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投資:中國遠遠高于亞洲所有國家;

　　世界銀行近兩年對京、滬、穗、津、蓉五個城市作了大量的調研，形成了一部《改善中國的投資環境》報告，本文的主要觀點即源于此報告。該報告提出的“投資環境”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宏觀政策環境；二是體制環境；三是企業的微觀環境;四是基礎設施的質量。世行對中國目前的投資環境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中國較之其它轉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許多方面都很出色

　　投資中國

　　——從京、滬、穗、津、蓉5大城市比較看中國投資環境的改善

　　□本刊記者 李麗儉 朱寧 陳晨星 呂曉偉 袁金泰

　　北京：總積分居中，沒有明顯的優勢或劣勢；

　　上海：在國際一體化、金融服務、市場進入與退出條件以及勞動力市場

　　彈性方面是最好的，但是民營部門的參與水平卻是最低的；

　　廣州：在勞動力市場彈性、市場進入與退出的順暢性、政府效率、民營部

　　門的參與方面最佳，在國際一體化與金融服務方面較好，但是在技

　　能與技術方面相對較低；

　　天津：民營部門參與方面較好，在市場進入與退出順暢性和勞動市場靈活

　　性方面居中，在人員技能、技術與金融服務方面最差；

　　成都：調查中惟一的內陸城市，幾乎在每個方面都是最落后的。但成都

　　民營部門的參與度較高，并且有良好的技能與比較突出的技術。

　　國際比較:中國與印度、泰國、馬來西亞、韓國、印尼

　　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使中國更深地融入世界經濟，同時中國與世界經濟一體化又刺激了宏觀經濟環境。外國直接投資和貿易是全球化的一個很好的指標。凈外國直接投資在過去10年里獲得了巨大增長。從1990年的27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370億美元。這個增長令人矚目。作為GDP的一部分，流入中國的凈外國直接投資高于亞洲的許多國家，盡管可能少于一些拉美國家。外國直接投資占GDP的比重在九十年代后半期有所減少，但是就絕對數量而言，中國仍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時，在貿易方面，中國已經將關稅降低到20年前的約1/3，從1982年的49.5%降到1998年的16.8%(世行2002)。結果，貿易從1980年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5%增加到2000年更大規模GDP的將近50%。進口從1980年的大約360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920億美元(按1995年的美元可比價格計算)。同樣，出口從1980年的270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2390億美元。

　　航運成本

　　中國比印度、泰國、印尼有較大的優勢

　　效的航運和運行較為良好的港口，使中國較好地融入世界市場。通過數據可以比較，特定產品如紡織品從世界不同港口出發的航運成本，中國比印度有較大的航運成本優勢，比泰國、印度尼西亞、巴西有更大的成本優勢。

　　在海關出入港手續瓶頸問題上，中國要優于印度，但稍落后于韓國和泰國等東亞鄰國。根據大量的對制造企業的調查，進口原料的平均入港時間，中國是8天，印度11天，韓國和泰國是7天。在印度，典型的企業最糟糕經歷是3個星期的延誤，而上海只有9天。優良的港口和海關設施幫助中國企業更有效地與世界市場相聯系。

　　信越來越成為一國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中國電話普及率仍低于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但是中國的人均電話數量在穩步增長，從1990年每100人不足一部電話到2000年14部電話。在7個亞洲國家中，中國人均電話擁有量少于韓國和馬來西亞，但多于印度、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

　　得到價格合理的可靠的電力是大多數制造企業的重要考慮因素。盡管發電量一直在明顯增加，但是僅略高于人口增長。中國在此方面落后于其他幾個國家。泰國、巴西和馬來西亞都比中國擁有更多的人均發電量，菲律賓和印度的兩個省的數據比較落后。但是，中國正在進行的一系列大型干線工程將大大促進發電量的增加。

　　企業腐敗成本

　　中國排名最高，比泰國和印度都要糟糕

　　個國家總體的治理結構以及企業與政府的互動關系是投資環境的一個重要因素。概括地說,五個綜合指標抓住了問題的各方面：

　　政府效率衡量官僚的遲延，官員的能力、公共服務的質量、行政機構對政治壓力的相對獨立性。這組指標包括政府設計和實施好政策所需要的因素。

　　管制的壓力包括市場內規則的數量、受管理的市場的數量、競爭政策措施，以及價格控制。這個指標反映了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對市場環境的友好程度的感覺。

