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文靜

　　50萬臺商云集內地，兩千臺企駐扎蘇州。一個并非刻意形成的圈子正對全球的高科技產業產生著巨大影響。因而我們必須正視一些問題。

　　代工之王的權杖

　　臺灣經濟是靠代工經濟起家的。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今天的臺灣已經成為全球的代工基地和IT代工之王。依靠這個代工之王的權杖，臺灣制造業“制造”了幾乎所有的世界IT品牌。目前，全球銷售的電腦顯示器中，每兩臺中就有一臺是臺灣制造的；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便攜式電腦，三分之二的電腦主機版來自臺灣；臺灣生產的鼠標、鍵盤占全世界市場的五分之三以上。臺灣每年在信息技術工業的投資，比整個歐洲在這個領域的投資還要多。那么，究竟是什么給了臺灣代工制造業這么大的能量？代工之王的那根權仗的魔力來自哪里？

　　所謂代工有兩種形式。一種指的是公司受委托為其它公司生產產品，不使用本公司的品牌，也不負責產品銷售，僅僅為委托公司加工生產，或完全按委托公司設計和工藝要求生產，稱OEM。一種是按委托公司要求由公司設計并生產，但是同樣不使用本公司的品牌，也不負責產品銷售，稱ODM。這種經營形態的生存關鍵在于大量的定單。代工企業的效益是與企業的生產規模成正比的，所以也可以理解為上游企業是下游企業的生命線。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代工”在經驗上被理解為一種寄生經濟形態，屬于制造梯隊中技術含量低的簡單操作層面。但是，臺灣的代工生產遠比一般人的想象復雜的多。

　　代工制造的生存哲學總結起來是便宜、便宜、再便宜。所以代工經濟的核心在于生產成本的有效降低。這里強調“有效”就是說不是單純的成本絕對值的降低，而是性能價格比的最優。臺灣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它的成本工程不是狹隘的、單個企業的邏輯，而是整個島內的代工制造產業捆綁在一起共同推進“降價”工程。

　　以臺灣的IT代工制造產業為例。整個產業結構在發展的過程中分工越來越細。精細的分工一方面降低了IT制造業的進入門檻，另一方面有助于單個企業的生產效率提高。例如，現在已經坐上臺灣代工制造業頭把交椅的鴻海精密，成立之初生產的僅僅是電腦外接電源的插頭。分工細致到這個地步，可以說已經將一臺技術含量高、制造技藝精巧的電腦整機分拆為一個螺絲釘或者是一個集成電路，一個按照統一模具壓制的外殼甚至只是一片需要鍍膜的玻璃。于是，屬于高科技制造業的電腦整機制造在臺灣商人的分工技巧之下變成了和傳統制造業差不多的生產過程。

　　但是，這種精細到極至的分工生產與代工經營有一個最大的矛盾。如果參與分工制造的企業將利潤視野是局限在整個生產鏈中，那么分工的細化也意味著利潤的細分。就好比一鍋粥1個人吃與一鍋粥10個人吃一樣。正是因為這一筆帳，許多從事代工生產的國家和地區分工進行到一定程度就停止，他們的制造成本無法持續降低。

　　可是臺灣商人算了另一筆帳。兩家分工合作的企業由于分工提高了各自的生產率，降低了自己的生產成本。當他們形成合作關系時，企業的整體競爭力要比其他企業高。于是，在全球電腦制造市場上獲得的份額變大，他們可以從自己的生產鏈之外獲取更多的利潤。隨著分工的進一步深入，臺灣代工企業的整體競爭力也會繼續提高，而且這種提高往往不是等距離的，而是遞進式的。也就是說分工越細，整個臺灣代工制造也從國際市場上獲取的份額將跳躍式的增長。最后，整個臺灣代工制造業通過侵占其它國家和地區的市場份額壯大了自己的實力，整個行業的利潤持續上升，產業組合內的各個企業共同獲利。

　　盡管上面的分析是一個經過簡化的過程，但是它使我們很容易就從復雜的臺灣代工經營模式中發現問題的癥結。他們的整個行業發展思路是宏觀的、集體性的。這些現代鐵木真盯著的不是“自家鍋里的飯”，而是別人鍋里的飯。在文化研究學者或者是人類學者那里有這樣一個共識：任何狹隘的民族主義，都是危險的。臺灣代工商人的“成本工程”恰恰顯示了類似的商業智慧：任何狹隘的經營觀念也是同樣危險的。

