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沒有必要去對舉辦奧運會和舉辦世博會在經濟上可以帶來的利益作如此樂觀的估計呢？舉辦奧運會和舉辦世博會對北京上海都首先是政治，其實有這一點已經足夠。因為是政治，又因為中國人普遍具有很高的政治覺悟，因此對老百姓去算所謂的經濟賬多少顯得有些多余。

　　如果簡單說增加基礎設施就可以掙錢的話，那么政府就可以雇一些人早上挖洞，然后 晚上又把洞填了。

　　本刊記者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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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申辦2010年世博會獲得成功,作為除北京之外別無比肩的中國形象城市，上海一如當年的北京，因獲得目標中的舉辦權而得到了一次可跨時8年的中心輿論話語權。

　　上海為獲得這個舉辦權準備了3年，3年前全中國的視線還全部是圍繞著2008年奧運會的歸屬，現在，上海人說，世博會影響不亞于奧運會。

　　因為世博會舉辦了151年，現在第一次在發展中國家舉辦，這在許多人看來無疑是一件意義巨大的事。中國的意義總是在疊加和遞增——盡管早在1992年，北京市就向有關方面提出了希望在世紀末舉辦世界博覽會的請求，并且最終在1994年獲準主辦1999年世界博覽會。后“由于北京在籌辦工作中遇到了種種困難”，1999年世界博覽會移址昆明市舉辦。所有曾感受過當年昆明舉辦世博會之渲染之熱烈的人毫不懷疑那屆世博會是中國在權威國際展會上的一次至高無上的榮耀。但直到今天，人們才被告知，真正至高無上的是上海將在2010年主辦的這次——昆明世博會連同當年它的實際經辦人、被懲治的前云南省省長李嘉廷一道已經在歷史的烈焰中煙消云散，一切將從上海開始。

　　沒有任何人會否認舉辦世博會對于上海來說是它進入新世紀后的一個最大的形象工程。形象工程可包括政治的也可包括經濟的和社會文化的，取其中任何之一，作為工程本身都有立項之必要。但對于上海來說，一個形象工程必須是盡可能多功能的，政治功能自不待言，社會文化功能也是順理成章，最關鍵是經濟功能。這就和奧運會一樣，體育之外還要能在經濟上帶來好處，要能夠讓一個城市掙錢，而且掙多少能一筆一筆算得出來。

　　據上海的估算，2010年到上海的境外旅游者將達到1.4億人次，其中前來參觀世博會的有7000萬人次，將超過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會創造的6400萬人次的參觀紀錄，由此產生的旅游直接收入將高達90多億美元。而根據世界旅游組織的測算，旅游直接收入每增長1美元，相關行業的收入就能增長4.3美元。

　　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陳良宇表示，此后幾年，上海用于世博會園區建設的直接投資將達到30億美元，而由此帶動的產業結構調整、交通、商業、舊城區改造等延伸領域投資約是直接投資的5到10倍。權威統計表明，上海會展業這幾年的行業帶動比值約為1∶9。如此大規模的投入將大幅度提高上海的經濟總量，并將幫助上海早日實現人均GDP7500美元的目標。

　　因此，據上海官方稱，“不少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樂觀地認為，2010年上海世博會將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一起，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繼續高速發展的‘兩駕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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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北京2008年奧運的掙錢話題，中國媒體曾嘮嘮叨叨地談了幾年，總之是能掙，但究竟怎么算出的這筆數，人們卻可能無法搞清楚。

　　曾有人提出一個疑問：假如不能證明奧運會能給北京帶來豐厚的經濟利益，那么在有選擇的情況下，北京是否會選擇放棄申辦或在申辦成功后放棄主辦？

　　舉辦奧運會對中國對北京都首先是政治，其實有這一點對中國對北京都已經足夠。因為是政治，又因為中國人普遍具有很高的政治覺悟，中國并不需要在決定實施一項工程前進行所謂的全民公決，因此對老百姓去算所謂的經濟賬多少顯得有些多余。

　　同樣的道理可用來評說上海的世博會。

　　進一步說，政治有時只能是政治。在會展經濟上也并不是全部的要素都可以隨意去調和的。

　　去年2月，世界經濟論壇在紐約舉行。當論壇結束，來自世界各地的與會者們離開這個城市時，據說紐約許多商家的老板們也在興奮地看著各自的收入報表。紐約市長辦公室的發言人說，這次會議為紐約帶來了上千萬美元的交易。

