，被套牢的投資者信心低迷。

　　不管怎么說，上一任證監會的激進道路已告一段落，面對市場的蕭條，給市場下“猛藥”的“海歸風格”看來不大可能在相當時期內再現了。周小川在任時，其班底的工作思路主要為重視監管，保護投資者利益，這已經成為證監會工作“永恒的主題”。據內部人士分析，新班子仍然會堅持這個主題，但在如何監管、如何保護投資者利益方面，對時機和具體措施的選擇和判斷方面會有所不同。因為當前證券市場的問題在于如何化解歷史遺留問題、扶持國內證券經營機構、發展和提振市場信心。就好比是一個積弱已久的病人，動了一次大手術，而且病人身體底子本來就太差，現在亟須調理補養身體，恢復元氣。

　　周小川的速度要夠快才行

　　此次人事變動，騰挪最烈的是銀行系統。除周小川擔綱央行行長外，成立銀監會的說法也風生水起，主席的熱門人選是現中國銀行行長劉明康。黨委書記和副主席人選較多，但原中央金融工委常務副書記、現央行副行長閻海旺和原央行副行長吳曉靈是業內談論較多的候選人。

　　劉明康在銀行系統內部被認為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專家，尤其是對銀行內控制度的建設，造詣很深。他一直被當作“救火員”先后到中國光大銀行和中國銀行去清理銀行問題。閻海旺1998年4月從甘肅省委書記身份上調后，一直任中央金融工委第一副書記并兼央行副行長，主管金融系統的黨務和人事工作，對銀行系統的人事和體制運作非常熟悉。吳曉靈則曾直接負責銀行監管。

　　據透露，在第一輪高層人事變動之后，還將有更多涉及銀行系統的人事替換。這種大動作的金融高層人事調整，被外界視為候任總理溫家寶高度重視中國金融安全之安排，屯重兵于銀行和金融體系，而不是過去兩年萬眾矚目的證券市場。畢竟過去兩年，證券市場的監管框架、認可海外投資機構(QFII)及合資基金等重要部署已厘定，未來只是具體操作。中國金融改革的重心，從今年起將全力轉向銀行改革。

　　一位金融高層官員對記者稱：“上面的決心非常大，下力要盡快解決掉積弊重重的銀行問題。”他對目前銀行高層內部的心態引用了一句唐詩——“山雨欲來風滿樓”。

　　銀行改革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期，明顯滯后于其他行業的改革進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金融研究權威專家私下認為，銀行改革的最佳時機在1999年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成立之時。但這個可以使改革“輕裝上陣”時機被錯過了，付出的代價就是僅僅三年多的時間，國有四大商業銀行內部重新孳生了1.7萬億的不良資產，遠超過剝離給資產管理公司的1.4萬億的數字。

　　而且在改革過程中，國有商業銀行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其在央行內部強大的政策影響力，為了自身的利益，阻礙了某些改革的進行，尤其是利率市場化改革。一些學者和官員越來越強烈地懷疑，央行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和效率，解決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兩種不同角色轉換過程中許多顯而易見的矛盾。尤其是市場人士，一再指責央行屈從于國有商業銀行的壓力而在利率改革上躑躅不前。比如，國有商業銀行這個強有力的游說團體不斷辯稱，實行受市場驅動的貸款利率，將會削弱銀行的贏利能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副部長魏加寧表示：“雖然央行同時具有貨幣政策決策者和銀行業管理者的雙重角色，但它極有可能在調整利率和進行貨幣供應決策時，站在銀行業管理者的角度去保護商業銀行的利益。”

　　另一些學者也認為，這些問題既影響了央行的監管能力，又制約了央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發揮。從根本上講，現有銀行管理體制已嚴重落后于現實要求。

　　魏加寧將貨幣政策和銀行業監管這兩項職能分離的建議，作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改革與金融安全》課題組提交的系列報告中的一份，被提交給了去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

　　當然，作為政府咨詢機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提出了改革銀行業監管體制的三種選擇：從長遠來規劃，將銀行業監管和貨幣政策徹底分拆，單獨成立“銀監會”；根據現實情況，在中國人民銀行內部分拆設立“銀監局”；適應混業經營的趨勢，將金融、證券和保險監管三部門合并歸屬。

　　2002年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并未對該報告做出任何具體的決定，但事后證明，中央高層對該項提議進行了認真的考慮和研究。按照目前盛傳的說法，銀監會的成立似乎大局已定，有可能在1月23日開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結束后正式“亮相”，3月份左右掛牌。而此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重要內容是重塑中國金融管理架構，部署金融改革。

