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

　　本報年終專稿《中國經濟版圖的變遷一個企業與一座城市的命運》之藍田：湖北洪湖

　　藍田發跡地——湖北省洪湖市瞿家灣鎮，有一條“農民傷心街”，在多雨冰冷的冬季，街邊幾百戶村民都住在漏風漏雨的窩棚里艱難度日。這是藍田欠下的“孽債”，藍田倒了 ，可被藍田誘騙走的土地和房屋卻回不來了，被迫搬遷的農民可能永遠也拿不到建房費了,村民們不知道還要在這條“傷心街”住多久。

　　藍田的興衰深切地鐫刻在每一個當地人的臉上，在藍田主要高管人員被拘傳后，洪湖市委原班人馬遭到審查；在昔日的經濟支柱瞬間坍塌后，洪湖市財稅立即吃緊；而當藍田龐大的產業鏈條斷裂后，7000多名農民則直接變成無班可上無田可種的“下崗者”。

　　掐指算來，藍田事件已過去近一年，記者站在今天已是空空如也的藍田城，依然能看到許多昔日輝煌的痕跡，許多“未竟事業”的殘骸。

　　在這個辭舊迎新的冬季，14萬藍田(現名ST生態)的股民在焦急等待2003年1月7日的到來，那一天藍田將恢復上市交易。

　　1.3萬名瞿家灣人卻在拼命躲避藍田的陰影，為自己的明天忙碌奔波。

　　-藍田神話：一只鴨子=兩臺彩電

　　洪湖市瞿家灣鎮，是個偏僻落后的窮鎮，農民們世世代代都是靠水吃水。而藍田給他們帶來了做夢都不敢想的新生活。

　　1993年，瞿兆玉從沈陽“衣錦還鄉”創建藍田(瞿兆玉小名為藍田)，他利用“農戶+公司”的經營方式，將瞿家灣農民的土地、魚塘和房屋都變成藍田的資產，而農民則搖身一變成了上班下班的職工。村民陳永林就曾是第一批走進藍田的工人，他每天坐藍田環城班車上班，他的工作是在水產養殖場管理飼料，每月有固定工資1000多元，享受醫療保險和住房貸款，儼然一個公司職員的待遇。

　　3年后，一個擁有30多萬畝洪湖水面、2700多畝耕地、20000多名職工，包括藍田工業區、藍田農業產業基地、飲料廠等20多個項目的藍田帝國在洪湖岸邊誕生了。這就是紅極一時的“藍田模式”。一時間曾是大江南北眾多鄉鎮效仿的榜樣。

　　但雄心勃勃的瞿兆玉不可能只蝸居在瞿家灣。1996年6月18日，羽翼日漸豐滿的藍田開始進軍資本市場。身披“中國農業產業化大旗”，位居“中國農業第一股”，頭戴“農業部首家推薦上市企業”光環，藍田開始在股市興風作浪。

　　這家以養殖、旅游和飲料為主的上市公司，一亮相就顛覆了曾經的行業規律和市場真理，神話般的業績讓所有人大跌眼鏡。

　　那些閃亮的數字至今仍令人津津樂道。從1996年至2000年，年報業績都在每股0.60元以上，最高達到1.15元，即使在1998年特大洪災中，每股收益也達到了不可思議的0.81元。總資產規模，從上市前的2.66億元發展到2000年末的28.38億元，增長了10倍。到2001年前三季度，公司銷售總額達到54.65億元，實現利稅16.72億元，“藍田系”版圖則擴張到全國各地的230家企業，資產規模達220億元。這樣的傳奇不僅在農業行業內空前絕后，就是在所有高利潤行業中也是鳳毛麟角。

　　在藍田成功的路上，留下了許多“動人”的故事。最經典的是“一只鴨子=兩臺彩電”的故事。藍田所產的鴨子品種為“青殼一號”，只吃小魚和草根，一只鴨子一年產蛋高達300多只(比普通鴨子高出一倍以上)，而且價格奇高(有報道稱每只鴨蛋的平均純利為0.4元)。瞿兆玉曾驕傲地說，藍田“一只鴨子一年的利潤相當于生產兩臺彩電”。

