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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傾銷，是歐美國家在對外貿易中擅用的兵器之一。而中國企業經常成為他們的目標，中國是世界上出口產品受到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
根據WTO統計，自1979年8月歐共體對我國出口的糖精及鹽類反傾銷以來，到2001年3月底，已有29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出口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422起，累計涉案金額超過百億美元，單一案件涉案金額超過1億美元的大案有15起。
反傾銷是盾，它保護了本地企業，而將別國(或非關稅同盟國)產品拒之門外。貿易的創造效應與轉移效應，為該國企業帶來滾滾財源；但卻將國外公司置于死地，且增加了該國消費者的支出。目前，很多反傾銷已失去原來之義，而是不管是否傾銷都要反，以達到貿易保護的目的。
很多中國企業就是這樣的受害者，因國外反傾銷政策而傷痕累累；從五礦化工、輕紡到機電、鋼鐵等，4000多種商品都深受其害。廈華彩電就走過了艱難的旅程，從歐盟突如其來的反傾銷到第三地設廠、開拓新市場，最后連這種迂回之路都被堵死，真是走投無路、欲哭無淚。
正所謂“否極泰來”，事物又在轉化之中。很多中國企業奮而起身，開始應訴反傾銷，學習規則，學會用規則保護自己。據悉，近年來涉及各國和地區對我國出口產品反傾銷案件的總體應訴率，已上升到60%～70%；其中，涉及美國和歐盟的反傾銷調查案件，我國企業的應訴率已達到100%。
反傾銷又是矛。中國企業通過應訴反傾銷，為自己爭回了應得的利益、應有的市場份額，同時也摘掉了“莫須有”的帽子。如東方打火機廠的產品，就不應當與一次性打火機遭受同等待遇。
據WTO最新統計，我國出口產品反傾銷案件的絕對勝訴率(無稅結案)已上升至35.7%。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出口產品反傾銷案立案7起，涉案金額1億美元，案件數量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
而迎戰反傾銷，實際上也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僅需要企業的勇往直前、單打獨斗，也需要行業協會的協助和約束，如文中溫州煙具協會發揮的作用；當然，也離不開政府的關注與支持。
反傾銷有可能是禍，也有可能是福，但最終的結果取決于我們到底怎么做。
廈華彩電 一波三折
三次圍剿
1988年，在當地彩電企業的強烈要求下，歐盟對來自中國的小彩電(42厘米以下)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廈華和當時的其他四家企業參加了應訴。1991年1月19日初裁，歐盟對5家應訴的中國企業給予分別裁決，廈華獲得1.6%和2.2%的稅率。但到了1991年7月18日，歐盟終裁時卻作出改變，決定對中國(國營)企業統一征稅，稅率為15.3%(為期五年)。
對首次交鋒的失利，廈華品牌推廣部副經理孫光榮說：“當時經過調查以后，歐盟給我們的反傾銷稅率很低，是1.6%和2.2%；但最后裁決時,卻決定對所有彩電企業征收統一的15.3%高關稅。那時候也是沒辦法，因為1998年以前，歐盟把中國看作非市場經濟國家，人家認為你是在保姆的照顧下誕生出來的企業，得到政府種種優惠的政策，所以第一次應訴失敗跟這個環境有很大關系。”
李永則用“耿耿于懷”來形容第一次應訴反傾銷的失敗。他說，“因為我們沒有傾銷，我們覺得很冤吶。這樣好的市場就這么丟失了，難道就永遠進不去？另外一個，看到我們的前輩們一起反傾銷的，已經一個個落下來了，他們沒有氣力再去想。當時組織一個會想要引導的時候，他們說再也不會跟歐洲人打交道了，他們找其他地方做逃兵去了。我們不行，我們這個企業還是要打。作為一個中國彩電企業的元老，雖然我們不大，我們應該有義務去做這個事情，不然中國這個彩電的門就永遠關上，歐盟市場對我們把門永遠關上，所以我們必須去走這個路。”