　　法治記錄犯罪、產權、逃稅以及法律制度效率的程度。它顯示出合同的執行力度以及規則的可預期性。

　　腐敗衡量指標包括非正常付費的頻率和規模。

　　政治不穩定和暴力衡量政變、暗殺、暴亂和武裝沖突，提供了暴力推翻當前統治的可能性。

　　中國的政治穩定表現的非常高，政府效率、管制和法治接近中間值，腐敗低于中間值。例如，世界市場環境調查發現中國的經理們約花費9%的時間與政府官員打交道，大大少于印度，與歐洲轉軌國家、拉美甚至經合組織國家大致相同。但是另一方面，全球競爭力報告稱，中國在這個衡量指標上的排名大大低于中間值，也比印度糟很多。在腐敗方面，在全球競爭力報告中，中國的排名處于企業腐敗成本最高的行列，比泰國和印度都要糟糕。同樣地，在企業“不規則”付費的頻率上，中國也低于中間值，但泰國和印度的情況在此方面比中國還要糟糕。

　　設立企業

　　中國比泰國和馬來西亞需要更多時間

　　業的自由進入和退出對于健康的經濟十分重要。進入和退出的壁壘阻礙了新的、生產力水平更高的、更具創新性的企業的出現.

　　利用DJANKOV對市場進入的衡量標準，中國設立企業需要12個程序，多于抽樣的平均數10，所需時間為92天，大大多于抽樣的平均數47天。這些數據表明，在中國設立企業比在印度、泰國和馬來西亞需要更多的時間。但是，這些數據與全球競爭力報告中的調查反饋相矛盾。根據該種衡量標準，在設立企業的許可方面，中國要比中間值差，估計是6個，但是又顯示，設立企業所需時間平均為30天。這種情況下，中國做的比中間值好，大大優于接近最低的印度。

　　在印度、中國、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和韓國，生產力分散作為衡量無效率的一種標準傾向于同競爭壁壘相聯系，如對設立企業的行政壁壘或對競爭的貿易壁壘。在中國的服裝和電子行業，高效的生產者每個工人的附加值是低效者的5倍。在電子行業，世行調查的四個東亞國家的生產力分散相對較低；但在服裝行業，只有印度不如中國。馬來西亞和泰國的比率稍低于3，韓國的比率略高于2。因此，小組里更具競爭力的國家的生產力分散水平低于競爭力水平較低的國家。

　　研發費用

　　中國占GDP比例遠少于韓國,多于馬來西亞和泰國

　　中國GDP有巨大增長的情況下，研究和開發所占的比例在增加。

　　盡管這是一個好的預兆，但中國的研究和開發費用占GDP的比例僅僅與印度和巴西相當，多于馬來西亞和泰國，但是遠遠少于更加發達的國家如韓國。

　　銀行貸款機會

　　中國企業少于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韓國

　　迄今調查到的其他亞洲國家的企業相比，中國的企業具有更少的獲得正式融資的機會。中國大企業的大約29%的運營資本來自銀行貸款，少于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韓國的企業。

　　人們可能會預計，平均來說，企業規模越小，來自正式融資渠道的資本越少。小企業一般比較年輕，前途更加不確定，使正式的融資者在向他們借款時更加憂郁，并由于風險貼水而使企業借款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即使在中國的大企業中，貸款占資本的比例也低于其他國家，并且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缺口隨著企業規模的縮小而增大。這些數據明確地顯示，企業可能面對與其預期市場成功的可能完全無關的信貸緊縮。

　　根據國際比較，中國的投資環境是比較好的，在過去的15年里實現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在中國內部，投資環境并不是一個統一體;國家層面的指標會掩蓋地區間的重大差別。