　　這種說法指出，新成立的中國銀監會專責銀行監管職能，將脫離中國人民銀行，和已經成立的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一樣，直接對國務院負責。主要監管銀行業發展，及處理問題貸款方面，同時加強金融管理與國際接軌，將來接管全國所有的外資銀行，信托機構及財務公司、農村金融機構等的監管工作。具體職責則是監管銀行的資產質量、資本充足率和高層領導、制定市場準入規則。至于人民銀行則將專注于貨幣政策的制訂及執行，只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

　　但這種說法還是遭到了另一些學者和官員的反對。香港理工大學陳工孟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中心易憲容博士分別指出，銀行監管乏力不在機構設置，真正的禍胎是用人機制、立法執法環境、監管理念不清以及運作機制等問題，屢屢發生的銀行高管丑聞則與“產權虛置”難逃干系，就像中國證券市場從美國和德國學來的獨立董事、監事會一樣可能形同虛設，照搬英美等過時的銀行監管分離作用不大，相反還可能因為機構改革的高昂成本而得不償失。

　　更有說服力的一種反應是，周小川這樣的人物剛被任命為央行行長，央行就被剝離得“只剩一個貨幣政策局”，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顯然，如此牽涉各方利益和各路大員的大動作，在短時間內敲定絕非易事，所以有清醒人士指出，真正明朗可能還有等到3月份新一屆政府亮相之時。

　　經過在金融界多年的歷練，周小川目前被認為是中國金融系統內最具制度創新意識和能力的官員之一，這幾年證監會在制度建設上的卓有成效，已很能證明這一點。近年來，銀行市場的主要問題在于國有銀行和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緩慢，導致資金流動不暢和金融運行與實體經濟運行脫節。周小川既在經濟理論上頗有建樹，又擅長政策設計，既具有國際化視野，又善于求新求變，確屬難得人選。

　　從周小川這幾年在中國證監會、證券市場所采取的許多市場化、國際化的政策和措施來看，他入主央行后，可能會在其前任的基礎上，加大金融業特別是銀行、信托業、信用社等的現代化、市場化、國際化改革的步伐。我國現行金融體制不能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在這方面表現最為突出。

　　如果不考慮分拆的話，那么周小川面對重中之重的任務，將是利率市場化、銀行不良資產處置和國有銀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而且周小川的速度要夠快才行。

　　尚福林想“拐大彎”

　　選擇尚福林，也就是說中央相信其務實、重視中國國情的風格能夠滿足當前證券市場改革的需要。很顯然，他走的道路與原先周小川、高西慶所選擇的道路會有所不同。那么，“尚氏風格”到底是怎樣一種風格呢？

　　有兩件往事可以體現尚福林的業務處理特點。第一件事情是他在農行行長任中，以部分外匯儲備頂國外商業貸款。這些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增長迅速，但是如何來處理這些資金一直是金融界人士談論的話題，于是尚提出以部分外匯儲備來替換國外商業貸款的構想。這種靈活實用的方法，實施效果很好，并得到上級的認可。

　　第二件事情是在支持高科技發展的問題上的創造性設想。當時央行與北京市制訂了共同支持中關村高科技園區的規劃，但是作為信貸資金來說，安全是第一位的，而高科技行業的風險是很大的，如何用傳統的信貸資金來支持高科技？尚福林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首先是成立一個基金公司對信貸資金進行擔保，使得信貸資金不是對應某一個具體的項目，減小風險，另一方面，對于放出的貸款，以變通的方式進行回購，即如果企業成功上市，將債務轉化為股本金，雖然由于種種原因，這一設想并未最后付諸實施，但卻體現了其工作中的創造性思維。

　　“作為一名高級官員，尚福林具有真正的大局觀念，”央行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你知道，銀行體系正在日益市場化，但在這一進程中，一些政策性東西是我們轉軌時期必須要付出的成本，如何處理好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一些政策性的問題，尚行長處理得可說是恰到好處。”

　　那么，這種“轉軌騰挪術”如何作用到證券市場上呢？一位曾在尚福林手下工作過的官員推測：“(尚福林)個性溫和，不太可能剛上任就對前任既定路線指指點點，一般會以延續既定路線的可能性為大。”

　　他認為，尚福林會在繼續前任大思路的基礎上展開調整，也就是說“拐大彎”。前任既定的路線將繼續執行，有錯誤的慢慢糾正，逐漸走上自己的軌道。而對于前任未明確的、創新的思路倒有可能在短期內推出。“管理層未來的監管思路仍然會傾向于市場化的改革道路，但重心工作可能會更多地去協調和結合市場化與‘中國特色’二者的關系”。

　　周小川兩年新政，于股市之功是堅定地選擇了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方向，但卻使股指跌去了近40%，八成投資者深度套牢，證券經營機構全行業虧損，證券市場融資額急劇下降。這或許就是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而現在，在一個新興轉軌的中國證券市場中，如何最大限度地縮小過度成本，將成為尚福林未來最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