1992年11月25日，歐盟又拿起了大棒，對來自中國、韓國、馬來西亞、泰國和新加坡的彩電立案反傾銷，由于中國的小彩電已經被征收反傾銷稅，所以這次歐盟只將矛頭對準了大彩電(42厘米以上)。當時一些企業應訴，但由于錯過了提交材料的最后期限，致使彩電企業全軍覆沒。1994年10月，歐盟對中國所有出口企業統一裁決，稅率為28.8%；1995年4月終裁為25.6%的反傾銷稅率。
按照歐盟的有關規定，對小彩電征收的反傾銷稅應于1996年7月到期。一些歐盟彩電廠家認為，如果取消反傾銷稅，中國彩電重新進入歐盟市場，將會給他們帶來嚴重威脅，因此于1995年提出了對小彩電反傾銷案的復審請求。1995年8月8日，該案立案。1998年12月2日，歐盟決定對所有來自中國的彩電征收44.6%的反傾銷稅。從此，廈華連同中國其他彩電基本被排擠出歐盟市場。
曲線救廠
1988年，面對第一次反傾銷應訴失敗，廈華提出了開拓海外市場的“迂回”政策，即通過第三方出口歐洲的途徑。此時的廈華心存一絲僥幸。
“不回避也沒有辦法，因為當時國家的大環境是不允許的，你怎么去應訴也不行的，大環境、綜合國力也不夠，你像現在歐盟如果完全不給我們開門，他就面臨著一個問題了，現在我們國家的綜合實力強了嘛，你不行，我中國可以和你到WTO上打官司，那時候你去哪兒和他打官司？”李永道。
第一次反傾銷也就是91年之前，廈華彩電出口歐盟一直是30萬臺左右，出口最高時甚至達到50萬臺，出口額近一億美金，“91年以后基本就是零了。”原廈華海外市場負責人、總工程師王玉良說。
王玉良用“背水一戰”來形容此時廈華的處境。這個廈華建廠時還是一個風度翩翩的美少年，而今已是兩鬢斑白的老者。
“歐盟市場做到最大的時候，占到我們廈華很大的一塊。大家發現在歐盟生意好做。因為在歐盟賣的貴，同樣一臺彩電在北美賣到120塊，在歐盟可以賣到140塊，可以多賣10塊、20塊，反傾銷以后沒辦法，多的錢賺不到，我只能賺那些少的錢嘛，”李永說。“93年以后由于高額反傾銷稅，廈華彩電幾乎再也沒有踏進歐盟市場。面對反傾銷，這時候的廈華別無選擇，轉戰國內市場已經不可能，因為國內價格戰已經趨于白熱化，廈華只有繼續在海外市場打拼，去‘賺那些少的錢’。”
廈華開始用各種方式在海外投資辦廠。在境外加工組裝廈華的SKD組件出口整機到歐洲，合法地回避歐盟的反傾銷關稅。1988年，廈華采取租賃的方式，在澳門辦廠，由于不可預計的費用增加，此工廠僅僅維持了8個月。
隨后，廈華又相繼在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臺灣采取來料加工、或投資辦廠的方式，進行第三地的加工和轉口，做的最長的地區也就是兩年多的時間，整個東南亞開始反傾銷，廈華又一次被逼近死角。
開拓新世界
無奈之下，廈華又輾轉到了澳大利亞、南非和南美市場，“那時候很苦，外銷一單一單來做，每個地區彩電制式都不一樣，你要做一個國家，你就要跑一個國家的認證，跑認證的公司，”王玉良說。
回憶起這段艱苦的歲月，王玉良激動地說：“雖然辛苦，但也覺得轟轟烈烈，覺得有成績，中間有挑戰，有激動，有成就，也不覺得累。人往往在緊張的氣氛下行，在平平穩穩的時候倒不一定能行。”那時，廈華海外銷售公司象一處軍事指揮中心，電話此起彼伏，傳真往來不斷。廈華公司里上上下下都有一種打仗的感覺。
就這樣，十幾年來，廈華人憑借一股韌勁，足跡遍布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因為那時候歐盟成員國還沒有擴大到現在的范圍，廈華幾乎將產品賣遍歐洲大陸。盡管迂回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失去歐盟市場的損失，但王玉良坦承這畢竟是無奈之下的積極態度，“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這樣的迂回政策一直持續到94年。由于歐盟擴大了反傾銷地區，使得這種第三地加工和轉口的方式無法繼續進行。