　　世界銀行對1500家企業的調查資料比較了投資環境。主要結論如下：首先，北京、上海、廣州、天津和成都五個城市的投資環境具有巨大差異。上海在國際一體化、金融服務、市場進入與退出條件以及勞力動力市場彈性方面是最好的，但是國內民營部門的參與水平卻是最低的。廣州在勞動力市場彈性、市場進入與退出的順暢性、政府效率、民營部門的參與方面最佳，在國際一體化與金融服務方面較好，但是在技能與技術方面相對較低。北京居中，沒有明顯的優勢或劣勢。天津在民營部門參與方面較好，在市場進入與退出順暢性和勞動市場靈活性方面居中，在人員技能、技術與金融服務方面最差。成都是我們調查的唯一內陸城市，幾乎在每個方面都是最落后的；但也有例外：成都民營部門的參與度較高，并且有良好的技能與比較突出的技術。

　　改善投資環境所帶來的增長潛力可以非常大。例如，我們思考，如果成都的投資環境指標能達到像上海和廣州那么好的水平，那么能獲得什么收益呢？我們估計，按照這一設想，成都企業的生產力可以增長約30%，典型企業的投資率將從實際的14%上升到約19%。具體的估計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不確定性，但是總體來說企業生產力、投資和增長與投資環境的各個方面有關，解決本報告中指出的問題將促使企業績效得到重大改善。第三，在投資環境的范疇內，我們發現國際一體化與民營化程度是特別重要的。其他問題如市場進入與退出障礙、勞動力市場彈性以及金融服務也是重要的。每個城市都有一些有待提高的領域。

　　上海和廣州在國際一體化方面居于領先地位。在上海，將近40%的企業有外國合作者，外國所有權約占被調查企業價值的將近三分之一。廣州大約有28%的企業有外國合作者，但是外國所有權的總額卻更高，為35%。北京和天津居于中間位置。調查中唯一的內陸城市成都最為落后，只有10%的企業具有外國合作者，外國所有權的比例更是低于10%。

　　第三個指標是以進口占被調查企業的主要產品的市場份額。進口的比例越高，面對的國際競爭越激烈。根據這個衡量，廣州和上海受到更大的國際競爭，進口的市場份額分別是11.7%和8.8%。成都和天津的開放度較低，只有5.9%和7.4%。

　　勞動力市場靈活性

　　廣州領先,其次上海、天津、北京,成都居最后

　　了生產市場，健康投資環境的一個重要組成是勞動市場的運行。健康的勞動市場的特點是具有靈活性，即退出障礙低。

　　在減少勞動力的退出障礙方面，廣州領先于其他城市。廣州的企業平均只有6%的過剩工人，接近21%的非正式工人。上海可能居于第二位。他的非正式工人的比例為14%，略低于天津(14.7%)，但是他的冗員比率只有7.5%，比其他三個城市低10個百分點。成都居最后，12%的工人是非正式工人，冗員率為20%。北京和天津又是居于中間。

　　員工素質

　　上海最高，其次北京、成都、天津，廣州居最后

　　3.5顯示，上海、北京和成都在技能和技術稟賦上比較強大。上海的被調查企業有57%的工人得到培訓(低于廣州)，在人員素質方面最高，在研究和開發強度方面第二。成都的企業大約有一半的工人受到培訓，在人員素質方面居第三，但是研究和開發強度居第一。

　　北京的企業有48%的工人得到培訓(居第四)，人員素質居第二，研究和開發強度居第三。與此相比較，盡管廣州的培訓工人比例最高，但是，人員素質和研究和開發強度卻最低。這可以反映出廣州大比例的外來工人，以及企業的低技術性。天津受培訓員工的比例最低，研究和開發強度最低，員工素質倒數第二。

　　政府有效性

　　廣州最好、其次為北京和上海、天津，成都居最后

　　衡量政府提供公共品和發揮“幫助”而不是“阻礙”作用的效率，我們建立了三個衡量標準。首先是腐敗指數，用來衡量與腐敗相關的三個變量的主要差異：禮品和賄賂對收入的比率、為獲得政府合同而使用的禮品和賄賂占合同價值的比例，以及給政府和管理部門的禮品和賄賂占銷售的比例。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這里的腐敗是個寬泛的概念，指的是政府機構和企業尋租行為的相對程度，而不是表明腐敗的絕對程度是否可以忍受。

