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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有人
我們為什么要上市。在換了五家券商之后，我終于離開了日益不景氣的證券業，來到了象征著中國未來希望的民營企業打工。嘿嘿，您還別說，就因為我有證券業內混了幾年的經歷，老板居然讓我負責企業境外上市工作，還封了個董秘的位置，這是我始料未及的。
老板是個胸懷大志的人，可是自創業到如今，自家的企業論效益，不好不壞；論資產，不大不小；論知名度，不高不低。這些老板都不是那么著急，畢竟做實業的要想迅速膨脹還真有點難度，更何況老板在一畝三分地里也算有了點名頭。可是手里沒有一家上市公司，這可是老板的心病呀。看看左右，和自己同步起家的老哥們，唉，更多的都是小哥們，他們少的有一家上市公司，多的都有好幾家了，還有的都控了境外上市公司了！這怎么能讓我們老板不著急，這讓做大哥的臉往哪放？！其實呀，這也怪我們政府，老板頭兩年就準備上創業板了，改制也改完了，輔導也輔導完了，偏偏這創業板如水中月、鏡中花，要不是這樣，我們老板至少也是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長了。
眼見這國內創業板遙遙無期，上主板更是難上加難，我們老板一著急，就只能選擇境外上市了。說實話，以我換了五家券商的經驗來看，境外上市實在不是一個高明的舉措。您想想，這個費那個費的，怎么著也得1000萬，關鍵是境外上市那些費用，中介機構是先收的，能不能上市，那是命，錢可一分不能少的。要想上市哪有不花錢的，可除了花錢還有其他的。由于老板決定上H股，那就得上證監會、國家經貿委。我們去呢，老板還不放心，總認為一定要親自去趟北京，請證監會、經貿委的領導好吃好玩一頓，我們上市的事能夠一路綠燈。這不，前兩天跑了趟北京，可人家早就反腐倡廉了，老板以前哪些老招這次失靈了。他還不信，還得再來，這么大年紀了，一趟趟趕北京，您說累不累呀。其實，企業要上市，關鍵不在跑了多少趟北京，而是企業本身要過得硬。可絕大部分民營企業都是有“原罪”的，要上市就先要把這些給包裝好。于是乎，選擇中介機構就不是以能力為基本要素，而是以最愿意幫助我們掩蓋“罪證”為準則。
說真的，民營企業的“原罪”并不是他們的錯，十多年前你要是不戴個紅帽帽，麻煩肯定不斷。于是如今的民營企業不用查祖宗三代，兩代就莫名其妙出來幾個“紅帽”老爹。當年戴“紅帽”是為了行事方便，可如今要上市，就得把這些關系給理理順。和地方政府、國有企業關系好點的，帽子摘也就摘了，要是關系不好的，還得掏一大筆錢去把股份買回來，您說這冤不冤。而且這事還馬虎不得，弄不好是一國有資產流失，那麻煩可就大了。
當然，民營企業也有它自身的問題。想上市不是，那就得有利潤，沒中介機構要求的那么多，就只能通過各種關聯交易，從頭做起。這還不算，中介機構還要保證有連續的高速增長，還好，我們還不是什么都是假的那種公司，雖然要連續高速增長挺難的，但保證穩定的增長總還是有的，或許再努努力還是有希望的吧。說了這么多，境外上市，成本那么高，可為什么還要去？其實，我們老板也不傻，肚里小九九打著呢。境外上市的確圈不來多少錢，可是作為一家境外上市公司，還是有不少好處的。首先，在一個地區可大大提高知名度，知名度是什么？是資源！今后，作為上市公司的董事長，說話的份量總要重一點，地方政府總是要另眼相看一點吧，政府的支持可不是有錢就能買來的，稅收、土地等等一優惠，這不就相當于又融了好幾千萬，以后就是向別人借錢也比現在方便些吧。我們老板是個聰明人，創業十多年，資產也積累到一定程度了，到了放棄原來那種老的經營管理模式的時候了，如今的社會，不是十多年前的社會了，再憑老經驗也不一定管用。可有些習慣并不是說改就能改的，而一個管理體系的改變就更是困難。上市無疑是借外力來規范企業，用國際通行的制度來規范企業、改造企業，這或許將成為企業上市的最終成果。
嗨，我又想多了，又犯了老板經常指責的“書生氣”太重的毛病，不說了，回去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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