　　但輝煌的數字和精彩的故事抵擋不住人們懷疑的目光。從1999年開始，狂傲一時的瞿兆玉面臨越來越多的指責之聲。“一畝魚塘能養出利潤1萬元的魚蝦，只見廣告不見產品的野蓮汁野藕汁能賣出2個億，21.69億固定資產都扔在水里不見蹤影”，種種怪現象不得不令人聯想到造假。

　　藍田的確不太誠實，1999年10月因“上市曾偽造過政府批文”而遭到證監會處罰。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藍田，一旦被剝開，越來越多的黑幕令人瞠目結舌。

　　一直為股份公司擔保買單的中國藍田總公司竟是瞿兆玉用來圈錢的工具，瞿兆玉不費吹灰之力用5000萬法人股抵押竟把20億巨額借貸斂入懷中。1999年和2000年，疑問和指責越堆積越強烈了。

　　火山爆發的時候終于到來，點燃導火索的是中央財經大學研究員劉姝威。2001年11月，劉姝威在《金融內參》上發表《藍田之謎》一文，對藍田的資產結構、現金流情況和償債能力做了詳盡分析，得出結論是藍田業績有虛假成分，而業績神話完全依靠銀行貸款，20億貸款藍田根本無力償還。文章一出，藍田的貸款黑洞公布于眾，由此，藍田賴以生存的資金鏈條斷裂，業績神話瞬間破滅。

　　同期，中國證監會調查組進駐藍田進行徹底審查。2002年1月，包括瞿兆玉在內的10名高管人員因經濟問題被公安部門拘傳，藍田造假從傳聞變事實。

　　藍田的真面目慘不忍睹，1999年至2001年連續三年業績“變臉”為虧損，直接被推到退市邊緣，2001年前三季度的主營收入從出事前的20億元一下子跌落到4000萬元。

　　由于瞿兆玉等藍田高管的經濟問題尚無定論，所以我們現在還不清楚藍田背后的問題究竟有多嚴重，但從績優龍頭淪為造假高手，瞿兆玉與他的藍田帝國已經永遠地記載在中國證券史的黑榜上。

　　-洪湖的尷尬與藍田的機遇

　　“環境造就一切”，在洪湖這樣一個經濟落后的革命老區，能創造史無前例的藍田神話，能誕生震驚全國的造假大王，的確離不開當地特殊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

　　洪湖市的水資源和耕地資源都是得天獨厚的。境內既有湖北省最大的湖泊一一洪湖(53萬畝) ,還有中小湖泊103個,水面51萬畝,共有水面45000多公頃(104萬畝)。此外，洪湖的耕地面積100萬畝,總人口87萬,人均擁有耕地量高于湖北省人均1.16畝的水平，是我國的商品糧基地、商品棉基地和商品魚基地。洪湖的旅游資源也毫不遜色，有三國“赤壁之戰”旅游點、國家級“白鰭豚自然保護區”等等。可以說，藍田是在這些自然資源的充分滋養下崛起的。

　　近幾年洪湖的經濟發展明顯滑坡，由于沒有大型的有實力的工業企業，而傳統產業羽絨加工、貝雕、絲綢制品等小作坊式手工業又缺乏資金支持，洪湖的企業數量從20世紀80年代的40至50家銳減至目前的10多家，在崗工人也從10萬人減到不足2萬人。洪湖的經濟地位從湖北省10強縣跌落到荊州地區中下游水平。

　　洪湖在行政規劃中也地位卑微，盡管歸荊州管轄，但洪湖一直自嘲自己不是荊州親生的，是過繼的孩子。一是實際距離上離荊州太遠，荊州有些鞭長莫及。二是洪湖一直在“鬧獨立”，想進入省直轄縣行列，令荊州很不滿意。這種特殊的關系導致洪湖在爭取資金和項目上處于不利位置。

　　如此尷尬局面令洪湖政府很是頭痛，急需招商引資激活當地經濟，提高自身地位。當地對來洪湖投資的大老板格外寵愛，能攀上有錢的老板成為干部很榮耀的事情，衣錦還鄉的瞿兆玉自然會得到更高的待遇和特權。

