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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劍
《福布斯》的尷尬與民企的冬天
1999年，一個英國小伙子開始以《福布斯》的名義為中國富豪正式計算身價。從此以后，這個每年一次的排行榜就成了中國公眾與新聞媒體翹首以盼的新聞事件。那些一直以來 只有機會分享外國資本家成功故事的中國人，現在終于可以觀賞發生在自己這塊土地上的財富傳奇了，其引起的興奮和好奇可想而知。
在中國，進入主流媒體的報道范圍，實際上意味著“富豪”這個題目已經得到官方的正式認可。而了解中國改革歷史的人都知道，官方對民營企業的態度已經發生質變。這似乎也頗為符合胡潤——這個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策劃者的本意：透過中國富豪的財富神話來展示中國20年的變化。然而，令《福布斯》和胡潤感到尷尬的是，在短短的三年之后，他們苦心孤詣的中國富豪榜就迅速淪落為人們的笑柄，而這個富豪榜的發布日，簡直就成了具有娛樂性質的愚人節。這倒不是因為這個富豪榜的專業水平太低，而是因為這個富豪榜正在以令人吃驚的頻率演變成中國民企的丑聞榜、問題榜。
自從今年年中劉曉慶因稅案入獄之后，從富豪榜上消失的富翁數量成加速度增長。而更讓人感到難堪的是，2001年分列中國富豪榜二、三位的楊斌和仰融竟然也在“摘牌”之列。當然，這不僅僅是福布斯的尷尬，更是中國民企和中國改革的尷尬。
與國內的這種趨勢相對應，在香港上市的內地民企也成為投資者避之惟恐不及的燙手山芋。繼格林科爾、歐亞農業之后，超大農業最近也受到審計師的廣泛質疑。這等于宣布，象征中國民企高速成長奇跡的民企“四大天王”，在短短時間中已經折損了三家。諷刺的是，就在前不久，香港還試圖將大力引進內地民企作為維持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砝碼，并掀起了一股民企上市熱。但好景不長，對于內地民企，目前香港基金經理最大的感慨就是：讓人睡不著覺。不過，最近的事態表明，民企不光是讓基金經理睡不著覺了，那些推薦民企在港上市的保薦人也要睡不著覺了。許多憤怒的投資者和政治人物已經揚言要追究這些保薦人的經濟責任。
近一年多來，許多中國問題專家幾乎一致認為，中共十六大的一個關鍵議題就是，將把在體制外徘徊多年的中國民企納入體制內。而一些權威人士更透露，十六大之后將有民營企業家進入地方領導行列。這一似乎暗示，在經過20多年艱難跋涉之后，中國民企將迎來他們的春天。然而，中國富豪快速凋零的事實卻顯示：民企在沒有等到這個決定性的春天之前，即重又進入了冬天。實際上，許多富豪的快速消失一點都不令人奇怪。因為在我們看來，作為企業家，他們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他們僅僅是富豪，而不是企業家。
所謂民企，不過是私有企業的別稱，而比較寬泛的意義則是指國有企業之外的所有其他企業。在這個為了規避意識形態而發明的奇怪稱呼之后，隱藏著中國民企早年的特殊坎坷。在中國民企最新一次發軔之初，民企不僅要在經濟的夾縫中尋找企業的生存之道，還要在意識形態的夾縫中苦苦尋求合法性。與現在的風光景象相比，中國民企當年腁手胝足的艱辛和如履薄冰的心態，大概早已經被人們忘卻。不過，中國改革20多年的歷史證明，民企的確有著相當頑強的生命力。他們不僅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而且成為中國經濟中再也不能忽視的一股新興力量。這與國有企業的表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無論是在西方觀察家還是在中國改革派眼中，民營企業都無可辯駁地成為了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這是一個近乎完美的信念，完美得像另外一種無懈可擊的意識形態。但很顯然，這種信念正在受到上述一系列民企丑聞的嚴重傷害。這種傷害在楊斌事件中達到了高峰。
