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困惑2002

　　公眾的困惑

　　中國人的嚴謹舉世聞名，但“轉基因”這洋玩意鮮有人知，更何況自己已經“吃”了6、7年“GMFOOD”了。慶幸的是，從2002年3月20日起，所有含有進口大豆轉基因成分的食品，包括色拉油、豆油、番茄醬等等，都必須貼上“轉基因食品(GMFOOD)”的標簽。

　　不過，如果貼上個“綠色標志”，還很有地位。貼上一個“轉基因食品(GMFOOD)”標簽，那不就等于提醒別人：“我不是綠色食品啊，小心點吃啊！”所以，直到現在，北京的超市里還看不到“GMFOOD”。

　　貼不貼轉基因標簽,吃不吃“GMFOOD”，是兩個問題，但同樣令人困惑。

　　期貨市場的困惑

　　2002年5月底，大連期貨交易所5月大豆合約完成結算，先后動用了20億人民幣的資金和90億萬噸大豆，達到了中國期貨歷史上的巨量交割點！

　　無獨有偶。此前2002年3月15日，平穩運行了9年的大豆期貨合約被一分為二：新黃大豆1號期貨合約以“傳統的非轉基因大豆”為交易標的，新黃大豆2號期貨合約則針對“轉基因大豆”。

　　期貨市場發生如此巨變,新黃大豆1號期貨合約是誰的機遇?人們在困惑。

　　貿易的困惑

　　從美國運來一船大豆比從黑龍江運來價格要高，為什么福建的榨油廠還是買了美國貨？

　　經歷了80多天的“綠色封鎖”，到2002年6月底，中美大豆還是恢復了。2002年的進口總額最終停留在1100萬噸。進口少了，總量少了，榨油用的大豆漲價了，5000萬種豆的中國農民笑了，可中小榨油企業就叫苦了……

　　買中國大豆還是美國大豆，大豆進口要進多少，真令人困惑。

　　企業的困惑

　　一度盛傳：美國著名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正在與國內A股上市北大荒科技(上市代碼：600872)合作生產轉基因大豆，并經進入轉基因種子及食品安全現場測試階段……

　　經過數月追訪,雙方公司最終予以否認!然而,業界人士持有不同看法……

　　自3月20日農業部下發緊急通知要求強化轉基因標識管理工作，11月初深圳油脂及流通企業紛紛響應，而北京市場至今寂然無聲……

　　面對每年上百億美元的轉基因產品市場,面對新經濟洶涌澎湃的大趨勢,作為經濟主體的廣大中國企業應當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是勇于擔當新游戲規則的制訂者?還是甘為既得利益者們的哼哈二將?困惑中的中國企業在思考……

　　“GMFOOD”：

　　誰的生命標簽？

　　另類標簽，還是生命標簽？

　　不可否認，作為事實上“早已”全面應用于食品制造的新技術，轉基因并不為人所知。

　　以廣州統計局的一次社會調查為例，在受訪的7000人中，超過80%的人僅僅“聽說過轉基因技術或者轉基因食品”，其中僅有大約13%的人自認為對這種技術或食品“有所了解”。據此，中國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知情權”狀況可見一斑。同時，寥寥幾個知情者也大多持懷疑態度：近30%的人認為“轉基因食品可能會有副作用”，而超過70%的人堅持認為“對轉基因食品做出相應規范”。

　　專家們則認為，對轉基因的普遍“懷疑”恰恰是由于公眾缺乏了解以及權威機構沒有提供安全消費指導。普通人對于攸關生命安全又諱莫如深的事物懷疑甚至否定，是極為正常的。

　　值得思考的是，幾乎所有被訪問者都認同包裝上有“綠色標志”的“純天然”食品。他們信賴這種標志，不僅可以放心食用，“純天然”、“健康”；而且意味著生活質量和社會地位。甚至有被訪問者稱其為“小康生活”的一個指標。因此，不難想象為什么迄今在商業風氣相對保守的北方市場上貼著“GMFOOD”標簽的食用油依然蹤跡杳然。

　　科學界將這個問題歸結為：“公眾知情權”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令人疑云四起的“GMFOOD”標簽非但并不“另類”，反而是護衛人類生命秩序的“生命標簽”！