　　第二個衡量標準是高層管理層花費在接待政府官員的時間對企業造成的成本。這反映了滿足大量監管要求的繁重性，也可以作為腐敗的進一步的指示以及企業管理層的一個重要機會成本。

　　第三個衡量標準是由于偷竊、漏損和損壞造成的運輸損失的比例。由于公共安全和港口主要是政府部分的工作，發生的損失應該反映政府服務和基礎設施缺乏效率。

　　上述三個指標在各個城市的相對排名差別很大。比如，相對不腐敗的城市是廣州、北京和上海。但是，如果看管理層花在滿足管理要求的時間比例，最低的是成都，廣州和上海。當研究由于偷竊及其他因素造成的運輸損失比例時，排名與上面的又有所不同。因此，政府效率的各方面并不必然一致。這并不奇怪，后面，我們將發現，五個城市效益的差別與政府效率的關聯度不是很大。

　　廣州和上海的投資環境領先，而成都居最后。北京和天津居中。我們下面將研究，投資環境的相對排名是否與經濟效益相一致，什么是投資環境的主要構成因素，如果達到高水平的投資環境，每個城市將能獲益多少。

　　投資率

　　廣州領先其次是北京、上海、成都、天津

　　州在投資方面居領先地位，為19.4%。北京15.9%，上海15.6%，成都14.2%，天津13.6%。第二個直方代表如果所有投資環境指標處于廣州的水平每個城市具有的潛在投資率。這樣，天津和成都這兩個具有最低投資率的城市將經歷投資環境的最大改善，投資將有最大飛躍。根據這種反事實，北京將勉強具有最高的總體潛在投資率。

　　總體上，降低進入和退出障礙，更高的國際一體化以及更好的技能和技術是促進投資率的最重要的改革的源泉。然而，各城市有明顯不同。

　　對于北京，投資的總增加將約為2.5%,改善的勞動市場靈活性和技能及技術是收益的最重要的源泉。其次是較低的進入和退出障礙以及更高的國際一體化。更多的私人參與的貢獻是最低限度的。對于成都，由于指標的改善更大，貢獻也更大。僅通過對進入和退出障礙的改善將使投資增加大約2%。更高的一體化和勞動市場的靈活性一起將使投資再增加2%。一個令人吃驚的現象是，改變私人部門的參與將會降低投資率。在私人參與方面成都總體上居中，但是私人參與的組成中外國私人所有非常少，這樣，相對于廣州，成都的非管理層和管理層國內私人參與更高——將其降低到廣州的水平將會受損。如果私人所有的類型沒有差異，成都將從提高到廣州的更高私人參與度而受益。

　　上海投資率的提高相對較小。主要是因為上海的投資環境指標與廣州差別不太大。對于上海更有優勢的方面，反事實的改變實際上減少了潛在的投資率。對上海有幫助的三個領域是更高的私人參與、國際一體化和勞動市場靈活性。

　　天津在五個城市中的投資率最低，因此可以從所有指標范疇中獲益。獲益的主要來源是更好的技能和技術。更低的進入和退出障礙，包括勞動市場的進入和退出障礙也很重要。

　　生產力

　　上海遠遠超過北京、成都,天津最低于生產力，反事實中使用的領先城市是上海。它在這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與其他城市生產力的差距很大。上海的平均生產力遠遠超過北京、成都和天津。天津的生產力最低，成都緊隨其后，接著是北京，但是他們間的差別非常小。廣州企業的生產力水平居第二，與上海差距不太大。引入上海的投資指標將使北京和天津的生產力得到很大提高，但是成都的收益將最大。但是另一方面，廣州的生產力幾乎沒有變化，原因是廣州的總體投資環境(以及生產力)與上海接近。

　　對于北京，進入和退出障礙、一體化和金融都很重要，這些領域的每一項改革將使生產力提高5%。總體上，北京的生產力將提高約18%。

　　對于成都，消除進入障礙很令人關注，將使生產力提高20%。如前所述，更高的一體化也將產生很強的正面影響。金融相對也很重要，能使生產力再提高5%。私人參與在反事實中是負面的，原因是成都初始的私人參與高于上海，以致于改變到上海的水平將會產生負面影響。