　　當然在微觀層面上，處于產業垂直分工中同一層面的企業之間絕對是一種“自我”視野。上游的企業在尋找合作伙伴時會選擇質優價廉的下游企業。所以各個企業必須做到同行之中的最好，才能夠進入到整個代工生產的產業鏈中。而一旦這個企業達到同行中的最好后，它就會走向產業升級，進入上一分工層次的競爭體系中，如此循環，以至帶動整個產業鏈的滾動升級和全行業世界競爭力的增強。

　　鴻海精密從生產插座升級到生產主板等電腦核心部件，代工范圍也從最初的唯一拓展到電腦的各個組件以致整機就是典型的例子。最近甚至有報道顯示，鴻海有心利用自己完善的代工制造體系進入汽車代工行業。至于臺灣IT制造業的新秀明基集團似乎走得更遠。最初，它只是宏碁集團中為宏碁電腦生產個人電腦以及一些零組件的子公司。1991年李焜耀入主明基，將明基轉型為面對全行業的電腦零部件供應商。1995年開始進入通訊制造業并發展為臺灣第一大手機制造廠。1998年，明基在宏碁集團內升級為集團內一級子集團。2000年底在宏碁的第三次再造工程中干脆脫離母體獨立，并且走上品牌經營的發展道路。

　　通過宏觀和微觀的分析，臺灣代工制造業的整個經營模式已經得到了清晰的展現，這種模式的核心競爭力就在于“分工合作”的簡單邏輯中，最具特色的反而是臺灣企業獨特的“集體”觀念。

　　但是，臺灣代工企業這種令世界商界嘆為觀止的分工能力和合作模式也存在弊端。由于單個企業只是在整個生產鏈中占據一環或者一小段，所以企業的生產和戰略轉移對于自己的上下游企業存在著很大的依耐性。這種依耐性使得臺灣資本在轉移的過程中單個企業的戰略決策往往變成涉及一串企業的連動現象。例如，當明基電通來到蘇州以后，為明基代工制造的均強機械，新航發泡，星厚電子等十余家配套企業也來到了明基電通周圍。此外，宏泰精密機械、光達光學電子、優技電腦、廣泰精密沖壓等企業也隨著上游客戶明基、力捷公司的內遷很快落戶蘇州。可以說，只要臺灣的代工制造模式不變，臺灣企業的轉移就存在形成“群聚現象”的可能。

　　獨特的資源整合

　　理解臺灣企業在大陸投資布局的群聚現象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就是中國內地市場獨特的開放模式。宏碁的掌門人施振榮曾經在談到宏碁系到內地投資的問題時指出，內地市場是一個特殊的市場，盡管它越來越開放，但是比起已經成熟的歐美市場而言它還是封閉的，所以臺灣企業要進入到這個市場就必須到內地來設廠生產。而內地市場開放的獨特性具體的表現就是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開放中的政府行為與地方優惠政策。

　　中國內地市場的開放是起源于14個沿海開發區的。作為試點這14個開發區在上世紀80年代末享受了大部分內地市場所沒有的優惠政策和經濟自主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的崛起。從一定意義上講，深圳完全是政府行為的結果。到1992年改革開放的步伐邁到長江三角洲時，“特區模式”也被復制到長江沿線：上海等地擁有了中西部地區所沒有的政策優勢。

　　這種脫胎于“特區經驗”開發模式決定了內地市場開放的模式不是一般意義上生產資料市場、商品市場的直接開放，而是通過政府規劃的特定的招商引資區域吸引外商進入內地市場。所謂的蘇州、上海、昆山、吳江等地的政策優勢實質是當地的開發區的優惠政策和當地政府對開發區的扶持行為。