　　諾亞方舟，還是綠色殺手？

　　對于轉基因食品和轉基因生物的安全性，科學界、商業界及其他社會各界眾說紛紜。以美國一些轉基因技術較為發達的公司為主的科學界和商業界，堅持認同轉基因的生物安全性。而以歐洲的綠色和平組織、歐洲科學界以及各國的一些媒體，對轉基因的生物安全性則基本持懷疑、限制甚至否定的態度。

　　從純技術層面看，轉基因技術應當是中性的，無所謂好與壞。真正需要分析和判斷的是：在商業化和產業化中對轉基因生物安全的監管是否有效。對此，雙方各持己見。

　　目前，轉基因生物安全性的“反方”主要擔心的是：應用于食品生產的轉基因原材料(農作物)是否對人類，對環境，以及對自然物種(同類物種以及蟲體)造成污染或破壞。

　　轉基因的生物安全性的“正方”則認為：由于自然資源的有限性，人類為了提高農業產能，以解決不發達國家普遍的饑餓問題，必須全面采用先進的生物科技，并促進其產業化。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業轉基因技術不啻于拯救人類的“諾亞方舟”。同時，在安全性方面，迄今為止，國內外尚未發現一例公認的轉基因食品對人體有害的事例。因此，支持轉基因等生物技術的人士認為，現有的各種轉基因食品由于經過技術機構完善的實驗程序，并經過政府部門嚴格的生物安全審查，其安全性是可控的。

　　美國孟山都公司大中國區市場經理鄧先生在提及轉基因大豆安全性時解釋說，從技術上講，銷到國內市場的大豆多是抗除草劑型轉基因產品。這種轉基因大豆在油脂壓榨過程中已將有關轉基因的蛋白質成分分離出去，因此在人體中已無殘留，對人類安全沒有任何影響。

　　最近歐洲的一家研究機構也試圖發表權威判斷：盡管轉基因大豆在人體有一定的殘留但對人體安全不會產生威脅。

　　顯然，轉基因生物對人體健康、生態環境和動植物、微生物物種安全的根本影響，目前在國際上尚無“絕對”的定論。即使是“抗除草劑型大豆”這樣比較簡單的轉基因農產品在食用中對于人類的確定影響，目前也是頗多解釋，而無公認的權威實驗結果予以公布。中國的基因技術權威機構迄今也未能系統地提供轉基因食物安全性的論據。發展生物科技，人類的科技力量畢竟有限，“人造上帝之手”的威力還有待時間來驗證。

　　因此，在國際上相當多數國家已經認識到“轉基因標識”問題的重要性。自2001年1月，包括中國在內的113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聯合國《生物安全議定書》，明確規定，本著“消費者對于轉基因食品的知情權和最終選擇權的原則”，轉基因產品在實現跨境交付和轉移(主要指外貿活動)時，進口國可以要求對進行交付或轉移的一方實施安全評價與標識管理。此后，世界各國出于保持本國人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考慮，紛紛對“GMFOOD”這個“怪胎”祭起嚴格管理、強制標識的“法寶”。

　　然而最富有戲劇性的是美國的“綠色標簽”(有機標簽)。這個在21世紀挾持著各種領先技術在全世界的各個領域飛馬揚鞭的高新技術大國，最近竟然也推出了食品的“有機標簽”體系。資料顯示，由于美國在農業轉基因技術與產品領域遠遠地走在了人類進步的前列，所以，作為使用轉基因技術最廣泛的國家，也是轉基因技術全球商業化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每年僅7000萬噸轉基因大豆出口一項即達100億美元)，美國順理成章地成為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比較寬松的國家和倡導GMO安全性監管“三不主義”的國家。權威媒體將其“三不主義”描述“對轉基因食品在生產、流通中不加以任何限制”；“對消費食物是否屬于轉基因類不加以區分”；以及“對基因改造作物(GMO)不必用任何標簽加以注明”。挾其在傳統經濟中“世界霸主”的余威，美國更加以生物科技商業化為新的“大棒”，動輒在國際貿易堅決反對他國對轉基因等農產品施加的任何監管手段和“綠色”壁壘。

　　上帝之手，還是皇帝新裝？

　　早在1983年第一種轉基因作物培育出來以后，人們忘情地推崇其為人類的“上帝之手”。而自從1994年第一種允許商業化的延熟型西紅柿上市以后，美國，這個以高新技術為新的壟斷武器大舉向全世界擴張勢力的代言人，不僅延長了西紅柿在超市冰冷的貨柜上的壽命，更增長了自身在國際貿易框架中進一步占有制定新經濟“游戲規則”主動權和優先權的技術經濟實力。