　　一個月后，北京也開始了一年一度的“兩會”。雖然也是會議，但沒有人可以就此找到商業的話題。報載，為接待好廣東團、香港團和澳門團的代表，北京飯店甚至大幅降價，原來130美元一晚的標準間現在只收700元人民幣左右，其中還包每人早、中、晚餐各一頓。另外，據說為體現務實簡樸，是次大會曾宣布不再組織集體參觀、游覽和購物。“不再”的意思顯然是原來有過，或者說是一種慣例。那么原來北京曾因為“兩會”而帶來過商業效益嗎？好像從來沒有誰去算過這筆賬。

　　人人都可以理解并不是所有事都有理由去強調經濟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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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是在要面對麻煩的納稅人的國家，比如說澳大利亞，要說清楚它舉辦的奧運能掙多少錢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澳大利亞籌辦悉尼奧運會七八年，最初申辦時算過賬，但直到舉辦時，澳大利亞經濟仍處于低迷。從1993年開始，澳大利亞的

　　建筑業就因基礎設施建設而受益，很多國家在申辦國際活動時都強調過這一塊的利益。但遺憾的是，當悉尼奧運會正式拉開帷幕之際，人們發現恰恰是這個受影響最大的行業開始了它漫長的慘淡經營時期。相同的例子在日本也有過，1998年它舉辦的長野冬奧會實際上就是一個在經濟上失敗的例子—在冬奧會結束之后，這座城市經歷了一場被當地學者稱之為“后奧運綜合癥”的經濟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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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在悉尼舉辦奧運會的那一年，受“展覽業平均25%高利潤”說法的刺激，中國開始了對展會經濟的熱烈關注。一時間國內越辦越多的展會以其火爆熱鬧的場面讓人相信，展覽業在中國將面臨一片繁榮興旺景象。此前一年，據說中國會展業得到了近40億元的直接收入，這個數字很吸引人，于是逢城市便談會展經濟，許多中心城市和省會城市紛紛興建現代化的大型展館，著力培育會展經濟。北京、上海、大連等城市則明確將會展業納入重點扶持的都市型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

　　后來又因為有了亞洲論壇，海南的博鰲成了一個關注點。博鰲作為中國唯一的長期性國際論壇舉辦地，媒體一腔熱情地將其同達沃斯聯系起來。達沃斯之所以是達沃斯，首先是因為它能掙錢：據說達沃斯論壇每一次年會都有上億美元的收入，這個背景無論是對博鰲還是對關注博鰲的人來說，都會是一個只要一談就熱烈的話題。

　　緊接著又是十強賽和世界杯。盡管誰也不知道在全世界的球迷中有多少是除了關心比賽本身之外還關心由它產生的經濟的，但這并不妨礙它成為一個話題，至少在媒體上我們能看出這一點。當時報紙上說，韓國權威部門預測世界杯期間將有34萬人次的海外游客訪問韓國，日本官方也預測屆時訪問日本的海外游客會超過50萬人次。因此，即使是保守的估計，世界杯期間可能為兩國帶來的收益也將是88億美元和246億美元。

　　即使是到了現在，我們也權且先相信上述估計有它一定的依據——1988年的夏季奧運會就曾把韓國經濟引入到了一個空前的增長期——但當人們聽到有國內媒體據此而引證出一個觀點，稱“足球開發是近年來中國繼房地產開發熱、股票熱后的第三大投資熱”這種說法時，事情就開始變得有點離譜了。也就是說，中國輿論到了僅僅惡炒中國隊終于打進世界杯這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還讓人覺得不過癮，還非要將其上升到“第三大投資熱”這樣的經濟高度去讓人們認識事情的意義才覺得足夠的地步。

　　踢幾場球湊個熱鬧，所謂志在參與。但聽說別人因此可以大發橫財，便屁顛顛也把自己當作受益者而大算其賬，這就不知趣了。況且韓國和日本能不能掙錢也還不一定——其實早有研究結果顯示，在過去30年間，那些主辦世界杯的國家在主辦比賽那年的國民經濟實際上差不多平均下降1%，而它們本來應該增長或持平。

　　上述研究結果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去認識2008年將在北京舉辦的那屆運動會以及現在被確定的2010年上海舉辦世博會的經濟意義—我們有沒有必要去對它們在經濟上可以帶來的利益作如此樂觀的估計呢？我們津津樂道因為舉辦奧運會和舉辦世博會將增加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這看上去是一個作用非常大的推動力。但換一個角度看，它與其說提供了經濟推動力，不如說是把資金從一個公共項目轉移到另一個項目，而且長期來看代價非常高。一國政府不可能憑空就能拿出舉辦世界性賽事和展會的資金，于是它們或者增加稅收，或者削減在其他方面的開支。如果簡單說增加基礎設施就可以掙錢的話，那么政府就可以雇一些人早上挖洞，然后晚上又把洞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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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上海人為擊敗對手最終獲得舉辦權而興高采烈之際，俄羅斯的《生意人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俄羅斯輸掉了也不可惜”。

