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來自國家經貿委消息說，國家經貿委等八部委日前聯合出臺了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重大舉措，內容是推進國企主輔分離、輔業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員，改制企業可免繳三年所得稅。據了解，截止到2001年底，在工商局注冊的國有企業有131.8萬戶，國有資產存量近10萬億元。根據國家的有關規定，絕大多數國有企業股權最終都要進行轉讓。那么，在股權轉讓過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問題呢？今天我們邀請到了著名經濟學家樊綱一起來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最近，重慶市在國有資產交易方面又有新動作。重慶市政府拿出187個待轉讓項目、近140億的國有資產，通過產權交易對接會，向社會公布并出售。根據重慶市政府規劃，在5—10年里，重慶市現有的1000多億國有資產，將全部進入重組或是變現轉讓。

　　記者在2002年歲末趕到重慶，140億元國有資產面向社會公開掛牌競價轉讓的消息，在山城引起了一番轟動，畢竟這樣大規模的國有資產公開交易在重慶還是第一次。500多位投資者紛紛趕到現場。3天的交易下來，總計簽定了9個轉讓項目，成交金額4億元。

　　重慶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肖健康：國有企業必須進場交易，集體企業應該進場交易，民營企業歡迎進場交易。進場交易，第一它就是保證了對交易過程的全方位的監督，第二就是保證程序的合法性、公正性，第三能夠使我們的國有資產，也就是公有資產，實現變現的最大化。

　　按照規定，9個轉讓項目都必須在成立不久的重慶市產權交易所內完成相關法律手續。產權交易所不參與轉讓的具體操作，只審核交易雙方主體資格及交易條件，全程監控交易程序。進行價格結算、資產交割，具體的產權交易則由獨立的產權經濟人和經濟公司操作。

　　重慶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肖健康：我們這個交易市場呢，就是一個公開、公正、公平的平臺,只當裁判員,不當運動員,不吹黑哨。

　　重慶市產權交易所總裁莫景杰：我們產權交易所是經過市政府批準的、不以贏利為目的的，為產權交易雙方服務的事業單位。我們對于買賣的雙方提供合法的場所。

　　產權交易所的莫總介紹，為打造重慶1000多億元的國有資產退出通道，重慶市準備先以“政府令”的形式出臺“國有資產交易條例”，試行半年后，再由市人大立法，成為一項地方法規。做到開放市場、減免稅費、降低交易成本、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最終改變重慶市目前沒有一個市場，沒有一項政策法規,沒有一批中介機構，沒有一個通道的不完善狀況。

　　主持人：除了重慶以外，上海市在國有資產的交易方面也走在全國前面。8年來，上海市累計完成產權交易1萬3千宗，交易資產額達到2千8百多億元，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國有資產的交易，那么樊綱教授為什么這段時間國有資產的交易轉讓會成為一個熱點？

　　樊綱：我想這是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深化的一個新階段，經過過去十幾年的不斷探索，各種形式的改革都進行了某種形式的嘗試，改來改去大家發現改革管理機制、搞承包制、搞責任制等等最終都涉及到一個產權問題。如果這個產權制度不改，好像其它的東西最終都缺一個基礎，在公司治理結構上，首先有一個產權結構的技術，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很多其它問題都做不到，這是國企改革的根本問題。不僅是理論的探討，而且通過實踐的經驗教訓，從實踐者到政策的制定者，大家越來越統一，越來越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現在各方面對推動產權改革，推動國有企業國有資產的有進有退方面的問題，應該說是大家對它的重要性認識越來越清楚，實踐中的各種探索也越來越熱。

　　主持人：看來國企改革走到這一步，進行國有資產的產權轉讓也是大勢所趨了，現在人們談論比較多就是國有資產轉讓究竟用什么樣的形式，什么樣的渠道來進行，剛才新聞片中介紹重慶市主要是希望建立一個規范的產權交易所來進行，您對這個方式怎么看？

　　樊綱：產權交易所的形式，主要的一個好處就是它可以使國有資產的交易轉讓過程可以比較透明。這個實際上是市場形式的一種，就是他一方面可以更多的把信息披露出去，讓更多的人知道，這樣更多的人知道國有資產可以賣得更好的價錢，同時通過公式的變化，通過交易所掛牌的辦法，讓更多的人能夠知道，更多的競爭者，可以減少所謂的幕后交易，所謂黑箱操作，使國有資產更加透明。首先使國有資產轉移更加透明、更加公正，這里首先說明一點就是國有資產的轉讓，產權的交易本身一點不是國有資產流失，這是國有資產形態的變化，你買賣是一種等價交換，你賣了這個資產但是你收回的現金可以作別的用處，你去投到基礎設施也好，還是再投到別的企業資產，這個完全沒有流失。

　　主持人：現在有些人士認為對國有資產轉讓來說，可能渠道形式不是特別重要，您認為其它渠道和形式之外更為重要的，或者我們急需在目前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樊綱：我想現在需要進一步考慮的問題是怎么創造多種形式的產權交易方法。

　　主持人：各種形式的，我們怎么來理解？

　　樊綱：現在的這種產權交易所，基本只能局限在大宗的整體轉讓方式，我們叫他大包轉讓，有很多產權就無法交易，所以我覺得現在下一步確實應該考慮，怎么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多種形式的產權交易市場。多層次就是說可能不僅僅是在中央這個層面上，不僅僅全國這種大市，像我們的股市能不能有些地方可以拆分的區域性，為區域地方企業服務的這種市場；另一方面就是怎么能夠真正實現多種產權交易形式，不僅僅是整體轉讓，也不僅僅是股權轉讓，各種形式都能夠交易，三板的形式、場外的形式、柜臺交易的形式、拆分的形式、打包的形式。