　　如同所有的既得利益者，美國在全球新經濟框架還方興未艾之際選擇了最好的站位。到目前為置，美國僅在轉基因農產品國際貿易一項就賺得了NASDAQ們看得見摸不到的150多億美元。從技術來說，美國是當之無愧的轉基因技術大國。

　　以我們目前討論和爭議的主角——轉基因大豆來說，美國的轉基因大豆生產目的百分之百是為了壓榨取油，所以被歸入生產原料。而在中國，大豆一直是作為主要糧食作物，被放置到國家糧食安全的戰略高度上去考慮的。所以，盡管中國轉基因大豆一項技術上發展有所遲緩，但局部的減速并不能阻擋中國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的腳步。

　　生命安全背后的新技術哲學……

　　人們在談到轉基因生物時總會首先問及“轉基因生物/食物安全嗎”？其實，這個問題本身即具有很強的迷惑性。其發問的前提就隱藏著一個諱莫如深的“詭辯”——由于轉基因生物/食物是以非常規的方式生產出來的，所以它是非自然的，也所以它極有可能是非健康和安全的——所以轉基因生物/食物極有可能是充滿危險的。然而，生物學家告訴我們：隨著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人類社會和自然社會之間的融合程度和異化程度越來越高。因而，即使是“自然選育的生物物種”也未必一定是健康的代名詞。而人工育種和科技生產的產品也不能夠和危險直接劃等號。科學是動態的，是進步的；科學技術的一個巨大力量就是在進步和不斷完善中逐漸修正自己的錯誤。所以，一味地唯技術馬首是瞻不免誤入“技術拜物教”的歧路。而閉目塞聽，主觀上不愿意面對新的變化不愿意去順應新的時代，也不免落一個迂夫子的名聲。所以，正確地對待轉基因大豆等新事物，并正視它們所能帶來的沖擊，正是生機勃勃的新經濟大潮推給我們的第一個機遇和挑戰。

　　近年來，在國際上(尤其是歐洲)對轉基因作物出現了較大的爭議，這些爭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轉基因作物的研究、開發和產業化的進程。這些爭議的爆發在與幾個生物轉基因事件有著一定的關系。

　　那么，究竟應當怎樣客觀和有指導性地看待轉基因大豆等新事物呢？

　　事實上，盡管廣大公眾對于轉基因生物知之不多，但我國科學界對GMO爭議的立場還是保持了高屋建瓴的站位。

　　在近十年間，中國工程院、農業部等部門就轉基因植物的問題組織專家進行了多次討論。專家們認為，由于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高瞻遠矚，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不失時機啟動了863計劃和轉基因專項計劃，我國在植物基因組和轉基因研究的多個領域都取得了相對優勢。

　　專家們認為，我國正在全面建立和完善的農業生物安全管理體系已能基本滿足從田間試驗、商業化生產到流通領域全面管理的要求，在其安全評價中所采用的“實質等同”(Substantial equivalence)和“個案分析”(Case-by-case)的公認原則也是科學合理的。

　　專家們還認為，我國現已培育出了一批轉基因農作物材料，有些已經過了多年的田間試驗，產業化的條件已完全成熟，應該進一步不失時機地推進產業化，以免喪失業已取得的相對優勢和在國際高新技術競爭中的先機。

　　這表明：理性地看待；有力地利用；踏實科研，踏實推廣，“在發展中解決革命與改革中遇到的一系列問題”(江澤民，十六大報告的開篇)，是可以作為我們新經濟工作指導方向的。期貨合同變臉

　　期貨合同變臉

　　都是轉基因惹的禍！

　　2002年3月15日起，經過中國證監會批準，大連商品交易所大豆期貨合約修改方案正式實施——0303、0305、0307黃大豆1號期貨合約上市交易；黃大豆2號期貨合約正在研究設計中，并將另報中國證監會審批。

　　從此，前后實施了9年的非轉基因大豆和進口轉基因大豆合并交易成為歷史，正式拆分成分別代表非轉基因大豆和油用大豆(包括轉基因大豆)的黃大豆1號期貨合約以及黃大豆2號期貨合約。最后一張老大豆期貨合約將在2003年1月退出市場。而新的2003年3月、2003年5月以及2003年7月的“黃大豆1號期貨合約”正式掛牌交易……