楊斌，這位有著中國暴發戶典型行為特征的中國傳奇人物，以一次眼花繚亂但卻驚世駭俗的角色轉變(由一個富豪一夜之間轉變為異國的特首，然后再在短時間中淪為階下囚)，將中國民企最近一段越來越精彩的戲劇演繹到了極致。很難說以后還有沒有超越楊斌的后來者，但在中國民企20多年的歷史中，楊斌似乎已經“前無古人”。對于那些一直對民企懷有偏見的人來說，楊斌事件不過進一步印證了他們的偏見，而對那些沉溺于民企迷信并將民企當作醫治中國經濟靈丹妙藥的自由主義者而言，楊斌事件則不啻于當頭一棒�？吹贸�，楊斌事件帶給他們的沖擊是相當巨大的。僅就我們初步的檢索，楊斌事件爆發后，就有三家媒體發表了社論。它們分別是香港老牌財經報紙《信報》，中國內地的《財經》雜志及《經濟觀察報》。有趣的是，這三篇社論不僅立意相同，而且題目也非常相似�！缎艌蟆飞缯摰念}目是“瑕不掩瑜，民企潛質遠勝國企”，《財經》雜志的文章是“實事求是地對待民營企業”，而《經濟觀察報》社評文章的題目則更是直截了當：“歐亞農業只代表它自己”。顯而易見，楊斌帶給中國新興民企的創傷是相當沉重的。所以，這三家媒體在震驚、失望、沮喪之余，一口咬定：楊斌及其歐亞農業僅僅是個案，人們不能由此而推導出中國民營企業的整體情況。的確，就楊斌充滿創造力的政治技巧而言，楊斌的確是獨特的，個別的。但掩蓋在這種技巧之后的，卻是中國民營企業一種非常普遍的生存狀態。換句話說，楊斌及其歐亞農業并非是個別的，獨特的，它所代表的樣本群體，在中國民營企業中占據相當的比例，決不可以在統計意義上加以忽略。這個事實，或許是許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但歐亞農業及其他一系列事件提醒我們，這是所有對中國民營企業抱有極大期望的人們，所必須直面的事實。
自由主義者之所以看好民企，乃是出于這樣一個常識：民企是產權明晰的，而這種產權特征將對民企產生遠勝于國企的強大的自我激勵，從而從根本上改善企業的效率表現。然而，中國民企真的是產權明晰的嗎？它強大的自我激勵在任何制度條件下都能夠增進社會的整體福利嗎？
民企：想象的異邦
恕我直接照搬一本書名作為本節的標題，不過在我看來，沒有比這個題目更能準確描述民營企業在中國自由主義者心目中的民企形象了。在這種想象中，民企不僅產權明晰，充滿活力，而且是天然的市場主義者。然而，遺憾的是，這種民企只存在于自由主義的教科書中，只存在于那些由這些純粹概念建構起來的自由主義者的大腦中。也因此，中國許多自由主義者和經濟學家所言說的民企(無論它多么美妙)，并不是現實中的民企，更不是中國現實中的民企。
在兩極化的思維中，產權形式無非兩種，要么公，要么私，沒有中間形態。然而，在中國近20年的改革尤其是最近幾年中，我們似乎看到另外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產權形態：“公私共有”，或者更確切說是“權私共有”。這種產權由控制著關鍵資源的行政權力與企業家共同所有。權力在產權中所占的份額以其控制資源的大小而決定。這種隱形但卻無處不在的獨特產權形式，我們可以在近幾年一系列陸續曝光的民企案件中看得一清二楚。以楊斌的歐亞農業為例。雖然人們普遍認為，楊斌是因為稅務問題而出事。但很顯然，楊斌案件牽涉到了更為復雜的背景。這個背景就是楊斌與權力的結合。
楊斌資產的主要構成是荷蘭村的土地。正是這片土地使楊斌一夜之間變成了坐擁70多億資產的中國第二富豪。但有媒體披露，荷蘭村土地大部分是劃撥。所謂劃撥，不過是無償贈送的一種委婉說法。這種現在已經極少使用的土地出讓形式，卻被楊斌輕而易舉的得到了。更讓人稱奇的是，楊斌居然一次性拿到了3000畝劃撥土地。顯而易見的是，雖然楊斌先生在名義上擁有這些資產，但實際上，在楊斌的資產構成有相當一部分屬于政府。如果我們不排除這些案件中通常所牽涉到的官員腐敗，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楊斌的資產中有相當一部分屬于那些有權力無償贈予這些土地的政府官員。不管這些官員出于什么理由這樣做，楊斌顯然并不完全擁有歐亞農業的產權。極端的情況甚至是，楊斌只是這些資產在一段時間中的代理人，他根本不可能獨立的處置這些僅僅在名義上屬于他的資產。換言之，歐亞農業并不是裝在楊斌私人口袋中的私有產權，而是楊斌與那些與歐亞農業命運息息相關的“權力”所共同擁有的。楊斌既不能一次性通過行賄買斷產權而將歐亞農業變成一個邊界分明的私有企業，那么歐亞農業的現在和未來的剩余索取權就遠不是楊斌一人所獨有。那些在歐亞農業中占有干股的人，隨時都可以從歐亞農業中索取他們需要的政績和經濟利益，這種索取也許在今天，也許在未來，沒有人知道會在什么時候，楊斌也不例外。在這里，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楊斌的歐亞農業實際上是一個典型的“官商共同體”。值得指出的是，在某些關鍵的制度變革變得遙遙無期的情況下，這種官商共同體有可能成為我們經濟生活中的一種產權常態，這可能與一些經濟學家的想象相去甚遠。在他們的設想中，一次性的贖買可以達到產權的彼岸。然而，現實的產權變遷并不是在理論環境中運行的。經常的情況是，過程可能決定結果，在歐亞農業的丑聞中，我們看到的恰恰是這種模糊不清、過而不渡的產權共同體。