　　在總體上，改變到上海的水平不會使廣州的生產力得到提高，原因是雖然更高的技能和技術以及融資的可利用性帶來一定改善，但是，這些改善被抵消了，原因是廣州在進入和退出障礙以及靈活的勞動市場等重要領域好于上海。

　　技能和技術的改善將使天津的生產力增加超過10%。融資仍是改善的第二大源泉，其次重要的是一體化與進入和退出障礙。總體上，通過改革將投資環境提高到上海的水平將使天津的生產力提高25%。

　　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各城市有他們明顯的優勢和劣勢。

　　上海是最具生產力的城市，并且顯然是較高附加值活動的中心。該城市的特點是，根據具有外國合作伙伴的企業的比例衡量，國際一體化程度較高，但是總的外國所有和進口滲透比廣州低。上海還擁有最強大的金融服務，良好的進入和退出機制以及勞動市場的靈活性。上海最需要改革的問題將是提高國內私人部門參與。第二個要改革的領域是鼓勵更多的外國私人所有和進口滲透以促進銷售和投資，以及利用臨時工人的更大的靈活性。

　　盡管廣州沒有生產像上海那樣的復雜先進的產品，但他利用自身優勢形成最高的銷售增長率和投資率。他有最靈活的勞動市場、順暢的進入和退出機制、高效率的政府以及高度的私人部門參與。他的國際一體化程度也比較高。對于廣州，最需要考慮改革的問題是提高技能和融資。

　　北京在多數方面居中間位置，沒有太大的優勢或劣勢。他將能從重視更高水平的勞動市場靈活性、市場進入和退出以及國際一體化中受益。

　　天津在私人部門參與方面較好，在進入和退出順暢度、勞動市場靈活性等方面居中。對于天津，技能和技術的改善將是改革日程的主導，第二重要的領域是國際一體化和政府效率的改善。

　　成都是我們調查的惟一內陸城市，在多數效益衡量標準和投資環境指標中最為落后。但是，他有高水平的私人部門參與，良好的技能特別是技術。對于成都，改革的首要考慮應該是促進更高的國際一體化以及降低進入和退出障礙。

　　中國城市如何贏得外資青睞

　　——專訪世界銀行宏觀增長局局長大衛·道勒

　　□本刊記者陳晨星

　　《財經界》：為什么要做中國投資環境報告？

　　大衛：這是我們第一次在中國做的關于投資環境的調查報告，當時考慮就是找幾個比較知名的大城市，尤其是從生產、出口來講比較重要的城市為對象進行考察。首先報告是給中國政府做參考的，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時也給一些投資人、企業做參考。我們馬上要做的第二份報告將逐漸移到西部地區，包括重慶及其他更小一些的城市來做進一步的調查和研究。

　　《財經界》：中國吸引外資的數量已經排到世界第1位，而世行的報告好象更關心投資的質量而不是數量，請您解釋。

　　大衛：在我們的報告里已提到中國公司總體上是有競爭力的，但競爭能力浮動的范圍非常大。有一些公司的競爭能力很強，所以中國應該創造出一種良好環境，使這種公司能進一步發展壯大，占領更大的市場份額。另外也要創造出一種機制，使其他業績不良的公司退出市場。

　　《財經界》：在報告里，著重談到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您認為應如何改善？

　　大衛：政府應該鼓勵國有商業銀行能更多地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而不僅僅從資產的規模考慮，當然貸款要以贏利為目的。這需要對金融部門實施更多的培訓工作，使這些銀行的職員能夠更好地挑選客戶并且為這些客戶提供良好的服務。

　　《財經界》：從報告來看，中國東部的投資環境遠好于西部，以后的發展會怎樣？

　　大衛：目前來看，東部地區比西部確實更能吸引外資，雖然中國政府對西部投資有一些激勵措施，但并不完全有效。所以我認為一方面應加大西部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西部地區的政府應該創造出更好的商業環境，使企業在西部能很好的運轉，要通過這種方式來吸引外資。