　　2002年5月28日，大豆期貨S0205合約以76.587萬噸的歷史天量順利完成交割，履約率達到100%。根據大商所提供的數字，當天的實際交割量達到76.5萬噸,加上提前交割的大約14萬噸。“5.21之役”進入實物交割的大豆總量達到90萬噸，動用了20億人民幣的資金；創下我國期貨歷史上最大的實物交割量和交割金額案例……

　　變身、變臉？

　　發生如此巨量交割原因何在？超常規的巨量交割與這場期貨合約“變身”有何聯系？在未來的期貨市場上，“黃大豆1號期貨合約”和“連豆S0205合約”將在其背后轉基因政策的巨手推動下將分別扮演怎樣的角色？其走向如何？

　　德期貨研發部期貨專家賀東先生首先給出了期貨合約“變身”的答案：

　　在2003年1月以前的老大豆期貨合約在備注中說明“質量符合上述標準的進口黃大豆可以做為標準品或替代品用于交割”；而2003年3月以后的“黃大豆1號期貨合約”則注明“轉基因大豆不得以標準品或替代品交割”。新合約的推出還是給市場傳遞出了確定無疑的信號：以轉基因大豆為主的進口大豆將被排除在新大豆合約體系以外，新合約的價格將是國產大豆的價格。兩相比較，期貨合約的這種“變身”對進口轉基因大豆的影響不言而喻。

　　對此，賀東先生給出的解釋是，推出新合約的目的是為了與國家的轉基因大豆政策保持一致。2002年3月以來農業部等有關機構相繼完善了針對進口農業轉基因產品生物安全的各項配套管理，其實施細則明文規定：不允許轉基因農產品進入流通領域。而作為農作物主要流通領域的期貨市場，首當其沖地對進口轉基因大豆亮起了“紅燈”。

　　目前即將掛牌交易的黃大豆1號期貨合約,是以非轉基因大豆為標準品,是天然、綠色的大豆,有利于國產大豆的套期保值和價格發現。而且，據悉大連商品交易所目前已在研究制定黃大豆2號期貨合約的標準,極可能以油用大豆為標準品,轉基因大豆也允許交割。這就為國內大量的大豆加工商和貿易商,提供了一個規避風險和發現價格的工具。而如果黃大豆2號期貨合約順利推出，并且其交割標準與CBOT大豆合約接近,將極大地方便榨油、飼料和食品行業的企業借助期貨市場進行套期保值。因此,新大豆期貨合約的市場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然而，一些期貨界人士紛紛表示，正是基于同樣的原因(轉基因政策的明確規定)，黃大豆2號期貨合約才遲遲未能出臺。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轉基因政策出臺對中國大豆期貨市場來說無疑是一把“雙刃劍”。

　　綜合各界看法，本刊記者了解到，在國際市場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對轉基因農產品及轉基因食品進行嚴格管理，遵守國際慣例，順應國際潮流，我國也頒布實施了有關條例和檢疫辦法，這對國內大豆現貨市場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而現貨市場的變化要求期貨市場也及時作出相應調整。

　　期貨界人士認為，大豆合約的修改，是根據大豆現貨市場近幾年的變化趨勢和《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等政策要求進行的，也是大豆期貨市場自身發展完善的要求。新大豆合約的推出，對打響中國非轉基因大豆品牌，引導大豆主產區大力發展非轉基因大豆生產，提高產品品質，振興國內大豆產業，構建國際非轉基因大豆交易中心、信息中心和價格中心等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黃大豆2號期貨合約將有利于促進國內大豆市場與國際市場的接軌，有助于國內大豆進口商和油脂企業進行套期保值，增強企業國際市場競爭力；有助于建立和完善國內大豆價格體系，對爭奪國際定價權，促進大豆產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5月風波

　　顯然，新大豆期貨合約的始作俑者是國家陸續出臺的轉基因政策。而老大豆合約S0205又何嘗不聽命于國家轉基因政策的擺布呢？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國內某著名投資公司資深投資經理人T先生認為：不僅僅是連豆5月的合約，從2001年5月9日起，連豆期貨市場的行情就極受政策的影響。進入今年3月份以后，期貨市場的表現幾乎可以說是唯轉基因政策馬首是瞻了。

　　據了解，從1997年起，大連商品交易所就作為目前亞洲最大、全球第二的大豆期貨交易市場，受到了國際期貨市場和國際經濟貿易界的極為關注。而作為農產品期貨的大品種,大連大豆期貨的漲跌更受到期貨各界的密切關注。大連大豆期貨市場的價格變化，受供求規律的制約。自1996年我國放開大豆進口后,我國大豆消費市場對進口大豆的依賴程度增加。到2001年,幾乎國內所消費的兩粒豆子中就有一粒是進口的。