　　文章說：最近10年舉辦的世博會一般都虧損，參展單位和觀眾人數都不如愿。所以俄羅斯輸掉了也不可惜。1992年世博會在西班牙塞維利亞舉行。按主辦者的說法，此次盛會給國庫帶來了1.08億美元的收入。但是西班牙最高審計委員會發現，這次有108個國家和大約4000萬觀眾參加的世博會虧損2.1億美元。后來，一些組委會成員因非法增加開支、中飽私囊和其他金融犯罪受到起訴。

　　1998年世博會在葡萄牙里斯本舉行。按計劃，每天應吸引13萬觀眾，共有20億美元的收入。可是總共只有大約1000萬人光顧。主要原因一是氣溫太高，二是世博會爆出丑聞：世博會總會計師因侵吞近200萬美元被逮捕。

　　2000年世博會在德國漢諾威舉行。有187個國家參展。主辦者本來指望有4000萬觀眾參觀世博會，沒想到只有1810萬名觀眾，而且89%是本國觀眾。整個世博會虧損了10.06億美元。

　　雖然俄羅斯人寫的這篇文章怎么看都有“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之嫌，但其所舉之例是不是也可供參考呢？

　　無獨有偶。路透社在世博會申辦結果揭曉后也當即發了一篇文章，文章稱：“主辦世博會可以使一個城市出名，也可以使一個城市名聲掃地——1889年的巴黎世博會令人記憶深刻的是修建了艾菲爾鐵塔。西班牙的塞維利亞因主辦1992年的世博會而成為旅游勝地。而2000年的漢諾威世界博覽會號稱是最大、最好的一次世界博覽會，卻因虧損10億多美元而招致了媒體的嘲笑并激怒了德國納稅人。”

　　國內曾有媒體形容上海是“東方漢諾威”，當然本意是稱贊上海。

　　如不介意的話，我們還不妨聽聽來自《華爾街日報》的有關評論觀點，當然這個觀點并不僅僅是針對上海—任何長期經濟的增長都要付出高昂的財力，尤其眼下，中國的大量開支已經讓一些經濟學家開始擔心中國的財政狀況。上海市政府已經表態，要投資35億美元用于世博會展廳及相關項目。若將其他有關基礎設施項目也計算在內，投資總額可能會至少再增加4-5倍。中國還承諾建立一個1億美元的基金，用于資助發展中國家參展。

　　除了申辦大型國際盛會之外，中國還進行著一系列巨型項目，都會影響到國家的預算狀況。比如，耗資220億美元的三峽大壩尚未完工，北京最近又正式批準開始進行南水北調工程。

　　從1997年開始，北京就開始了赤字支出，刺激經濟增長并創造就業機會。但大量的項目導致了政府債務數額的增長。一些經濟學家稱，包括養老金債務及國有商業銀行的壞賬，中國的債務總額已經超出了1.1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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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主辦APEC會議，這兩年上海在都市世紀性的熱鬧上一點也沒輸給北京。現在人們又開始說“大上海”如何如何了。何謂大？方方面面都大，大都市、大投資、大戰略、大飛越，不一而足。具體來說比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上海是國內第一個跨入世界中等收入地區行列的省級行政區，沒有哪座城市可以與之相比。所以上海是大上海，所以上海受人關注。關注上海還因為上海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關于城市話題的好的版本。經濟運行的變化總是會適時將以往未形成、或形成了卻未達到足夠影響的范疇提到我們的議事臺前，新經濟是一個例子，城市經濟是另一個例子。經濟之于整個政治、社會、文化的影響我們將越來越多地從這里得到解釋，因此這是一個我們不能不重視的范疇。有專家說上海已經或者很快在多項經濟指標上超過香港，至少在文化建設上。舉辦世博會最初的意義應該是體現在文化上，盡管文化現在也越來越多地被填充進經濟的指標簿上，但仍是文化，我們稱其為“軟實力”，比如說居住空間或圖書館之類。前年香港政治和經濟風險咨詢公司向報界披露了該公司的一項調查結果，結果認為，北京和上海的生活質量首次超過香港，理由之一是，這兩座城市的地產價格便宜和城市大學有了增加。