　　主持人：確實是，國有資產產權轉讓如何操作的確是一個重要問題。兩年前，重慶嘉陵化工廠的轉讓引起了各界關注。重慶嘉陵化工廠原來是一家虧損非常嚴重的國有企業，兩年前，他們把一部分國有資產轉讓給了重慶嘉陵化學制品有限公司，這一次轉讓使這家虧損的企業職工有了飯吃，企業也獲得很多的發展。

　　重慶嘉陵化學制品有限公司的前身是重慶市嘉陵化工廠。當年是一家中型的國企，1997年嘉化廠虧損額已經達到1800萬元，面臨重組。

　　重慶市江北區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肖通俊：嘉陵化工廠作為一個特虧企業，每一個月以150萬的速度發生虧損。如果這樣虧損下去的話，那么這一個廠要不了兩年，就會走向破產。我們感覺到對于虧損企業的國有企業的資產，早轉讓比晚轉讓好。剝離一部分好的資產轉讓，那么這個企業轉讓之后，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

　　據介紹，當時重慶市嘉陵化工廠的買賣雙方都希望通過完全正規的程序，進行嘉化廠的轉讓。首先由企業在主管的國資部門進行資產轉讓立項，再由企業委托“重慶市整體資產評估事物所”，對嘉化廠進行整體資產評估。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工作，最終嘉化廠的資產被評估為1.5億元。隨后重慶市政府與嘉化廠職工達成協議，國有資產完全退出嘉化廠。由嘉陵化廠管理層與全體職工一次性整體購買所有國有資產，廠長李守昌成為新公司最大的股東。

　　重慶嘉陵化學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李守昌：交錢的職工是所有582個人，全部一個不漏的都交了錢。最少的是1千塊錢，最多的就是27萬，一共收了430多萬塊錢。

　　然而當時嘉陵化工廠的資產評估值是1.5億元。430多萬元集資款購買1.5億資產猶如杯水車薪，嘉化廠的職工看來一時無法實現自己整體買嘉化廠的愿望。然而事情又是怎樣發生轉機的呢？

　　重慶市江北區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肖通俊當時嘉陵化工廠的全體職工出資購買嘉化廠的資產,那么一共采取了三種出資形式。一是用負債出資；第二是享受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優惠政策；第三就是出現金，現金出資。

　　肖通俊副主任解釋說，負債出資是承擔原嘉化廠的債務1.36億，加上是一次性購買國企,可以享受25%的政策性優惠，這一筆就是1千萬左右以及集資的近460萬，三項之和正好是1.5億。但是資金的問題解決之后，重組的曲折卻遠未結束。

　　重慶嘉陵化學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李守昌：改制的時候意見很多，有些人主張只轉讓一部分國有企業所有權，還有一些主張隨便如何，國家都要控股。

　　有過經驗教訓的重慶市政府以及雄心勃勃的嘉化廠職工堅決不同意留有尾巴的轉讓。雙方一至認為,只要轉讓的手續符合法律程序，轉讓價格不低于1.5億,嘉化廠的整體轉讓就要堅持下去。嘉化廠整體轉讓之后，企業第一年產量就增長了84%。通過幾年的投入和技改，該企業的主打產品高錳酸鉀在國內的市場占有率達43%。

　　重慶嘉陵化學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李守昌：我們已經是國家級的高新技術企業，在重慶化工行業首屈一指第一家。我占了一個巨大的市場先機，這就是巨大的財富。

　　主持人：剛才新聞片中介紹的重慶嘉陵化工廠變化確實非常大，樊教授你看，沒有轉讓之前，這個企業每個月虧損就是150萬，總虧損1800多萬，虧損非常大。可是通過一次轉讓，企業在短短的一兩年時間里迅速扭虧，而且占據了全國將近一半的市場份額，你看企業沒變，人沒變，產品也沒有變可是一次轉讓使這家企業發生了這么大的變化，這是為什么？

　　樊綱：我想這就是所謂體制作用了，產權機制應該說是所有體制、經濟體制當中基礎的制度，它管什么呢？它管的是基本動機和約束，對人激勵和對人的行為約束，就是所謂的產權激勵和產權約束。有了這樣一種新的體制，其它的很多問題才能迎刃而解。

　　主持人：確實，其實現在國企的情況，對國有資產的轉讓，現在基本上我們總結一下大概有五個方面是可以稱之為模式的東西。重慶嘉陵化工廠的轉讓方式，被公認為“職工持股模式”，是目前全國五大轉讓模式之一。其它四種模式是：一是“深發展模式”，將國有股轉讓給外商；二是“科龍模式”，將國有股轉讓給民營企業；三是“美的模式”，將國有股轉讓給管理層；四是“TCL模式”，將國有股轉讓給外商和管理層。那么就這五大過戶資產的轉讓模式而言，您覺得他們哪一種更有優勢？

　　樊綱：我想這個都是因企業而異，因情況而異的事情，沒有一個絕對的哪個更優越，哪個不優越的問題，但是我現在想強調的就是這里面比較重要的一個環節，對于我們現在很多企業改制來講是管理者持股問題。不管五種模式里的哪種模式，大概都涉及到這個問題。當然轉讓外資、轉讓給民營企業也許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因為他接過去了，接過去原來他本身的管理層在持股，或者是它原來是私人老板本身就在持股，或他的管理層也在持股。那么對于其它的形式比較重要，包括職工持股，也需要有管理層持得比較大的股，使他們能夠更多的具有產權激勵和產權約束。今天我們關注的國有資產的產權制度改革。其實，我們在平時的生活中經常會就一些事兒提出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這樣的詞兒，可見方法在解決問題時的重要性，而當面對國企產權改革這一難題的時候也是一樣，任何處置方式都是在尋找最佳的利益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