　　許多當地干部都對洪湖官場特有的裙帶關系很是反感，據說，洪湖里河地區的能人較多，擅走官路，頗有經商頭腦，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關系中，洪湖政府曾被稱為“里河人后院”。而“外來的和尚難念經”，自家人自然關系不一般，許多事情的原則性和政策性就不那么重要了。瞿兆玉就是里河冒出來的大能人，對這種官場環境自然駕輕就熟。

　　-藍田的造夢與洪湖的角色

　　追溯藍田的成長經歷，人們總能看到洪湖領導的忙碌身影。

　　據說，當年瞿兆玉在沈陽做生意，當時的洪湖市長早早就開上了老瞿慷慨贈送的豐田車。而當瞿兆玉重歸故里建設家鄉時，市長大筆一揮將1300畝土地白送給老瞿。同時在向農民征地時，市委和鎮上領導充當了“勸說員”。瞿家灣村民們還清晰記得，領導為做通工作，親自幫助他們收割油菜。

　　1996年藍田面臨上市的關鍵時期，市委領導充當了“上市先鋒官”，一位干部回憶說，“那時他們基本上都在北京跑官”。

　　而當藍田羽翼豐滿時，瞿兆玉的心思已經飛出了小小的洪湖，在1999年之后，瞿兆玉基本在北京辦公，只是過年回家看看，藍田董事長的位子交給了弟弟保田。洪湖政府特別擔心藍田會飛出洪湖，所以越發對藍田對老瞿尊敬，當時的新市長曾對市委常委說過，“老瞿神通廣大而且豪爽義氣，我們只要照顧好藍田，肯定沒錯”。他這么說，也是這么做的。

　　當藍田初具規模時，屢屢從股市上圈來大筆大筆的真金白銀，很讓一些無力上市的兄弟企業眼紅。于是，有企業向政府建議，藍田能不能扶植一些相關的老產業，比如羽絨服廠、羽毛扇及貝雕等工藝品廠，這樣既救活了老企業，也可豐富藍田的產業內容，而政府方面也有意依靠藍田帶動洪湖整體經濟的戰略。可當一位副市長興致勃勃地向藍田提出此設想時，瞿兆玉不在家，不懂經營的保田一口回絕了市委的建議。政府不僅對藍田沒有任何怨言，還派幾位負責人親赴老企業做工作。一位負責企業管理的干部告訴記者，“本來是全市經濟發展的整體規劃，就因保田的狂妄無知，而被全部打亂了”。

　　藍田在1998年之后開始盲目投資和惡意借貸，政府又充當了包庇者和縱容者。

　　在藍田要上50噸的啤酒項目時，洪湖政府竭盡全力“頂風”違規。由于湖北金龍泉啤酒已經占據了地方市場，按省行業規劃，不應再盲目重復啤酒生產。為此，金龍泉與藍田還對簿公堂，打了很長時間的官司。而在當地政府眼里，藍田要上馬啤酒項目，必須為其拿下審批權。于是，洪湖市委與荊州市委兵分兩路協調加公關，一路去省里“磨”審批，通過縮小規模，分批生產的“曲線救國”思路最終搞定。一路則去金龍泉，以政府名義去法院做澄清，結果“鎮壓”了這場官司。

　　在瞿兆玉與農業部靠上關系后，對證券市場開始失去興趣，由于幾次配股遭到拒絕，瞿兆玉便將目光轉向銀行。當數額驚人的貸款從四面八方聚集洪湖時，曾經有干部提醒有關領導，如此無節制地借貸會有斷裂危險，但領導還是力排眾議，最終順從了瞿兆玉的“偉大構想”。

　　鼎盛時期的藍田像被寵壞的孩子，傲慢無理，經常得罪人。而政府官員則充當了藍田的“前臺和后勤”。由于藍田的名氣招徠太多的慕名者和參觀者，但藍田高層人士基本不出面，主要由瞿家灣鎮領導以及洪湖市委出面接待。曾經一次，中科院組織的“洪湖行”考察組來到藍田，幾位院士對大湖開發提出了很中肯的建議，并對藍田模式提出了善意的批評。但以保田為主的董事會根本就充耳不聞，“他們懂什么，不過紙上談兵”，將院士拒之門外。