　　臺商企業在內地投資最密集的區域之一江蘇昆山在上世紀80年代只是一個農業縣。1985年昆山市政府就冒著政治風險模仿沿海開放城市的模式建立了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偷偷”模仿執行國家級開發區的的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入駐。昆山市政府首先通過政府行政行為批租2萬畝土地換得2億元資金作為開發區啟動經費，然后在上海設立辦事處，派人常住上海，及時招商引資以及聘請、引進專家技術人才。在政府的直接扶持之下，一個昔日的農業縣在特定的區域內很快實現了從單一的農業經濟為主轉向以工業經濟為主的跨越。當90年代初臺灣代工企業來到長江三角洲考察時，面對同等的政策優勢、資源優勢以及區位優勢，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已有的工業基礎成為獨特的競爭力，這個政府一手創辦的開發區變成了臺商在昆山聚集的天然平臺。

　　1992年昆山正式被批準為全國第一家縣級市開發區。昆山市政府開始站到前臺支持自己一手創辦的開發區。1992年，昆山招商引資團在上海一家賓館，聽說捷安特在上海與上海鳳凰車廠已談了8個月，但依舊沒有最后的結果。得悉此消息后，招商團當即設法找到了捷安特的談判代表，并將他們請到了昆山。當天，昆山市市長接見了他們，并召集來了土地、稅務、外經委等14個相關的職能部門負責人現場辦公，臺商深受感動，一個星期以后，捷安特辦妥了落戶昆山的全部手續。目前，臺灣排名前100位的大企業中已有南亞塑膠、鴻海電子、正新橡膠、統一食品等15家在昆山投資創辦了53個項目；臺灣上市公司中的捷安特自行車、櫻花廚衛、耀寧電子等31家企業在這里投資了46個項目。其中投資規模超過3,000萬美元的有26個，超過1億美元的4個。2001年，昆山市的GDP總量已經達到232億元，財政收入超過30億元，人均GDP4670美元。

　　除昆山之外，蘇州也是一個典型例子。1992年蘇州只有新加坡政府投資開發的蘇州工業園區。1993年，蘇州政府利用地方政府的政策資源投資興建了蘇州新區。由于是政府工程，新區得到了土地部門和稅收部門的配套政策，新區在地價和稅收上擁有蘇州工業園區所沒有的地方性優惠政策。除此之外，蘇州政府作為新區的投資方和規劃者還主動簡化行政流程、整合地方政策資源為外資落戶本地提供一切可能的方便和優惠。這些優勢將大大降低臺灣企業在大陸投資的生產成本和政治成本。所以，與其說是明基在一片農田中發現了蘇州，不如說是蘇州的政策牽引力將明基拉到了當時可謂一無所有的“蘇州新區”。

　　類似的，我們可以看到凡是屬于臺灣企業在長江流域的投資熱點的地方都有這種政府規劃的“經濟特區”，例如上海浦東新區、蘇州新區、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正是這種政府直接參與的開放模式，使得這種政策優勢具有很大的穩定性和更高的實惠性。當臺灣企業進入內地投資辦廠時必然會在這種“優惠政策”的牽引力下集中到設定的區域。當初明基落戶蘇州新區以后，明基的下游企業也隨之而動。現在距離明基蘇州廠半小時車程的吳江縣已經形成了由明基的三十多家協作企業組成的完整的代工群落。隨著這個代工群落的建立和日漸完善，農田已經變成了適應臺灣企業發展代工經濟和進軍大陸市場的平臺，明基的上游企業和客戶也順理成章地來到蘇州附近。

　　內地市場非平衡性的、局部性的政策優勢再加上臺灣企業本身的聚集趨勢使得臺灣企業在內地的集中現象尤為明顯。臺灣企業一直在進行的“本土化”努力，很多情況下是單個企業在企業文化、企業管理模式、企業人力資源上向內地市場的主動融合。對于整個臺灣企業群落而言，他們仍然維持了相對的獨立性和排他性。事實上，無論是在蘇州還是在東莞的臺資企業群落血統是很單純的，基本上是臺灣企業之間“近親結婚”，內地的企業很少可以進入其中的。這些臺資企業不僅在產業鏈上自成體系，而且隨之催生了相關產業的聚集。例如在臺灣企業最早聚集的東莞一帶，旅游業、餐飲、房地產、教育等相關服務產業以及金融、保險、中介等諸多領域開始圍繞已經成熟的臺灣制造企業群扎根內地市場。據報道，2002年上半年，保險、金融、醫療、教育等第三產業成為臺商投資廣州的新熱點。可見，“臺灣圈”現象其實是臺灣代工經濟模式與內地市場開放模式共同作用下的產物。盡管群聚現象的產生絕不是如此簡單的過程，但是核心的因素主要來自以上兩個方面。