這種產權形態在仰融的案例中表現得可能更為充分。在經歷了十多年的和平共處后，仰融最終還是與他的產權伙伴鬧翻了。在被遼寧省檢察機關批準逮捕后，仰融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對這些指控提出了反駁。但他還是承認：“……當然我當初用了他們的招牌，但即使以無形資產計算，也不會超過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吧？總不能全都拿走吧？”。這等于是說仰融已經承認，特殊的權力在華晨發展壯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實，即便仰融不承認，人們也能清楚地發現“權力”在華晨的發展中所起到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如果不是行政權力所賦予仰融以這種特殊的“公私共有”的產權身份，華晨是斷然不可能在1992年就在美國上市的。而沒有這關鍵的一步，華晨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規模。在華晨的發展中，仰融個人經營能力和努力究竟占多少股份，特殊權力的助力究竟占多少，恐怕是一個誰也說不清楚的問題，更不是仰融單方面推算的“20%到25%”那么簡單。但這并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在于，權與錢在華晨的成長中根本就是一個須臾不能分開的因素。他們是一個不能拆開的共同體。不分彼此，缺一不可。如果仰融的個人能力在華晨的發展中還占有相當大的成分的話，那么，許多短時間內崛起的富豪(就像楊斌一樣)，則完全是靠權力的“慷慨”贈與而迅速膨脹起來的。一些經濟學家曾經為這種有中國特色的產權形式大唱贊歌，但今天我們已經知道，在制度環境沒有革命性變革的情況下，這種產權形態一經形成就可能長期存在，變成轉型社會的一種難以醫治的頑疾。實際上，許多被我們書生氣地認作真正民營企業的偽民企，已經成為這種頑疾的一部分。這些偽民企，亦官亦商，與我們想象中那種憑借自己天賦和努力創造財富的民企又何止十萬八千里？賴昌星所一手打造的遠華帝國，可能是這種偽民企的最好例證。
無需深究，我們就很容易觀察到，賴昌星控制的遠華集團已經遠遠不是一個商業帝國，而是一個龐大的官商共同體，賴老板也遠不止是一個民營企業家，儼然是一位封疆大吏。因為遠華不僅具有了各種的特許權力，甚至具有了實質上的稅收權。也就是說，遠華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級地方政府。在這個案例中，權力與商業利益聯系的如此緊密，以至于沒有政府官員以稅收形式的股權參與，遠華帝國就會在頃刻之間崩塌。遠華集團在產權上的“官私共有”性質在這里變得一目了然。我們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如果沒有外力的介入，遠華集團的這種產權將會一直維持下去。因為沒有比這種近乎掠奪和收刮的形式更容易積累財富了，也沒有什么產權形式更讓那些官員和賴老板感到安全、愜意了。在當今中國，這種產權形式也許是最能夠讓官員和企業家雙方面都感到滿意的一種安排。既如此，我們就很容易推導，官商雙方將必然達成一種行動默契：致力于維持、鞏固以及強化這種制度環境。這就是“官私共有”產權在中國迅速彌漫的秘密所在。這種產權形式幾乎可以在爆發的每一個民營企業的丑聞背后看到，其在中國社會中蔓延擴張的趨勢由此可見一斑。無論是漸進改革，還是激進改革，最后都牽涉倒一個產權大規模私有化的過程，但私有化過程和方式本身，就可能決定私有化的最終結果。這里面，過程邏輯經常會發揮巨大的作用。而中國社會普遍蔓延的“官私共權”的現狀是否說明，我們已然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