　　而同時國內大豆產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場挑戰。早在1996年，在現貨市場上國產大豆基本保持著每噸3000元以上的價格，期貨交易中一度跳高到每噸3500元以上。據說當時的東北豆農把大豆親切地稱為“金豆子”。然而，在“洋大豆”泛濫般進口步步進逼下，國產大豆價格步步下挫。1999年東北大豆的現貨收購價已經低于每噸1700元，期貨價也一度跌破每噸1800元(1999年9月合約最低跌到1738元)。后來的幾年間，期價也一直停留在2400元以下。2001年以來，隨著農業轉基因政策的陸續出臺，大豆行情的基本面發生了重大變化，大豆行情跌宕起伏，大豆的期貨交易量急劇上升。

　　當這種“政策市”因素的影響積累到2002年5月21日連豆S0205合約交割的時候，矛盾明顯激化已在情理之中了。

　　對此，期貨專家賀東提出了全面的見解：連豆S0205合約的完成與轉基因政策之間的作用關系是極為復雜的。在轉基因政策出臺后，做空做多(分別對期貨的未來價格看跌或看漲)的雙方基于“政策是否影響了進口大豆的數量”做出不同價格走勢預期。

　　具體到連豆S0205合約，轉基因政策因素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從2002年3月20日以后的80天內大豆的進口基本中斷。隨著進口總量的減少，國內大豆供應產生了缺口，大豆價格上揚。到5月份連豆合約最終以巨量實物交割，實際上是連做多頭(預計上漲)方也始料未及的。前后共動用了超過20億人民幣的資金。但這樣一來，壓得國內期貨市場的盤面一直未起來。與CBOT的走向出現了一定的偏離。在2002年第三季度，CBOT的小麥、玉米和大豆一起走高紛紛創造出今年的高價。但國內期貨市場的高價則是直到12月份才表現出來的。5月份合約包括提前交割的14萬噸，一共是90萬噸的天量實物交割，對大豆現貨市場的影響更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轉基因政策因素對于大豆期貨市場的影響不是持續的，長期和根本影響大豆期貨市場的還是全球大豆市場的供需變化或者說是基本面。

　　余音未了

　　轉基因政策對大豆期貨與現貨市場在未來的影響事實上還遠遠不止于此。

　　以大豆期貨市場為例，一些期貨研究學者經過深入分析，提出了很多假設——

　　針對新的大豆期貨合約，由于占有中國大豆市場“半壁江山”的進口大豆超過75%都是采用轉基因選種、育種和培育生產的，是不折不扣的轉基因大豆。所以自然被排除在黃大豆1號期貨合約之外，不能參與其實物交割；而將近60%的國產傳統大豆因直接用于食品制造而不進入油類壓榨流通市場。那么，顯然每年能夠符合新大豆期貨合約的大豆流通數量已經變得較為有限，這會不會使新合約的期市“領頭羊”的地位發生變化？

　　同時，由于國內大豆期貨市場在多年的運作中逐漸完善了與以CBOT為代表的國際期貨市場的價格聯動機制，至今即使是轉基因等強大的政策性因素，也未根本改變國內國際期貨市場的價格聯動局面。但由于芝加哥大豆市場的價格基本代表了國際轉基因大豆的價格，而中國大豆期貨市場在合約拆分后將只代表非轉基因大豆的國際市場價格。隨著轉基因技術與非轉基因技術在國際市場上勢力的此消彼長，黃大豆1號期貨合約的定價機制是否會逐漸脫離與CBOT的聯動，而與國際期貨市場聯動效應的弱化是否會損害到我國期貨市場的整體功能……

　　對此，經濟學家和農業科學家卻保持著較為樂觀的看法。他們認為：上述問題的解決除了依靠期貨市場自身建設與成熟發展之外，更要取決于我國傳統大豆在高油、優質產品品質上競爭的勝利。即只有在“傳統品質對抗轉基因獲勝”的基礎上，我國大豆產業才能確保長足、穩健的發展。而作為依存于其上的傳統金融工具之一的大豆期貨合約才有屬于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小結與問題