　　完成內地的新布局

　　臺灣企業在內地市場以群聚的模式完成了從珠江三角洲到長江三角洲的區位轉移和從外銷國際市場到內銷大陸市場的戰略轉移。現在臺灣資本又開始呈現出北上津京的趨勢。這股存在于大陸市場的相對獨立的經濟力量與它所存在的市場之間究竟是甚么關系？臺灣代工模式對內地經濟的意義何在？

　　從1985年首家臺資企業進入珠江三角洲開始，臺灣的制造業已經開始了向內地的轉移。出自于試探性的投資很快變成臺灣制造業投資內地的第一股浪潮。盡管當時的投資，主要是來料加工型，投資規模極小，但是經過20年的發展奠定了珠江三角洲的工業制造基礎。現在，世界電腦及相關資訊產品的制造中心已經完全由臺灣轉移到內地的華南地區。從電腦主機板、掃描儀、顯示器到鼠標、電腦外殼等在內的臺灣生產企業慢慢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內地，僅東莞一地的電腦制造產業就足以影響全球70%的電腦市場。

　　1992年開始的第二波投資熱潮仍然集中在制造業，但是投資的熱點轉移到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現在以信息技術、精密儀器、現代紡織等為產業重點的數個上海臺商工業園區已經分別成立。不久第三波投資熱也在長江三角洲暴發，這一次的主角是臺灣高科技制造產業，轉移的熱點主要在滬寧高速公路一帶。由于目標在于內地市場，這次的臺灣制造業內移比前兩次的規模都要大，往往是整個企業體系或者一個生產鏈的聯動轉移。例如原宏碁系首先是明基的代工制造工廠來到蘇州，既而整個制造產業開始轉移到大陸：宏碁科技負責自有品牌的銷售，明基集團的蘇州廠負責生產計算機周邊產品，廣東中山的制造廠負責主機板及組裝。與此同時，宏碁系的配套企業也相繼跟進，在明基工業園周圍布局。

　　通過這種轉移過程，臺灣企業將自己的經驗一步步復制到了內地。而相對獨立的臺商經濟圈使得這種復制得以有效地進行。內地的部分制造業尤其是新型的IT制造業通過臺灣高科技企業的快速自我復制得以堆砌起所謂的內地高科技城堡和比較完善的制造平臺。結果是東莞借臺灣企業之勢融入到世界IT制造體系中；長江三角洲在短短的10年內，搭乘時間的飛行器，快速穿越臺灣30年由工業提升到高科技產業的時光隧道直接跳到科技產業。

　　臺灣《天下》雜志曾對2001年4月以前的臺灣制造業內移做過一份調查，結果顯示，現在臺灣制造業46.81%的企業已經轉移到內地。而臺灣“咨詢市場情報中心”則綜合分析了近幾年臺灣電子、咨詢業的轉移情況。1995年臺灣的電子、咨詢產業72%的產品是在臺灣生產，但是到2000年已經減少到53%。相反，同期在內地生產的比率由14%急劇增加到32%，5年內增加20個百分點。現在，內地已經形成了北以因特網技術和軟件開發為主的中關村，南以深圳、東莞為中心的華南地區電腦生產基地的資訊產業發展格局。國際上對中國經濟問題的討論熱點之一就是中國內地是否已經成為繼美國、日本、臺灣之后的新的世界制造工廠。

　　相應的臺灣企業的制造部分在內地的積聚使得臺灣能夠在更高層次上進行產業升級和分工的細化。可以說，臺灣代工經濟的分工合作模式已經隨著臺灣企業投資大陸的步伐也滲透到兩岸的經濟關系中。兩岸經濟角色在臺資企業的群居現象中得以劃分，一種“臺灣研發、內地制造”的大分工格局漸漸形成。

　　盡管內地已經具有了完整的科研體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但是內地的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缺乏資金和高級管理人才。再加上臺灣政府對高科技產業內移的政策限制，所以臺灣企業往往是將制造工廠以及代工制造管理模式搬到內地，卻將自己的研發基地留在臺灣。例如，首先進入到蘇州地區的原宏碁系將本身的“價值實驗室”地位在未來1到兩年的短期應用研究。同時又在臺灣龍潭渴望園開設了研發中心，吸引國外先進的研究計劃入駐，主要從事長期研發計劃。除此之外明基、廣達、仁寶等臺灣重量級企業也在島內成立了先進的研發中心。據臺灣《工商時報》對臺灣上市、上柜公司的問卷調查顯示，臺灣產業普遍看重臺灣作為先進研發中心的實力。