許多人已經注意到中國民營企業在產權性質上的這種畸變。韓少功先生在一篇名為“人情超級大國”的文章就曾經指出，從春秋時代的“井田制”伊始及至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的土地改革，中國社會的產權形式都由“公私共權”而一脈相承。在經過了1949年之后一場純粹、浪漫的產權革命之后，“公私共權”的這種產權形式似乎又一次要在中國社會中卷土重來�；蛟S是參透了其中的某種宿命，韓先生似乎要暗示：這種產權制度可能更符合中國的傳統和國情。但很顯然，這并不是宿命，而是一種制度的“故意”，是中國改革模式在邏輯上的必然結果。不過，與歷史上“公私共權”的情形相比，當今中國的“公私共權”在規模上似乎遠勝以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則在于：在今天中國，控制在政府手中的資源在比例上可能遠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在政府權力沒有受到任何成文和不成文法律限制的體制中，政府所控制的資源可以任意伸縮)。這必然導致那些雄心勃勃的商人與政府中腐敗官員普遍的合謀。更加致命的是，相比與政府官員所擁有的權力，中國民間社會對政府官員的監督和約束也似乎處于歷史上最為軟弱的時期，于是，最契合于目前制度環境的“官私共有”產權形式在中國經濟中的泛濫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發展到今天，我們已經很難甄別誰是真正的民營企業了。他們的產權性質如同一團墨水，讓人難辨真偽。在我們視野中，一眼即能分辨的純粹民企，大概只有那些個體戶，夫妻店。因為他們既沒有能力也沒有資格與權力“合營”。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們根本就難以比較民企與其他企業在績效上的表現。那些將所有非公有制企業統統當作民企的做法，只能是理論上的一種錯覺，而那些將遠華及歐亞農業這類企業也誤認為民企，并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對所有民企高唱贊歌的人，則肯定是出于一種產權迷信。我們深深理解這種迷信的來由——這大抵是出于對舊產權制度極端厭惡所引起的一種條件反射。不過，無論這種迷信的歷史原因多么值得同情，迷信終究是迷信，現實中的民企并不會因為我們概念上一廂情愿的誤置而自動變成我們想象中的那種民企。
如果我們對中國民企產權性質上的判斷，有相當的真實性的話，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在“權私共有”的產權安排下，中國民企在經營行為上會發生那些變化？
民企之變
正如我們已經在許許多多的案例中看到的那樣，在“權私共有”和“官私共有”的產權安排下，民企作為企業的經濟人本性，發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和可以觀察到的偏離：“權私共有”必然要導致的“權私合營”，這種經營方式已經成為中國經濟中相當穩定和“合法”的結構，用腐敗加以形容似乎遠不足夠。由于要素資源(比如土地、資金等)非常集中的控制在政府權力手中，民企的經濟人本性正在逐漸蛻變為某種“政治人本性”，民企天然的“逐利性”也因此越來越蛻變為某種“逐權性”。在這種本性的支配下，民營企業可能更多的是對政治信號而不是對市場信號作出反應。特別值得提醒的是，中國民企的這種特征在最近幾年有愈演愈烈的跡象。當所有的人都在為楊斌突然出任朝鮮新義州特首，而被震驚的張口結舌的時候，就有密切關注這一事件的觀察家指出，楊斌先生演的是一出自救的把戲，其目的是想借這個具有外交豁免權的職務來一個金蟬脫殼。雖然楊斌這一次將資本追逐權力的游戲玩到了國際舞臺上，有些過了頭，但縱觀楊斌的快速發跡史，我們就不能否認，楊斌實際上是這個游戲巨大的受益者。楊斌帶有鮮明個人性格特征的表演可能過于戲劇化，但就這種行為背后所隱藏的一般動力而言，楊斌并非僅僅代表楊斌。由于民企在與權力結盟一路走來的發展中存在諸多“原罪”，所以民企只能依靠與權力更加緊密的結盟，方能避免這些原罪不被清算，這是轉型期中國民企一種典型的路徑依賴。楊斌如此，賴昌星如此，其他許許多多民企亦復如此。