　　在這里，人們看不到政府調控管理的影子，看不到藍田與洪湖經濟整體規劃的關系。當地干部對政府與藍田的曖昧關系早有不滿，“政府把藍田當成搖錢樹，當成升官業績，而藍田我行我素，僅把政府當成拿錢辦事的勤務兵，雙方倒是皆大歡喜，可正常的關系被打亂后，政府與企業的正常功能也完全混亂了”。

　　-藍田的倒掉與洪湖的傷痛

　　藍田出事后，洪湖市委領導被三座大山壓得透不過氣來。一是上級領導的層層調查直接影響著烏紗帽，已經有相關干部被雙規；二是日益惡化的洪湖經濟狀況，藍田的垮臺使得全市稅收一下子銳減1/5，藍田興盛時每年能上繳3000萬元稅收，垮掉后，洪湖市的財務狀況立刻捉襟見肘；第三是突然冒出的上千名失業工人和從藍田撤出的幾百名機關干部，如何安置令市委頭痛欲裂。

　　而致命之痛是洪湖失去了一塊金字招牌，其中的無形損失難以估算。一位在洪湖市負責招商引資的干部對記者講，洪湖經濟基礎較差，由于傳統產業整體不景氣，目前有2萬企業職工面臨下崗再就業。有藍田的時候，借其東風招來了上海和湖南及臺灣等地的投資項目，一度還相當紅火，在1999年至2000年期間，僅僅外來的企業就安置了當地3000多名下崗職工，這對就業壓力極大的洪湖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可藍田的倒下也將這一切化為烏有。這位干部告訴記者，“藍田一出事，企業都嚇跑了，連洪湖當地人都跑到鄰近的仙桃市做生意去了”。

　　而瞿家灣在藍田倒下后便徹底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土地糾紛、產權糾紛等矛盾都相繼爆發了。由于原有的田地和魚池格局全被打亂了，再度分配無法令農民滿意。去年，全鎮干部幾乎每天在挨家挨戶做思想工作。但這時的工作難度要遠遠大于征地時期，受到利益傷害的農民隨時都在發泄著自己的不滿，一段時間，鎮政府的玻璃經常被砸，偷盜事件時有發生，社會秩序動蕩不安。

　　這些負面影響也許會慢慢抹去，但它留給我們的啟示卻是無法抹去的。在藍田的悲喜劇中，洪湖與藍田就像一對命運多舛的母子，一直相依為命。大幕落下，許多情節歷歷在目，許多疑惑卻難以釋懷。

　　有人總結，藍田的悲劇緣于瞿兆玉的三大錯誤決定。一是盲目擴張大興土木，沒有繼續投資農業產業；二是在1999年將藍田交給弟弟保田掌管，不懂經營素質不高的保田把藍田毀了；三是瞿兆玉過于相信自己的買官能力，自認為靠賄賂銀行，買通上面就能高枕無憂。

　　但畢竟藍田是當地的企業，畢竟農業產業化的大旗是政府所賜，況且在政府與企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曖昧關系中，孰對孰錯能否劃分清晰呢？

　　記者在荊州和洪湖采訪政府有關領導時，都在問同一個問題，藍田的衰落，是農業產業化的錯誤，是政府引導的錯誤，還是瞿兆玉個人的錯誤。但似乎這種問題很難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洪湖悲劇：政府究竟該干什么

　　　在“藍田事件”后，有關部門總結了一些失敗教訓，他們意識到農業產業化模式不能“搶”走農民的土地。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如果藍田與農民是寬松的合同關系，就不會破壞原有的土地格局，事后處理也比較容易。

　　在農業產業化的招牌下，藍田從證券市場上圈錢越來越容易，但瞿兆玉并沒有把錢繼續投入到農業產業基地上，先是大興土木，建設藍田城，繼而瘋狂上馬新項目，僅僅一年時間，藍田就冒出荷葉茶、礦泉水、野蓮汁、野藕汁、銀杏茶、啤酒、色拉油等等新產品，但這些根本沒達到產生利潤的規模，僅僅是出現了一個個新概念。如果在藍田擴張中，政府能及時調控和引導，也不至于留下如此難收拾的爛攤子。

