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透明、更穩定、更可預見
——《財經》雜志專訪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
□《財經》雜志記者張文豪 特約記者胡其遲/文
《財經》：自多哈會議后一年間，入世對中國經濟帶來了什么樣的整體性變化？
龍永圖：中國入世應該說是“運氣”不錯，入世一年來的經濟形勢非常好。今年經濟增長率可能會達到8%，進出口總額可達到6000億美元。不過，談到評價入世對中國整體經濟的影響，我也早就說過，中國入世的那一天是很平常的一天，不可能入世之后就會在各方面看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入世對經濟的影響，說到底更多的其實是對中國市場經濟特別是對外貿易的制度性影響，而這是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看到的。
中國過去一年經濟表現這樣好，入世的因素只是其中之一。中國入世，確實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需要拿出更多改革開放的舉措，營造更好的貿易和投資法律環境。中國入世后，由于一些新的舉措，吸引外資明顯增加，表明整個市場信心很足。中國入世第一年最大的影響，就是增強了全球商業界對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信心。在過去的一年中，這一點看得比較明顯。
《財經》：你怎樣評估對中國一年來入世承諾履行情況？世貿組織對于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年度過渡性審議結果如何？對中國有何影響？
龍永圖：今年是第一次對中國入世進行年度過渡性審議，比較順利。世貿組織16個委員會中，有15個已經完成了審議。
中國并沒有把審議看做一個被動的挨批評的場合。雖然當初在入世談判中確立過渡性審議機制時曾有過不同的意見，但最后形成的共識還是將這個機制看做一個有益的安排。中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當中，對外貿易政策還保留了相當多的計劃經濟痕跡，我們是把這個審議機制當做一個能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因素來看，并沒有把自己當做是別人的靶子。
在入世之前，中國政府部門還曾通過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國際機構，花錢請一大批專家來審查中國各個經濟部門并就中國在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提意見。現在世貿組織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完整的機制，世界各地各方面專家萬里迢迢跑到日內瓦去，對我們的貿易體制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而中國為準備這個審議，也需反思在各個領域如知識產權、原產地規則、服務貿易等方面都還有哪些差距，這是一個很好的互動過程。在中國的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世貿組織能夠提供這一機制，使我們了解其他方面對中國的看法——哪怕是批評——是很好的事情。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在審議過程中非常合作的原因。事實上，總體上講，世貿組織的絕大部分成員也都采取了比較合作和善意的態度。
此項過渡期審議，將每年舉行一次，它并不是一個專門為中國設立的機制，而是在世貿組織16個委員會各自的會議議程結束之后，加上一項對中國履行承諾情況的審議。需要強調的是，這個審議沒有設定一個“通過”審議的標準，也不存在作出中國是否已經履行承諾的判定的問題，它只是一個對話和磋商機制。WTO各成員可以提出建議，接不接受這些建議則完全是中國自己的事情。另外，這種審議機制對其它成員也是存在的，區別只是頻率不同，有的是兩年、三年乃至五年審議一次。
這個機制還提供了彼此溝通的機會，當初入世談判密度很強，所以達成的協議中有一些部分內容含義不是非常清楚，對于有些條文的解釋，有時難免有不同的理解。通過這個機制，可以對原來協議的條文作一次有益的溝通，只有準確理解了有關條文的含義，各方才能理解中國需要采取的具體措施，才能形成共識，才能保證中國以后履行承諾時更加容易。
這個機制的另一個實際效用在于可能化解潛在的貿易摩擦。因為審議機制首先對中國提出了問題，如果不解釋清楚，有可能演變成貿易糾紛；有些本來不是很大的問題，通過適當的解釋，能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實際上起到了一個貿易摩擦的緩沖和預防的作用。目前來看，各成員提出的主要意見集中在透明度、穩定性、開放措施執行的效率(比如配額發放不夠及時)等問題上。
《財經》：在準備此次年度審議時，外經貿部作了什么樣的準備？
龍永圖：外經貿部主要是起協調作用，準備審議所涉及到的很多問題，都由不同的部委負責。比如知識產權，就需要會同國家知識產權局等單位來準備材料；如果是WTO貨物貿易委員會的議題，就需要同農業部、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一起來做工作；而服務貿易問題則需要信息產業部、中國人民銀行、保險會、證監會等部門協同。相關報告由外經貿部牽頭各個有關部門協力合作完成。
總的說來，對世貿組織的工作機制由國務院領導，外經貿部履行一些具體操作性的任務，實際是在履行協調職能，與其它一些部委基本處于平級的地位。今后這個協調作用怎樣更有效，從體制上要不要有所突破，是需要考慮的問題。最近外方在一份對中國入世承諾的評估報告中也提到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協調機制的問題，這從某個角度說明在貿易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已經感覺建立一個有效、權威的協調機構來加強中國在貿易談判和貿易措施的實施能力的必要性。但具體的運作還沒有開始。
《財經》：本刊近日對在華的外資企業和國內企業所作調查表明，在營商環境方面，他們未來最擔心的問題依次是政策不穩定、保護主義和行業壟斷，你對他們的擔心有何回應？