　　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

　　從好的方面講，自2002系列轉基因政策出臺，國產大豆價格大幅度得到了提升。國產大豆價格得到支持，進一步就有利于我國糧食安全的穩固。

　　但同時，轉基因政策的影響也具有負面效應。

　　一方面，有些期貨界人士認為，轉基因風波打擊了走向成熟和完善的中國期市。

　　持有該觀點的人士認為，借鑒國外的經驗，一個法案的制定實施過程是嚴肅、科學的，不僅要經過相關各方的討論論證，同時一旦實施便在三五年或更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但我們目前的轉基因監管狀況是，管理措施只是“臨時的”、“暫時的”，到期后會怎樣需要人們猜測。這對期貨交易各方包括現貨市場的影響顯然是極為不利的。這是因為大豆期貨市場經過八九年的發展，已經有一大批農墾企業、油脂廠、飼料廠、大豆貿易商在連豆期市場中進行套期保值業務。政策變化對期市的沖擊，從長遠看，也是對國內大豆整體市場的沖擊，如果期市不能發揮正常功能，則必將深遠地傷害中國大豆相關行業的市場成熟與發展，暫時保護豆農的，只是局部的利益、短期利益。

　　120億美元的轉基因:誰之功過?

　　拉美農民的憤怒

　　基多，拉美國家厄瓜多爾的首都，每天從蘇克雷元帥國際機場起飛的國際航班頻繁地穿越過這個人口密集，現代化方興未艾的古老印第安城市。

　　進入2002年11月，基多市民的生活頗不寧靜。在2002年11月初基多舉行的推進美洲自由貿易區的系列地區性討論會上，很多人表示反對建立美洲國家自由貿易區，認為它將沖擊區內弱小國家市場，造成負面社會影響。10月31日，來自厄瓜多爾各地及其他拉美國家多達1.5萬余名印第安人和農民，在基多集會游行，強烈反對建立美洲國家自由貿易區，聲稱不愿成為“美國的殖民地”。

　　同期，第七屆美洲自由貿易區外貿部長會議也在11月結束，由美洲34個國的外貿部長及參會代表通過了一份《基多聲明》，聲明要求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取消影響地區貿易的農業補貼。

　　美洲國家和拉美農民為何如此關注美國在農業補貼方面的動向？

　　據報道,20世紀末轉基因商品已經占到美國農業和食品出口的35%,價值120億美元。由于美國出口的玉米和大豆的轉基因比率超過75%,顯然,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成的農業生物科技的優勢是美國農產品在國際貿易中高比較價值的一個主要來源。此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專家肖俊彥特別指出：美國轉基因大豆橫行洲際的另一個極為關鍵的因素是美國政府給予其的農業補貼。

　　美式轉基因的兩個“幫兇”

　　即使是農業經濟學家都在驚詫：轉基因農業的發展竟如此迅猛。權威數據顯示，2001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為7.891億畝，比上年增加19%。自1996年以來，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增加了30倍。

　　在美國，自1995年美國環保局、食品藥物管理局和美國農業部批準種植第一代轉基因作物，轉基因作物在美國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主流農作物。

　　目前，美國是在轉基因技術研究方面投資最多的國家，近年來50%以上的專利與此相關。同時，美國也是世界上轉基因作物播種最廣泛的國家，占世界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的70%，達到5300萬公頃。美國國內70%的大豆、75%的棉花和30%的玉米都是轉基因作物，利用轉基因技術，美國每年可增加15億美元的農業收入。據報道，20世紀末轉基因商品已經占到美國農業和食品出口的35%，價值120億美元。如果把加工原料中包含的轉基因產品和用轉基因產品喂養的牲畜也計算在內的話，轉基因技術的價值會更加可觀。

　　農技專家認為，采用轉基因技術培育的這些轉基因作物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美國農民每年用于控制雜草的費用減少了2.16億美元；每年減少除草劑用量845萬公斤。此外，由于種植了不用除草劑的轉基因大豆，使2.47億噸表層土壤免受侵蝕。數字顯示，在2000年，由于種植不用除草劑的轉基因大豆、油菜籽、棉花、玉米及耐蟲害轉基因棉花，使全球減少農藥用量2230萬公斤。美國棉農少噴灑了121.5萬公斤農藥，純收入卻增加了9900萬美元。而當這些數字分攤到轉基因農產品的價格中，科技為美國種植大豆的農場主們在全球貿易中帶來的價格競爭力則可見一斑。