　　很多人仍在拿上海和廣州、深圳作比較，比如有人認為上海應該像深圳那樣有一家好的IT軟件公司或應該有像康佳、創維這樣的知名企業等等，殊不知這樣的比較對上海人來說已經是舊思維了，現在的上海是拿來和香港或漢諾威比的，是和那些曾經舉辦過APEC、世博會的城市比的，專家說這就是目前上海人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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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實，撇開我們說的那些“軟實力”，以它每年兩位數的經濟增長率，現在的上海有什么不能和香港比？甚至巴黎？上海的信心也許就是這么樹立起來的。

　　然而，盡管無論我們如何愿意將文化填充上經濟指標，經濟本質上還只能是經濟。

　　那么上海的經濟是怎樣的呢？人們耳熟能詳的就不再說，現在我們聽聽另類的，權當參考—有人說上海靠的是政府計劃性的“起吊機經濟”。什么意思呢，就是靠到處都是工地，到處都是這些起吊機，通過大建橋梁房子的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經濟的，這種通過外延性的資金投入的經濟一旦資金停止，發展也就停止，一旦資金放緩，發展也就放緩。所以上海這些年來為了保持經濟增長，不斷地修橋造路，大搞工程，于是有了金茂大廈等房子，但這種靠外延性資金投入的固定資產拉動經濟增長的方法是最落后的方法，不能激發內在有效的投資需求，僅靠外延資金密集性的投入，很容易導致泡沫經濟的產生，當年泰國的曼谷就是很好的經驗教訓。

　　上海4000多億的GDP，除掉上海縣城郊區的農業所產生的1000多億和寶鋼、上海石化等靠國家政策性投資的大型國有企業所創造的那一部分，上海的GDP便所剩無幾了。因此說上海的GDP質量并不高，結構也很不合理。隨著WTO的進程的加深，上海的經濟增長將面臨許多問題。明白這一點，我們就不難明白上海為什么經常叫他們經濟總量大但上海本地人卻并不很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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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印象，有關上海作為一個經濟都市的商務成本過高問題曾引起過人們的關注。一些媒體也曾就此問題特發表過專題文章，雖然這些文章并沒有直接將此問題同舉辦世博會聯系起來，但相信讀者仍會對此問題產生思考。上海申博沖刺前后，恰好是中國輿論對城市房地產泡沫問題產生紛爭之際，而對于上海來說，所謂泡沫所指又恰恰是針對房價過高這一點。聯系上面涉及的問題，人們的關注絕非事出無因。

　　上海申博成功后，《人民日報·華東新聞》曾在頭版載文指出：必須清醒看待“世博效應”。文章認為，隨著上海申博成功,到了我們“要冷靜地思考一些問題的時候了”。比如說從老百姓關注的房價問題中我們不免提出一個疑問:舉辦世博會，會不會使上海的物價水平大漲，使之成為一座高消費城市？文章說,由于“世博效應”，不僅房價會隨之上揚，其他商品的價格也可能水漲船高。這樣的話，上海的投資和生活成本將大大提高。對一座發展中的大城市而言，要保持和提高在國內外的競爭力，就必須有效控制城市運作成本的增速。一般認為，外商之所以看好中國市場，主要有三大原因：市場大、投資成本低和勞動力素質相對高。近些年來，世界上一些發達的中心城市，正呈現經濟發展減慢、競爭力下降的趨勢。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成本提高過快，比較優勢漸失。眼下，上海正迅速崛起為一塊令人矚目的“高地”。一方面，這是一塊“經濟高地”，每年兩位數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證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上海的人工成本、地價、房價和水電氣等資源價格都在上漲，使其成為“成本高地”。以前談論這一話題，總覺得這與上海的經濟地位還是基本適應的。但是，現在的情況不同了。在“世博效應”的催化下，可能使上海的城市運作成本加速提高，這塊“成本高地”因此愈顯突出。如果不能及時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就有可能影響今后的吸引力和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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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上海的房地產泡沫之說，上海本地的專家有一句辯解的話：上海社會經濟好，房地產需求壞不了。這句話我們也可以拿來總結我們現在所談的問題—上海社會經濟好，上海世博會也壞不了—也許自信會比謙虛更使人進步。但同樣也是基于自信，上海本地的專家還有另外一個說法：上海即使不舉辦世博會，也沒人懷疑其今后發展會越來越快。因此，世博會的深遠意義，顯然不能從能給它帶來多少經濟上的好處這方面去理解。這后一個說法雖然不像是出自上海人的思維，但顯然說得有一定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