龍永圖：政策不穩定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是中國正處在不斷地完善和制定有關經濟法律法規的過程當中，大量現行的法律法規都會涉及到立、改、廢，這是一個必經的過程，表面上有些不穩定也是正常的，最關鍵的問題在于是否有透明度。另一方面，如果中國政府部門確實存在朝令夕改的情況，應該誠心誠意地改正。最近有關中國電信調整資費的問題，消費者沒有思想準備，造成了商業環境的不穩定性。
地方保護主義也是客觀存在的。所以我們一直強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逐漸淡化行政區劃的概念，強化整個市場經濟政策的統一實施。這樣才能落實中國在入世時的另外一個承諾，就是實施統一的貿易政策。地方實施有保護主義色彩措施的空間將越來越小。地方保護主義不符合市場規律，之所以還有存在的土壤，是與各地行政領導的眼界和水平分不開的，還有一些考核地方領導“政績”的方式，這都是地方保護主義的動力。這方面應進行改革。
行業壟斷也是入世后一直想解決的問題。個別行業的壟斷利益往往讓全社會付出代價。由于壟斷，某些行業的利潤看起來很高，其實不利于國家整體的利益。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有通盤考慮，不應該為了維持某些行業的高額利潤而損害整體經濟的健康發展。這實際上是一個局部和全局的問題。政府解決這個問題的大方向已經確立，而入世無疑強化了這個趨勢。
《財經》：你曾經說過：“從來不相信入世會給中國帶來重大的負面影響。”而入世一年間也確實沒有看到此類問題。但影響總是會來的，你認為會在什么時間、以何種方式出現明顯的沖擊呢？
龍永圖：從整體上看，過去對入世帶來重大沖擊的許多擔心都是由于對世貿規則了解得不透而形成的。
比如，總有人說入世對農業的沖擊最大，其中重要的論據是入世承諾中有農產品進口的關稅配額量。我們多次說，這個配額量不是通過談判談出來的，而是根據世貿組織規則“計算”出來的，配額量精確到小數點后的原因即在于此。農業問題是在1998年談的，1998年的前幾年都是糧食進口的高峰期，所以按世貿規則計算，1998年前三年的平均進口量應是中國進口關稅配額量，結果是配額量較大。但配額量并不是最低采購義務，只是一個進口機會，中國沒有義務和必要一定滿足配額所規定的進口量，但很多人在這一點上都產生了錯覺。
事實上，由于我國玉米大量積壓，今年進口才7000多噸玉米，只用了關稅配額的0.2%，這是市場運作的結果。在我國目前大量庫存糧食的情況下，不可能再大量進口糧食，這是市場規律，也是世貿各方都必須尊重的現實。但國內急需的產品，比如化肥，其關稅配額就完成得不錯。化肥的配額今年前10個月完成了78%，說明中國對化肥的進口非常需要。中國的配額管理體制并沒有影響進口，進口多少是市場決定的。對此，世貿組織成員不會提出“挑戰”。
雖然糧食今年并未出現大量進口，但更進一步看，也不能說將來某一年進口的糧食量增多了，就等同于“沖擊”，就歸罪于入世。其實，能不能在需要時以合適的價格買到糧食，也是“糧食安全”的問題。中國的人均土地面積比全球平均水平還低三分之一，水資源更少了，種植糧食及一些大宗的農作物并沒有競爭優勢。所以從長遠來看，可能未來某個時段，會進口較多糧食和大宗農產品，但這也絕不能看做“沖擊”，而主要是出于市場需要。需要形成這樣的認識，即并不是進口多了，就是受了沖擊。國際貿易絕不能說進口多了就是壞事，出口多了就是好事；進口也好，出口也罷，要看是否對中國有利，是否按市場規律辦事。
《財經》：從入世一年的實踐來看，能不能說中國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以透明化、規則化、體系化的方式來重塑中國經濟的進程已經不可逆轉？
龍永圖：我喜歡“參與”這個詞，而不是“融入”。因為“融入”好像失去了自我；“參與”是你還保留了自己的主體，只不過成為其中一個部分。入世確實標志中國參與了全球貿易體制，進入了新階段，有發言權了。
中國入世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體現了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的以開放促改革和發展的精神。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體系是中國改革的重要方面，從過去一年來看，做得最好的就是法律法規的修訂、完善工作，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如果沒有與國際通行規則相符的法律法規體系的話，很難會形成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對很多法規的修改和廢立——光需全國人大審議的法律就達20～30部，中央部委清理了2300多種法規，地方上清理的總數達到了19萬件——這種速度在國外是不可想像的，也給很多國外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完善和修改法律法規，抓住了加入世貿組織履行承諾的核心問題。因為世貿組織的基本職能之一就是制定規則，世貿組織成員基本義務就是使國內和國際的法律法規相銜接，使中國的涉外法律法規方面能與國際通行的慣例相吻合。中國正是在這一點上做得最好，來自國外的評價也說明了這一點。
比如，在透明度方面，中國做了一個很剛性的承諾和要求：凡是要執行的法律法規，就必須公布，不公布的，就不能執行。這廢止了中國以前大量存在的內部文件的法律地位，對中國的對外貿易及經濟發展相當長時間內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的法律法規正在變得更透明、穩定和可預見性。
法律法規的變化，還使得我們政府的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立、改、廢過程中，廢止了很多原政府部門所具有的權力，而隨后進行關于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也是入世后加快進行的重要方面，行政審批減少，意味著政府職能的重大變化。而政府職能的變化與市場經濟的建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再者就是促進了市場秩序的整頓，比如反對侵權和盜版不僅是我們政府要做的事情，也是國際上關注和關心的方面，這就使得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有一個健康的外力的促進。-
| 
新浪精彩短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