　　除此之外，臺灣資本在大陸各地的遷徙中，由于群聚，強化了一種產業布局的地域分工態勢。

　　從總體上講，珠江三角洲集中的主要是臺灣的傳統代工制造業以及電腦資訊業的配套加工環節。臺資企業超過300家的厚街鎮以臺資制鞋企業為主，清溪鎮主要生產電腦周邊設備為主，虎門鎮聚集著電線電纜業。大嶺山的臺企以生產中高檔家具聞名。以電子工業為發展龍頭的石碣鎮主要的電子產品卻是電源供應器、碎紙機、變壓器等低附加值電子產品以及電腦鍵盤、掃描儀、鼠標器、電腦配件連接器、電腦光盤驅動器、電腦顯示器等電腦配件。

　　以蘇州為核心的滬寧公路一帶主要集中的是技術含量較高的制造產業。由于技術含量較高，很多進入蘇州地區的臺灣企業限于臺灣政策限制必須經過第三地的企業間接投資，如明基、仁寶、華碩電腦等企業。據統計這類企業大約占到55%。目前臺灣著名的電腦公司大多已在蘇州落戶。臺灣的宏碁、藍天、倫飛、廣志、志合、仁達、臺達、大同、全友這些著名的品牌公司，在蘇州均設立了相應的電腦企業，有的在蘇州已形成了系列企業。如吳江的中達系列有5家企業，大同系列有3家企業，新區的華碩系列有5家企業。至于產品結構主要是生產電腦主板、電腦整機、筆記本電腦、液晶顯示器、掃描儀、手機等，產品更新換代速度很快，甚至有一些是剛剛在臺灣島內興起的高技術產業。最后，在蘇州一帶布局的臺灣企業往往是具有研發中心性質的基地化生產。蘇州力捷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電腦掃描儀生產基地之一，年產掃描儀數量約占世界市場的20%。國巨電子目前年產晶片電阻500億顆，產量占世界市場總量的27%左右。1997年在蘇州新區創建的55萬平方米明基科技園集科研、開發、培訓、生產為一體，其中的研發中心成為除臺灣本部以外最大的研發中心。

　　與東莞和蘇州仍然屬于制造業領域的情況不同。目前上海的主流臺資企業正在漸漸遠離第二產業，上升為第三產業的角色。統一、頂新、旺旺、華新、湯臣、特力等企業陸續在上海設立營運總部或業務中心表明，今后的上海將是臺灣企業的營銷與決策中心。伴隨著臺灣企業將中部和銷售部門集中到上海，臺灣的金融業、房地產業、證券業、保險業等將成為投資上海的主要力量。事實上這個趨勢已經在上海顯露苗頭。今后臺灣金融業、流通業轉移內地的趨勢將首先在上海顯示出來。目前，臺灣彰化銀行、世華銀行已經在昆山和上海設立了代表處，成為首批進入內地的臺灣銀行。

　　與上海的情況相類似，北京主要集中了臺灣企業在內地的指揮樞紐和科研機構。目前幾乎所有的臺灣著名IT公司都在北京設立了辦事處或分公司，北京儼然成為臺灣IT制造業在內地投資的調度中樞。今年8月中旬，聲稱將轉移到IT服務產業的宏碁集團在掌門人施振榮的率領下，幾員大將深入北京頻繁活動。與此同時，屬于臺灣政府限制投資內地的高科技企業之一的臺灣芯片制造業巨頭臺積電，最近派員赴京，對內地的投資環境進行了實質性的考察，并與有關方面進行了接觸。種種跡象表明，北京成為臺灣新型IT產業和技術領先產業的投資新熱點。

　　從兩岸的經濟角色分工，到臺資企業在內地布局的分化，臺灣企業似乎具有一種將代工進行到底的能力。這不是調侃之語，而是臺灣企業精神的曲線折射。正是這種做到底、做到最好的精神維持了臺灣資本的巨大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