　　在瞿家灣有著不合時宜的“富貴病”，藍田幫助拆遷建房，修建二級公路，建醫院，建福利院，修電話插轉臺，在交通和通信方面起碼進步了20年，可這些最終令農民和公司難以承受。一些專家認為，帶領農民搞市場化的產業路子沒錯，但像藍田與政府這樣“不分彼此”，像瞿兆玉這樣不計成本超前建設，像洪湖政府這樣大包大攬胡亂插手，已經完全違背了正常的經濟發展規律。

　　還有一個更敏感的話題就是上市公司與當地政府的關系，上市公司的誤入歧途是否由當地政府來買單，沒有監管職能，沒有管理責任的政府部門似乎有些委屈。一位荊州市委的干部對記者說，政府只是配合企業發展，企業的興衰成敗都是企業自己的事情，與政府不相干。上市公司圈錢容易，它怎么揮霍，政府無權干涉，還是要從上市公司治理制度的根本抓起。

　　那么，洪湖與藍田的出路在哪里？一些專家認為，在洪湖誕生藍田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對于洪湖而言，還是應腳踏實地，充分利用當地的資源優勢和工業基礎做文章，不要企望外來的招商引資來解決根本問題。而藍田也不可能再恢復原樣，重組后應重新定位，重新注入資產。

　　的確，洪湖再也不可能誕生第二個藍田了，也暫時沒有實力培養第二家上市公司了。在荊州城花花綠綠的路邊廣告牌上，記者又看到更多上市公司的身影，有更年輕的股市明星在類似洪湖的小城市里誕生了，他們漸漸代替了當年的藍田的位置，不知這些股市明星將來的命運如何。

　　非市場選擇的惡果

　　我最佩服的企業家是柳傳志。幾年前我曾問他對微軟的“維納斯計劃”怎么看？當時，“維納斯計劃”在國內爭論很大，甚至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比爾·蓋茨為推廣此計劃，曾邀請祝維沙、段永基、張瑞敏、柳傳志等到深圳參加微軟的活動。柳傳志回答我說：“你說維納斯計劃能不能賺到錢，能賺到錢，我們就跟著干。”

　　張瑞敏也贏得了我的尊重。當我把同樣的問題提給張瑞敏時，他的回答與柳傳志如出一轍，也是同樣的反問：“你說維納斯計劃賺不賺錢，賺錢就干，不賺就不干。”

　　兩位杰出企業家就同一問題的答案如此一致，是因為其原則的一致：經濟活動要遵從市場選擇的規則。可以說市場選擇，對企業家來說是最大的政治。柳傳志和張瑞敏是中國企業家中的經典性人物，他們的成功是其選擇的成功。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經濟學》中指出：“經濟學研究我們社會中的個人、企業、政府和其他組織如何進行選擇，以及這些選擇如何決定社會資源的使用方式。”企業家可以說是經濟活動最主要的實踐者，他們的選擇決定著他們所掌握以及輻射的資源的使用方式。

　　藍田的悲劇，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市場選擇的惡果。瞿兆玉不問結果的瘋狂投資，20多余億固定資產扔在水里不見蹤影，修建公路、醫院、福利院、電話插轉站，這是任何理性企業家所不敢想象的，也顯現出瞿兆玉衣錦還鄉的心理狀況——他的企圖心不在市場。

　　資本是惟利是圖的。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們通過合法的市場行為，實現資本的意志應該得到的是肯定而不應該是指責。而一切非市場選擇的行為，必將遭到經濟規律的報復。幾年前，史玉柱使巨人大廈不斷長高，絕對不是為了滿足市場的需要，牟其中作為企業家，熱衷于理論研究，不停地推出新概念，也不是南德集團的需要，非市場選擇，使他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政府機構和領導人，在“社會效益”的前提下，對一些企業家的非市場選擇持欣賞支持的態度，這是很危險的。拋開經濟效益而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猶如竭澤而漁，不可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