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大之后，無論是學界人士還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執政者，都對溫州乃至浙江投注了更多的關切，人們希望，我們公認的民營經濟先行者，可以為即將到來的創富時代寫下最富有說服力的注腳，并且繼續成為這個時代的領跑者。這固然是溫州乃至浙江最大的優勢，也未始不是其最大的困惑。因為它們以體制創新贏得了過去20余年，也必須以更多的創新贏得未來。

　　再造順應于這個新時代的新型政企關系，即是擺在溫州乃至浙江人面前的一盤待破之局。

　　去年長沙遠大搬遷的消息在長沙乃至全國引發了不小的震動。其中當然不乏媒體炒作的因素，但業界更為關注的是由此凸顯的轉型期的政企關系。事實上，在同一時期，大企業外遷在溫州已經不是個案。不少知名企業將總部和研發中心遷到了上海，而將生產基地遷到了勞動力成本更便宜的中西部地區。然而，溫州企業的外遷引起的震動要小得多。從溫州市長錢興中的話語之中，我們甚至還聽出了樂見其成的意思。當然，錢市長也提醒企業，不要脫離企業賴以生存的產業鏈。

　　溫州乃至整個浙江民營經濟的勃興，更多地得益于民間的創造力，然而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不察的。去過溫州的人都有一個深刻的感受，談及政府，人們常常有一種政府“無為”甚至“無能”的感覺。然而誰都承認，正是政府的這種看似“無為”甚至“無能”的狀態，才最大限度地激發了潛藏于溫州民間的創造財富的沖動，才使得那些創造財富的源泉沒有阻礙地充分涌流了出來。

　　看似“弱勢”的政府格局使溫州的民營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樣板，也使浙江經濟一馬當先，長期保持了全國第一的增長率。然而，如果我們認為溫州的“弱勢”政府格局從一開始就是當政者有意為之，則未免失之偏頗。毋寧相信，溫州的為政者只是順應了民間的意愿，在尚不知該如何面對新興的民營經濟時，在勢不可擋的民間創富熱情奔涌而來之時，采取了一種寧愿一放的姿態。而且，期間政策的反復確實也使成長中的溫州民營經濟歷經磨難。溫州20多年民營經濟發展的歷程，也可以看作是政府尋找在經濟轉軌時期準確定位的歷程。正如溫州民營企業正面臨二次創業一樣，政府尋找定位的過程也遠未結束。在民營經濟的總量已經在經濟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溫州乃至浙江，政府仍然面對創建新型政企關系的考驗。

　　如果說放手發展民營經濟是溫州過去20年政企關系的真實寫照，而民營經濟也在這樣的關系中獲益良多。那么面對率先走出青春期的溫州乃至浙江民營經濟，在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左右地方經濟發展趨勢和方向的主導力量，甚至開始影響到地方社會政治生態的方方面面的今天，政府是否還能一如既往保持一種良好的心態，是否還能安于其往昔的“弱勢”地位，對為政者是一個現實的考驗。

　　我們注意到，正因為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地方經濟的主體，因而在浙江，許多地方的政府部門有重新把民營經濟納入體制內管理的苗頭，以當初管理國有企業的方式管理民營企業有回潮之勢。為民營經濟設定發展計劃和目標，幾乎成為一些地方重視民營經濟發展的一大象征。即以上市為例，政府部門在建立證券強省、大省的目標驅動下，雖然沒有明確的干預，但卻不乏將政府目標作為企業目標，并以行政方式加以推動的沖動。

　　溫州乃至浙江過去20余年所取得的先發優勢，更多地得益于體制創新。這種創新固然承襲了浙江的重商傳統，政府對自身職能的清晰把握也功不可沒。對于新生的民營經濟來說，政府不盲目越位為市場留下了廣闊的空間，為民營經濟提供了施展的舞臺。這是溫州乃至浙江企業和政府共同帶給中國經濟的寶貴財富。

　　已經沒有人懷疑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也正因為如此，政府對于民營經濟，很容易從過去的旁觀者一躍而變為熱心的扶助者。在這樣的過程中，不適當地以市場管理者的身份，試圖左右民營經濟的發展軌跡，很可能成為一些為政者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模式。

　　然而，在經濟格局根本性的變化之后，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也面臨未曾經歷的轉型。如果政府在這樣的變革面前不能敏于行，不能順應經濟大格局的變化而對自身做全面的審視和及時的調整，政府的行政方式將成為當地民營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作為民營經濟的先行者，這是對溫州乃至浙江經濟是否能夠繼續保持其先發優勢，保持以民為本的經濟活力的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