　　《財經界》：在世行報告選取的5個城市中，成都是各項評價指標比較偏低的城市，一個城市要改善投資環境，重點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大衛：我覺得，對于成都這樣的西部城市來說，加速與其他地區的融合、進一步開放、吸收更多的國外投資、加強相關的貿易活動很重要。另外，勞動力市場要保持一定的靈活性，要建立很好的進入與退出機制，以便使它的產品具有競爭力。

　　《財經界》：外商投資中國的首選城市有哪些？

　　大衛：中國是非常大的國家，中國很多城市對外資都很有吸引力。即便在我們的報告中顯示成都在這幾個城市比較中各項指標偏低，但成都也有很有利的一些特點，如果地方政府能夠采取一些措施建立良好的環境，還是能成功吸引外資，這也包括中國其他西部城市。

　　中國外資政策要積極謹慎

　　——專訪國家計委外資司司長穆虹

　　□本刊記者陳晨星

　　《財經界》：2002年出臺了很多吸引外資的新政策，2003年外商投資還會有新政策嗎？

　　穆虹：我們對外資總體上要保持政策的長期穩定，當然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擴大，在資本市場、國有企業改革方面，還會陸續有一些新措施出臺。像2002年12月1日開始實施的QFII，這些政策的出臺對市場是一個鼓勵，但也有一些限制條件，這反映我們對引進外資所持的一種態度。

　　現在市場上議論比較多，比如涉及外商投資的優惠政策，包括所得稅政策、進口設備優惠政策會不會有一些調整，我個人的觀點我們以往的外資政策都會保持穩定。

　　這兩年中國利用外資的形勢非常好，除了我們完善投資環境做了一些工作外，也有一些國際上的背景。雖然整個世界經濟不太景氣，但國際上加工制造的產業結構調整并沒有停止，這兩年很多的大跨國公司把他們的生產中心、研發中心都移到了中國。

　　《財經界》：對這次世行投資環境報告的評價如何？

　　穆虹：世行的報告通過國際比較證明中國的投資環境還是很不錯的。現在為什么又重提投資環境的問題？我想要繼續保持外商投資中國的勢頭，就要更清醒地看到我們的不足。隨著技術進步，現在進入中國的外資項目多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他們對投資環境的要求與20年前改革開放初期是不一樣的。我們也注意到一個現象，這一輪外資熱中，主要集中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其增勢超過了珠江三角洲，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長江三角洲地區投資環境建設起點較高，有后發優勢。

　　2003世界經濟將緩慢復蘇

　　——專訪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斯特恩先生

　　□本刊記者陳晨星

　　《財經界》：世行對2003年的世界經濟形勢怎么判斷，會不會比2002年更嚴峻？

　　斯特恩：我估計2002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大概是2%。顯然中國會大大超過這個數字，但其他國家像歐洲、日本要低過這一數字。

　　為什么2002年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比較緩慢，大家也知道世界上有3大經濟體：美國、歐盟和日本，因此美國經濟的放緩是主要原因。

　　在歐洲也發現了類似的問題。而歐洲經濟復蘇步伐相對美國而言較緩慢一些。

　　日本經濟一直存在結構性問題，另外還面臨非常嚴重的金融問題。

　　世界三大經濟體系幾乎是同時開始經濟放緩，過去很少有同時放緩的情況，所以使得問題更加突現。

　　我覺得在2003年會出現一個緩慢的復蘇階段。在這個階段里，發展中國家在中國和印度的帶動下發展非常迅速，這些國家越來越成為需求的來源。因此中國加入WTO以后不僅對中國的出口，而且對世界的出口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財經界》：世界經濟增長緩慢，美國、日本歐盟經濟都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斯特恩：如果要考察這些經濟體放緩的原因的話，有一些原因是類似的，有一些原因是不同的。在美國主要是20世紀90年代股市過度繁榮出現的問題，消費者好像認為90年代后期出現的經濟繁榮可以永遠持續下去。在這一認識上他們不斷進行投資和消費，我們從過去的歷史也看到像這種類型的股市繁榮最終會被消減下來。同時又出現9.11恐怖事件，但這一事件雖然重大，而與影響經濟的其它因素相比，影響相對較小，這是經濟已經出現放緩的態勢下又額外增加的因素。

