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央行的雙重角色———既是貨幣政策決策者，又是銀行業管理者———彼此沖突，是分拆的根本動力所在。一個獨立的銀行業監管機構，有助于銀行業向外資全面開放之前，整治與清理國內商業銀行

　　□本報記者夏英

　　銀監會行將出爐？

　　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銀監會)成立與否眼下還沒有明確說法，但是財經界的版本已經相當之多。這是歲末年初最動人的新聞之一。

　　此前，重量級人物周道迥———證監會前主席、現全國人大財經委員———向外界透露，銀監會的建立已被提上議事日程。

　　1月9日，所羅門美邦開口說話，認為成立銀監會將是中國金融改革邁出的積極一步，央行行長周小川素以敢于改革、勇于任事著稱，有可能在貨幣政策和銀行體系方面推行更積極的改革舉措。

　　把卦算得更加精細的是安邦咨詢公司。該公司有關人士透露，銀監會的職責是監管銀行的資產質量、資本充足率和高層領導；就像證監會管大大小小的1000多個證券公司，保監會管一大批保險公司一樣，銀監會主要管理的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3家政策性銀行和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規模不一的各地近百家地方金融機構。

　　與上述分析相匹配的細節有兩個：一個多月前，央行一號辦公大樓已經找不到監管部門了，他們悄悄地遷入二號辦公大樓；各省市的動作也不小，地方政府金融辦公室如雨后春筍般露頭，職能是配合國家金融監管部門加強對本地區的金融監管，在地方政府和中央金融機構之間進行溝通。

　　這是央行分拆的直接信號嗎？

　　央行的雙重角色彼此沖突

　　魏加寧對此還不敢確信。

　　銀監會成立與否、如何成立，魏加寧是個有發言權的角色———早在2000年，他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國內率先提出將貨幣政策與銀行業監管兩項職能分離。魏加寧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負責人。

　　去年2月份，此項建議以報告的形式提交給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但結果讓魏加寧有些失望：此次會議上以及會議后沒有提及該項提議。

　　當時觀察者普遍認為，此事束之高閣，短期內不可能復議。

　　盡管如此，央行的雙重角色———既是貨幣政策決策者，又是銀行業管理者———彼此沖突，早已備受非議。因為它極有可能在進行貨幣政策決策時，站在銀行業管理者———而非監管者———的角度保護商業銀行的利益。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利率改革，央行被指責為屈從于國有商業銀行的壓力而在利率改革上鮮有作為。但是國有商業銀行作為一個整體的利益集團游說道，在當前的敏感時期，實行受市場驅動的貸款利率會削弱贏利能力。

　　取笑銀行業的最佳段子說，銀行家是大晴天給你雨傘、下雨天收回雨傘的人。這幾年變本加厲，干脆連晴天時都收傘了，也就是我們平常說的惜貸。

　　惜貸之后的銀行靠什么過日子呢？一般而言是將資金上存至中央銀行或購買國債，落得個清閑自在。

　　結果央行就開始害頭疼：如果下調乃至取消存款準備金利息，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增加購買國債風險，強化的是銀行的監管職能；如果調整利率，逼迫商業銀行增大貸款量來獲取比較收益，就會削弱銀行的監管職能。結果央行始終頭疼———畢竟，手心手背都是肉。

　　種種跡象表明，這一次勝利的不是國有商業銀行，決策層有可能置其請求于不顧，設立獨立的監管部門。

　　反對者言

　　反對成立銀監會的聲音，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當魏加寧在北京冥思苦想的時候，在幾千里外的香港，理工大學的陳工孟教授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

　　陳工孟的結論建立在對央行廣東大區行以及廣東部分商業銀行的調研之上，文章標題為《銀行監管脫離央行合適中國嗎》。

　　答案是否。理由如下：銀行監管乏力不在機構設置，真正的禍胎是用人機制、立法執法環境、監管理念不清以及運作機制等問題，上述弊端不除，則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陳警告說，銀行監管分離不是靈丹妙藥，相反，處理不慎，機構改革的成本恐怕過于高昂，得不償失。