初略劃分，中國的民企大致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城市個體戶及鄉鎮企業為主。在這個階段中，民企主要從事的是填補大量市場空白的工作。從事民企經營的也都是城市下層階級和地地道道的農民。這批人基本上處于中國權力鏈條的最下端，無緣與政治權力結合。當時一句頗具嫉妒和歧視意味的民謠：不三不四發了財，就很典型的反映了當時民企在身份上的卑賤地位。但諷刺的是，現在看來，正是這一時期的其貌不揚的民企，才是中國最草根最純粹的民企。
1992年之后，中國改革逐漸由農村轉移到城市，一大批知識分子以及在傳統序列中身份更高的人開始進入和創辦民企，民企不僅在規模上不斷壯大，在主流文化中的合法性也日益增加。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民企與政府權力的接觸也開始變得非常頻密，中國民企的“民間本色”逐漸消退。民企的這種蛻變，在進入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開始加速。這一方面是由于市場空白越來越少，市場競爭也變得越來越激烈，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在這一時期，中國改革實際上已經進入了要素資源的競爭上(說爭奪可能更為合適)。這種格局決定了，在這一時期快速成長的民企將必然帶有濃重的“權貴特色”，原因無他，要想在這場競爭中勝出，就必然要與政府權力結盟。從某種意義上講，要素資源的競爭與其說是一場創造財富的游戲，倒不如說是一場財富分配的游戲。社會監督的缺失和要素資源的高度壟斷，使這場游戲的財富再分配色彩在中國變得尤其鮮明。這是一場快速致富的比賽，沒有什么比這種比賽更容易成批量地制造富豪了。只要“操作”得法，你幾乎可以在一夜之間坐擁億萬身家。在一個完全缺乏規制的市場中，這場游戲的真相其實與掠奪無異。從本質上講，中國改革是一個政府不斷從手中釋出資源的過程，存在大量與政府進行“交易”的機會，而這些“交易”正是許多民企可以大展身手、迅速完成原始積累的最佳契機。留心一下我們的“富豪榜”，人們很容易發現，絕大部分富豪都誕生在地產、金融這些要素領域以及與政府權力十分接近的公共事業及基礎建設(實際上是財政資金)領域。這一點，絕非偶然。從任何意義上講，要素領域都是一個經濟的核心部分，所以，在要素領域展開的爭奪，標志著中國經濟改革已經進入最后的質變階段。對于任何一家有雄心的民營企業來說，這都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一位值得尊敬的自由主義者曾經在網上與我爭辯說：在任何制度條件下，私有企業的效率都是最優的。但我所擔心的是，在一個允許掠奪的制度條件下，私有企業掠奪的效率也可能是最高的。在這種制度環境中，民企強大的自我激勵就很可能變成藐視市場倫理的原始沖動，并導演出另外一種事與愿違的結果。當然，作為個體的民企并不能左右它所生存的制度環境。但在中國，民企本身無疑已經成為這種制度的一部分。與國企相比，民企缺乏與政府權力接觸的體制內通道，這種匱乏狀態使民企有更加強大的動力與政府權力結成共同體。
當然，政治權力與民企的結盟動力并不僅僅來自民企一方。這種結盟也相當符合轉型期政治官員們的需要。將權力轉化成財富一直是中國市場改革的核心邏輯。在這種邏輯的強制下，民企就被政治權力主動賦予了一些其他的功能。伴隨著民企合法性的日益提升，在相當一部分官員眼中，民企業已成為他們將權力化作私有財富的最佳通道。就像在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擔負了許多企業之外的功能(比如就業和政治控制)一樣，轉型期的民企實際上也承載了轉移社會財富的功能，鑒于中國改革正在逼近產權大規模轉移的關鍵階段，民企的這種功能將變得越來越明顯�；谶@樣一個判斷，我們以為，中國民企有的不是“原罪”，而恰恰是“現罪”，它正在參與一場“分田地”活動。在這樣一種“視界”中，今天的許多中國民企顯然已經不再是一種僅僅為了利潤而設立的單純的企業組織，它更像是一個從事超經濟分配的組織。從邏輯上判斷，這種組織更傾向于斂財。原因很簡單，因為只要擁有這種權力，斂財顯然要成本更低。從這一點出發，許多民企對市場倫理的蔑視，實在是一樁順理成章的事情。