　　同時，來自各種形式農業補貼的農產品價格競爭力也是不可忽視的。“過去(美國的農業補貼)最高時曾達到50%”，肖俊彥先生介紹說。

　　以美國轉基因大豆的播種為例，原來，根據1996年美國實施的新農業政策，大豆種植者在播種之前，可以向政府的農業信用公司申請貸款。貸款的數額根據種植面積、產量和一個最低保護價來確定。到收獲季節如果市場價格高于最低保護價，種植者可以按照最低保護價回購大豆作物，并按照走高的市場價格得到最大的利潤。而如果市場價格低于最低保護價，則風險由政府承擔。

　　卸掉大豆的“歷史包袱”

　　對比美國大豆在技術與政策上得到的支持，中國大豆就不那么幸運了。

　　在過去的十幾年來，世界各國已試種的轉基因植物超過4500種，其中已批準商業化種植的接近90種。1996年全球轉基因農作物種植面積僅為170萬公頃，到了1999年，全球轉基因農作物種植面積已達到4000萬公頃。

　　與之相比，目前中國在轉基因研究方面的進展與科技前沿還存在一定距離。自1996年11月正式公布實施《農業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實施辦法》以來，目前我國農業部已經批準6種轉基因植物進入商品化生產：包括我國自己培育的耐儲存番茄(1997)、抗蟲棉(1997)、轉查爾酮合酶(CHS)基因的觀賞植物矮牽牛(1997)、抗黃瓜花葉病毒(CMV)的轉基因甜椒(1998)和抗病毒的轉基因番茄(1998)，以及美國孟山都公司培育的抗蟲棉(1997)。

　　由于大豆不在批準之列，所以中國大豆品種目前都是傳統育種的大豆品種。

　　與轉基因大豆相比，國產大豆(非轉基因大豆)在壓榨出油率、蛋白質含量和種植的生產成本方面的競爭地位如何？各領域的專家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世界著名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科技中國分支機構的農業經濟專家鄧聯武先生認為：國產傳統大豆在競爭中的弱勢關鍵并不在于是否“轉”了基因。由于目前國內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大都是抗除草劑型大豆產品“抗農達大豆40-3-2”，從轉基因技術本身看，與是否高油無關。當然，在經濟比較利益上，進口轉基因大豆的優勢是顯然的。

　　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大豆的競爭力問題，首先必須解決大豆品種問題。

　　傳統大豆和轉基因大豆，孰優孰劣，孰是孰非？

　　長期跟蹤研究中國農業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專家肖俊彥先生認為，解決這個矛盾的關鍵是優質、高油大豆的產業化，包括如何提高育種質量以及如何提高大豆壓榨技術水平等等。

　　據了解，目前黑龍江墾區大部分地區已廣泛種植高油大豆，但優質、高油大豆的全面推廣工作仍然很艱巨，飽受2001年因進口沖擊價格大跌“谷賤傷農”事件的影響，大部分種豆農民不僅不敢冒險種植改良品種的高油大豆，更有一些農民甚至放棄了種植大豆，改種別的投入成本低的作物。

　　農業經濟專家肖俊彥先生還向我們推薦了來自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的權威調研結論：

　　在公眾的一般印象中東北大豆和玉米無論是價格還是質量都無法與北美相抗衡，但是，這種觀念要有所改變。東北大豆的產業競爭力正在提高，這種提高主要得益于大豆品種的改良和加工水平的提高。

　　事實上，我國大豆的生產成本低于美國；影響我國大豆市場競爭力主要是流通問題；增強國產大豆的市場競爭力，要著力解決供給不足和流通不暢問題。

　　那么，在農業補貼方面，中國大豆的命運怎樣呢？

　　根據農經專家介紹，與發達國家比，我國目前的農業補貼水平并不高，財政實際補貼的比率約為2%-3%。1996—1998年平均支出為1514.2億元人民幣(折合182億美元)。但是，由于補貼面過于廣泛，很分散，作用難以集中發揮，效果較差；同時，由于補貼方式隱蔽性——財政對農業補貼方式多采用“暗補”方式，財政補貼資金通過流通渠道間接地給予補貼。體現在農業生產中，則帶有一種補助性質，但這種“補助”并不為大多數生產者所知曉，對生產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據稱，農業主管機構目前已經注意到這一動向，并將推廣大豆優質、高油生產技術等列入2002年農業部必辦的“十件大事”序列中來集中辦理。

　　最后的困惑：

　　新技術經濟格局下的企業選擇

　　2002年，一些中國企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新技術經濟的沖擊:與進口大豆、轉基因食品、生物安全控制等關鍵詞同時涌來的,竟是如此密集轉基因系列事件！