　　因此，理性的態度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將監管職能置于央行內部，可以充分利用內部的人才、信息、資金優勢。

　　與魏加寧的報告一樣，這服處方藥也交到高層。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中心易憲容博士的結論與陳工孟相仿，但得出結論的依據有所不同。他認為金融問題不是金融監管之責。不良資產之所以如此龐大，根本原因在于一開始四大銀行就沒有走上市場化、商業化的道路，而屢屢發生的銀行高管丑聞則與“產權虛置”難逃干系———在這種情況下銀行必然存在巨大的代理風險和普遍的“內部人控制”，這些顯然不是單一個“拆”字就可化解。

　　整治與清理

　　一個獨立的銀行業監管機構，有助于銀行業向外資全面開放之前，整治與清理國內商業銀行，尤其是巨額不良貸款。

　　1999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剝離出1.4萬億元不良資產，結果去年國有商業銀行體內留存的不良貸款又達到1.7萬億元。換言之，銀行貸款質量依然不高。

　　所羅門美邦分析說，銀行部門的巨額不良資產須被有效化解，以避免金融和財政危機；其次，為了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流動性陷阱問題必須加以解決。

　　不良資產沉疴未去，表明銀行不良貸款與風險監管薄弱互為因果。

　　金融監管疲弱，還導致金融惡性案件頻出。

　　前任中國銀行行長王雪冰案，華夏銀行行長段曉興案，以及農業銀行原副行長趙安哥案，都令人扼腕嘆息。

　　金融高管“作奸犯科”，恐怕不能簡單歸之于“道德風險”，而應歸咎于制度安排的缺失。

　　猜想監管方案

　　中央金融工委有關人士說，如果準備充分，銀監會隨時可以成立。因為銀監會與證監會、保監會一樣，同為事業單位，不存在立法障礙，不必等到3月份的全國人大會議之后。

　　換句話說，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后，一切將水落石出。消息人士稱，加強金融監管是本次大會的重要主題，但是有關銀監會成立與否的問題不會列入大會議題，但是不排除“吹風”，埋點伏筆。

　　事實上，央行加強金融監管的努力始自上世紀90年代初，但是收效并不明顯。

　　1998年11月，央行省級分行體系被九大區分行和21個地方監管辦取而代之，目的是削弱地方政府對金融業的干預，加強監管與獨立性。

　　但是這個監管，是非常不徹底的監管，以人事權為砝碼，制衡地方政府的干預，正如文首所言，對銀行內部的激勵與約束手段疲軟。

　　2001年9月，央行悄然進行了第二次改革，最為明顯的舉措是在銀行監管一司之下，增設了分別針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監管處，各大區分行增加相應的機構，原來的21個監管辦則改屬一司，負責對國有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的日常和現場監管。另外，就是在監管一司、二司之外，增設銀行管理司，負責市場準入、退出以及監管政策研究。

　　不過這次改革充其量是溫和的改良，沒有觸及到根本，效果依然不佳。

　　也正因為如此，本次銀監會能否順產，就成為萬眾關注的焦點所在。

　　問題是化解銀行的風險與設立銀監會果然有內在的因果關系嗎？學者楊帆回答道，設立銀監會不是杜絕銀行不良資產的決定性因素。

　　銀監會能否收效，楊帆以為根本在于中央賦予它何種監督執法權限。

　　易憲容舉了一個例子，說的是西北苦寒之地，當地政府發展心切，向商業銀行極力推薦一家企業。盛情之下銀行難卻，就順水推舟做了個人情。不料后來這家企業沒還錢，無奈之下銀行找到系鈴人解鈴，不料政府回答說，我們西部窮啊，不靠你老兄幫助我們怎么活？等有錢再還你。

　　這個例子是說，如果銀監會沒有足夠的監督執法權限，制衡地方政府干預，成立了也是白搭。

　　道理很簡單，銀監會一旦成立，肯定要實行垂直領導，以確保全國規則的同一性。但銀監會也不是昆侖山下來的神仙，不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恰恰相反，防范與處置金融風險必須有地方政府參加。

　　問題是地方政府的利益糾纏其中，想完全撇清又難了。這個問題還沒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