由于民企在與權力的結盟過程中所達成的是一種期限不確定，彼此權利義務非常不明確的契約，而且隨時有被清算的可能，所以，許多民企在產權上就被注入了一種機會主義的本質，其經營行為表現出非常強烈的短期化特征和不可預測性。與此相適應，許多民營企業家身上經常顯示出的那種天馬行空，恣意妄為也就不足為奇了。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發家史經常與某種神話與傳奇聯系在一起，但仔細推敲，這些“神話和傳奇”不過是乖戾、狂熱、玩世不恭的另外一面。在產權與預期不穩定的雙重夾擊之下，民企在行為的短期化方面比國企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短期行為有時候表現得如此夸張，甚至達到連自己都欺騙的程度。一位早期曾經跟隨牟其中的朋友告訴過這樣一個故事。
一位人士找牟其中借3500萬元，由于數目較大，心中非常忐忑。但讓這位人士意外的是，當他向老牟提出這件事的時候，老牟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脫口答曰：這樣吧，湊個整數，借你5000萬元。當然，下文肯定是沒有的，因為老牟根本就拿不出這筆錢。聽完這個故事之后很久一段時間，我一直不能理解老牟的這種行為。朋友給出的解釋是：吹牛一定要吹到讓人家不得不相信的地步。因為常人的思維模式是，沒有人敢吹這么大的牛，有人敢吹這么大的牛，那一定是真的。老牟后來那些要將喜馬拉雅山炸開一個口子之類的彌天大謊大概都出于同樣的動機。不過，我現在似乎找到了更有力的解釋，那就是，老牟根本不需要考慮自己的聲譽，因為他只需要憑借這種伎倆成功一次，他就可以融進大筆資金，然后迅速貼現。隱藏在這種行為背后的，是一種赤裸裸的短期行為和貼現主義動機。而在老牟這樣極端的個案中，這種短期行為甚至變成了一種不假思索的行為習慣，他幾乎不會去考慮在具體的情景中(就像我們在上面提到的那個故事)，這樣一種行為會不會給自己的目的帶來損害。老牟的這個故事雖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它卻體現了普遍附著在中國民營企業家身上的那種乖戾、神秘、總會有“驚人之舉”的經營風格。
中國民企在產權和經營手段上的這些特點必然反映在中國民企的績效表現上。雖然許多人舉出各種宏觀和微觀數據以論證民企在績效上優于其他企業。但我們所看到的數據卻并不支持這種觀點。
有統計表明，2001年，中國證券市場1073家公司的平均EVA為-1442萬元，即每家上市公司平均損毀財富1442萬元，1073家公司共毀滅財富154.7億元。而同一項統計顯示，中國上市公司中的98家民企的EVA為-17億元。如果這個統計可信，我們就能得出下面的結論，民企每家平均毀滅財富1734萬元，顯然這個數字高于上市公司的平均數字。考慮到民企的資產規模普遍小于其他上市公司，我們可以進一步得出結論，民企上市公司單位資產毀滅財富的數字高于其他上市公司的數字還要更高。我們看到的最新統計是，2002年上半年，中國深滬兩市1204家上市公司平均0.08元，而民營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為0.103元。這個數字雖然表明，中國民企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要高于其它類上市公司，但并不顯著。雖然我們的樣本均來自中國證券市場，很難描述中國民企的全部。但我們至少可以說，在中國證券市場上，民營上市公司的績效并不顯著優于其它類上市公司。那些認為民企績效一定優于國企的說法，起碼沒有得到中國證券市場經驗事實的支持。這個結論不僅出乎那些民企迷信者的預料，也出乎我們自己的預料。顯然，民企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生機勃勃。
當然，與許多民企的堅定支持者一樣，我們仍然認為，只要制度環境能夠得到澄清，民企就能夠逐漸接近較為理想的狀態。因為無論從任何角度講，民企都是中國經濟的未來。但這并不意味著，在民企問題上我們可以粉飾太平。因為，民企只能是現實制度環境中的民企，粉飾太平，就可能遮蔽導致民企蛻化的制度背景。而這，才是中國改革的當務之急。否則，我們這些曾經熱切鼓吹民企的人，就可能親眼目睹一代民企徹底蛻變的悲劇。昨日的希望之星就可能變成明天權錢勾結的典范，這將是中國改革無法承受之痛。
一個民企董秘的自述
民企香港春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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