　　歐盟股市的繁榮強度比不上美國，所以20世紀90年代歐洲經濟增長的強度也不像美國那樣強勁，但這種情況在歐洲也出現了，所以歐洲現在看來經濟復蘇的速度似乎更加緩慢一些。而且歐盟經濟靈活性要差一些，人們缺乏從一個部門轉換到另一個部門的靈活性。目前世界經濟變化非常迅速，在這種大環境下應該靈活一些，我覺得這一點也是發展中國家應該吸取的教訓。

　　在日本，日本政府已經花了10多年在時間試圖實現經濟的復蘇，目前銀行還沒有能力為經濟復蘇提供資金。但我覺得日本經濟增長的復蘇是能夠實現的，但前提是成功地解決結構問題。

　　《財經界》：除了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增長較快的國家這外，世界經濟還有沒有其他的亮點？

　　斯特恩：在拉美地區，巴西是拉美最大的國家，巴西如果能夠成功復蘇，也會對世界經濟增長有很大的拉動作用。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認為國際社會應該給巴西政府提供足夠的幫助。如果看東歐和前蘇聯地區，俄羅斯是一個最大的經濟，我們現在看到俄羅斯政府比20世紀90年代更加注重投資環境的改善。對非洲來講最大的經濟體是南非和尼日利亞，從東亞地區來講大家也看到韓國也是一個增長動力。所以從全球的發展中國家來講有很多令人鼓舞的地方，當然問題也不少。

　　《財經界》：如果伊拉克今年確實會發生戰爭，會不會破壞全球經濟復蘇的步伐？

　　斯特恩：我覺得這個問題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石油價格的問題，還有一個是國際信心。

　　如果發生戰爭，石油的價格將有緩慢上升的趨勢，但從世界對石油需求和供應角度來講，大家已經預測到有可能發生戰爭的因素，當然前提條件是戰爭持續時間不太長，這樣石油價格只有小幅的上升。從今后幾年看，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供應開始強勁恢復，今后會有一段時間石油的價格比前幾年還要低一些。因為專家都知道油價越低對經濟增長越有利。

　　而國際信心是很難預測的，我們不知道這會對其他國家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也不知道恐怖主義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要比石油價格預測難得多，但我覺得總體來講還是比較樂觀的。我們認為2003年中東如果發生了什么問題，時間應該是世界經濟開始復蘇后，而去年9.11發生的時間是世界經濟已經開始放緩。

　　《財經界》：2002年歐元開始流通，它對歐洲經濟復蘇是否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斯特恩：歐元的出現確實是一個重要的事件，但我們也不能過高估計這一事件的重要性。因為歐元的匯率已經確立很長時間了，我覺得真正起作用的是這一貨幣對人們來講有一個心理上的趨同因素。當然歐元的出現會進一步改善跨境的投資，但我們也看到了在這么大地區每個國家都使用統一貨幣所面臨的挑戰。因為歐盟國家采用的是一個利率標準，但由于每個國家透明程度不一樣，實際利率標準可能不一樣，也就是這個原因，從歐盟貨幣聯盟角度看，它會采取一些靈活的措施，根據各個國家不同通貨膨脹率標準和物價的不同采取一些措施。

　　《財經界》：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國經濟究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有多大？

　　斯特恩：美國經濟確實占了世界經濟很大的比重，而且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經濟的增長要先于歐洲和日本。從今后兩三年增長的角度來看仍然可以看出美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當然中國也會越來越多地發揮自己的作用。中國經濟規模越來越大是無庸置疑的，這對東南亞地區來講十分重要的。

　　《財經界》：現在市場上有一種說法：世界的投資都被中國吸引過來，因此中國是造成世界通貨緊縮的一個原因。您如何看這個問題？

　　斯特恩：我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對世界經濟是很有利的。在世界經濟20世紀90年代已放緩的情況下，中國一直是需求和供應的重要來源。如果我們回顧過去50年的發展我們會發現貿易和國外投資是一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我們希望能夠看到在中國進行的投資繼續增加。當然我們也希望其他國家的投資、貿易能進一步發展。總的來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是有利于世界經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