　　事件之一：

　　2002年7月底,國際著名傳媒機構路透社傳出驚人的消息,美國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與國內A股上市北大荒科技(上市代碼：600872)正在合作生產轉基因大豆。目前已經進入轉基因種子及食品安全現場測試階段。目前在中國轉基因大豆還處在禁止生產階段,如果消息屬實，以孟山都公司技術的穿透力和國內壓榨市場對高油大豆急切的渴求，甫建立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體系和《條例》等“綠色壁壘”將不堪一擊。

　　事件之二：

　　2002年11月初，3家深圳本地公司的8種轉基因食品申請了轉基因標識，從此亮出了轉基因的“身份”。這8種產品大部分都是食用油類轉基因食品，此次申請的8種轉基因食品包括食用油、粟米油、豆油、菜油、調和油以及飼料豆粕。同時，大型超市沃爾瑪商場已開始實行轉基因食品申報制度。

　　一時間，輿論嘩然。……

　　在“2002年農業轉基因系列事件”，中國企業的遭遇折射出這樣一對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

　　高新技術在產業化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將與傳統經濟遭遇并發生碰撞。融不融合已無需討論。問題的肯綮是：新經濟(新技術產業化)與傳統經濟在兩個層面上發生的激烈碰撞將如何得以解決？

　　對于廣大企業來說，這個問題的回答首先能夠清晰地勾勒出一個新產業良性發展的模式。企業在新經濟帶來的沖突和競爭中如何盡快成熟起來更需要這樣的指導。

　　碰撞之一：從捍衛公眾的生命知情權，看國內企業的新經濟地位。

　　耐人尋味的是，相關企業的不同做法標志出自身在新技術經濟格局中的不同地位。

　　本刊記者首先訪問了孟山都公司，該公司總裁辦公室的發言人路小姐否認了“關于與北大荒科技合作生產轉基因大豆”的傳聞。孟山都公司大中國區資深市場經理鄧先生以非正式的方式解釋說，孟山都公司目前在中國已經有兩個關于轉基因棉花的合資企業，其市場收益和技術比較優勢已經遠遠超過了與轉基因大豆可能的合作。況且目前轉基因大豆在中國的商品化尚未獲準。

　　對于孟山都公司來說,如果轉基因大豆在中國獲準商品化，能夠介入無疑是一件一本萬利的大好事，參與合作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在本刊記者多次電話訪問北大荒科技公司的時候，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就逐漸浮現出來。

　　根據北大荒的公開披露,目前該公司實際“主要從事水稻、大豆、小麥、玉米等糧食作物的生產、銷售；尿素的生產與銷售”。

　　對于“與孟山都公司合作”的傳聞，北大荒公司總部的一位韓先生予以全面否認，并同時也對“國有農墾企業借助非轉基因的優勢尋求發展”不以為然。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表示，其實是農業轉基因系列政策的出臺使該合作被叫停。

　　按慣例，確定傳聞應當以當事人的公開表態為事實標準。但中國企業的態度很值得輿論關注。

　　2002年11月，本刊記者就“深圳油脂企業為食用油加注轉基因標識以及深圳沃爾瑪商場實行轉基因食品申報制度”一事采訪了物美商業集團物美綜合超市的唐洪友先生。

　　負責質量控制的唐先生表示，目前在北京的物美綜合超市目前沒有轉基因食品。同時，國家并沒有強制執行，并且目前國家還沒有明確“轉基因食品”的判斷標準。即使在剛剛召開的由食品工業協會與質檢總局標準化委員會共同舉行的全國質量會議上，質檢總局標準化委員會領導也沒有給出詳細解釋。

　　碰撞之二：誰來為新技術經濟洗牌？

　　通過大量訪問企業，我們頻繁地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尤其是進入WTO以后,由于更多新事物、新情況和新規則一涌而入，多數時候我們的企業還僅僅停留在努力學習游戲規則，力爭遵章守紀的階段。學習規則,適應規則,當然無可厚非。但同時,我們也在孟山都這樣的公司與國內企業身上看到了強烈的對比。

　　反觀我們中國的一些企業，盡管已經具有制定游戲規則的能力，卻因為缺乏創新的魄力和前瞻的視野，仍然在新技術經濟的“幽靈”驅使下亦步亦趨，并逐漸喪失了領先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