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察]

　　“黨政分開”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寫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政資分開”于1993年底成為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明確目標。然而，惟有黨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國有資產管理新體制之后，兩個“分開”的任務才有可能在未來國資委的框架下得以實現

　　胡舒立/文

　　春節前夕，距十屆人大召開還有月余，媒體已經在接二連三地透露政府機構改革的各種版本。雖然一切都在未定之天，而且公開登出來的各種說法仍然很不完整不清楚，不過，作為即將來臨的機構變革的輿論熱身，已經是相當活躍充分。

　　熱身之后就要想，這番可能的機構變革的要義究竟何在？于具體利益相關者，機構調動、個人安排可以理解地最為重要，但大多數人不可能也不應當僅僅為好奇心所左右，把興趣集中在未來的所謂“高層人事安排”上。更關鍵的是此番機構改革的實質——除了機構名稱、人事任免的變化，新一輪機構改革是否能成為落實中共十六大精神的一次真正的深層次改革？

　　在這里，最值得關注、因而具有標識意義的，是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國資委)的組建。

　　種種分析認為，按十六大確定的方針進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將是今年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國的現有國資管理體制，長期以來是一種“五龍治水”的局面，亦即大型企業工委或金融工委行使選擇經營者的職能，財政部行使收益及產權變更管理職能，而國家經貿委、計委、勞動部分別行使技改投資的審批、基本建設投資管理及企業工資總額的審批。按分管職能分工，還有可能涉及外經貿部、中國人民銀行等其它政府部門，所以甚至有“九龍治水”之說。

　　“五龍”或“九龍”治水，導致多頭管理、職責不清等種種弊端，而此次中共十六大提出建立“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正是要將“多龍”合為“一龍”。在中央政府的層面，醞釀中的國資委將成為未來管理國有資產的惟一“真龍”。而到了地方，按分級行使產權的原則，也會建立起相應的高效的國資管理機制。在這里，諸“龍”歸一看似頭緒繁多，牽涉方方面面，其實最具實質意義、最困難的改革只有一個，就是“管人”與“管物”的統一。這是真正的“黨政分開”的革命性變革，只要切實邁出關鍵性一步，就是福及國企改革長遠的大動作！

　　中國改革20多年，國企改革也進行了20多年。隨著改革的深化，大中型國企的改革被一次次提上主要議事日程，經濟學家們提得最多最尖銳的問題，就是要改由黨的組織部選派企業干部為出資人從市場上選拔企業管理者。然而，在實踐中，這一建議始終未被接受。其實，屢受詬病的“五龍”或“九龍”治水，其余的“龍”只是政府系列的計劃或準計劃傳統，最主要的“龍”亦即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任免權，其機制已經跨出政府而屬黨中央機關，大型企業或金融工委的全稱應為“中共中央大型企業(或金融)工作委員會”。在兩個工作委員會成立之前，相應的職能則屬于組織部。按照這種管理系列，國有工業或金融企業領導只能被視為部、局、處級干部，按相應的標準選擇和任用，根本無法按照市場化的原則聘用。體制及意識形態障礙在前，其負面影響既深且廣，不僅影響國企改革深入，影響中國經理人市場形成，而且影響了黨的干部隊伍本身的健康。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自黨的十五大以來，中國一些地方省市，如深圳、上海、遼寧和吉林，已自行進行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實驗。《財經》不久前曾派出記者對四地的實驗進行調查(參見本刊2002年11月20日號封面報道《10萬億國資走向》)，注意到一些非常寶貴的經驗，但也發現在相應的改革實踐中，最大難點正是在如何協調“管人”與“管物”的體制性分離。遼寧采取工委與國資委一套班子聯署辦公的辦法，而吉林采用決策會議，可謂大膽實踐。而中共十六大明確提出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則是多年實踐基礎上的重要突破。目前正醞釀的國資委如能真按十六大提出的原則進行組建，進而在統一管人管物的新機構中按出資人的身份以市場原則進行管理，不再有國企領導人的“部、局、處級”一說，無疑將是中國國企改革進程中的重大騰躍。

　　“黨政分開”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寫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政資分開”于1993年底成為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明確目標。然而，惟有黨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國有資產管理新體制之后，兩個“分開”的任務才有可能在未來國資委的框架下得以實現。國資委的成立實在是銜歷史之重托，人們當有殷殷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