“94年歐盟反傾銷擴展到了很多大的機型，也沒人再應訴了，沒人再弄了，就不了了之了。還是講這一句話，是逼出來的，條件逼你這樣做，你沒有被逼死就走出一條路來。不是說沒有損失，損失很大，歐盟很多機會就失掉了，因為你是在萌芽狀態的時候被人砍死的，這一砍死，十來年的功夫，我們國家的變化有多大，我們的產業發展有多大。歷史告訴我們，再困難的時期你都要去賣，沒有賣的東西你就沒有記錄，沒有記錄你就根本不能去應訴什么東西。”
然而歐盟市場卻并沒有從廈華人的眼中退去：“其實是一直在盯著，真正擱置就三年多時間，95-98年這一段時間我們擱置了，95年到96年年底，我們幾乎一臺都沒賣。”李永說。
歐盟15國彩電市場容量巨大，99年全年總銷售量為2900萬臺，而歐盟本地廠家卻只能提供1500萬臺，也就是說，另外的二分之一約1400萬臺只能從國外進口，僅土耳其一年就向歐盟出口彩電達500萬臺。而99年我國對歐盟的出口僅僅只有五萬臺。
歐洲市場又重新成為廈華重點瞄準的對象。
再次迎戰
1999年12月16日，廈華公司正式授權比利時VBB律師事務所代理廈華公司應訴歐盟反傾銷的法律事務。
2000年4月2日歐盟委員會正式接受廈華公司的臨時復查申請。
廈華又一次踏上了艱苦的應訴征程。
雖然廈華對應訴反傾銷的艱巨性已有了充分的心理準備，但真正做的時候還是有一種崩潰的感覺。“填不完的表格，查不完的帳。可怕的是，不僅要查本公司的帳，還要查你祖宗三代，凡是有過業務往來的公司，相關帳目都要查個底兒掉。一些當初手工記的帳要重新輸入電腦，財務人員加班加點，通宵達旦。應該說我們有一批非常優秀的年輕人，他們在非常緊的時間里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李永說。“兩年零四個月的艱苦談判，對企業來說不僅僅是在很短的時間內，能否完成一系列調查問卷這些技術上的考驗，更多的還是心理的煎熬。”
廈華曾經一度有心灰意懶的時候。當時應訴本想單獨去應對，但在配合歐盟查完帳之后，廈華發現這時候歐盟還是把企業當成一個行業整體來對待。那時是1999年，廈華希望國內企業能夠聯合起來同時對外，但沒有得到其他企業的積極響應。
當時有媒體報道，其他彩電企業之所以不愿意積極跟進，主要是因為一些企業覺得自己的市場還沒有做到歐洲，歐盟市場是幾年后才要考慮的問題。另外畏難情緒和應訴費用的分攤都使彩電企業很難立刻坐到一起。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明知不行，咬著牙也要去應對。說實在的，也是我們的領導有一種獻身精神。他們說我們去拼個你死我活，讓大家覺醒。當時我們就有這樣一種想法，我們再沒有條件，也要去爭取，爭取到最后。”李永說。
令人欣慰的是，廈華的精神最終感召了一部分企業家，在機電商會的協調下，2000年4月之后，中國最主要的7家彩電企業終于加入到應訴的隊伍里。
2002年8月29日，廈華終于熬過了漫漫長夜。歐盟委員會發表公告，宣布接受中國機電進出口商會及廈華等7家中國彩電生產廠商在價格及數量上的承諾，獲準中國彩電重返歐盟。
變規則為武器
回憶起兩年零四個月的艱難應訴，李永感觸頗深。他說，應訴的過程雖然非常艱苦，但對廈華來說收獲巨大。我們知道了該怎樣去努力，去適應國際化的游戲規則，而且通過這次用國際化的規則對企業進行徹底的梳理，感覺企業“洗心革面，煥發新顏”。
代理此案的比利時VBB律師事務所傅東輝律師也說，雖然應訴反傾銷是一個非常艱巨的工作，但對企業來講，也是一個用國際化的管理方式進行調理的過程，企業過了這個門檻，實際上今后的管理水平也就會和國際接軌。
參與了多起應訴反傾銷案件的北京柴傅律師所的向東律師對記者說：“應訴反傾銷其實沒有那么可怕，只要企業有比較規范的管理，有經過審計的財務報表等，應訴反傾銷不需要做特別的準備，關鍵是企業家是否有一定的膽識和氣魄，是否有戰斗到底的勇氣。說到底，是對企業的心理素質的一個考驗。”
通過這次應訴反傾銷，廈華對此有了成熟、理性的認識。廈華品牌推廣部副經理孫光榮對記者說：“現在想想，我們過去對反傾銷的認識，就像一個嬰兒。”他說，別人打過來了，不懂得怎樣在遵守游戲規則的前提下去還手，只會任人宰割，應訴反傾銷之后，我們明白，反傾銷其實是用來保護自己的一種手段，誰懂得這個游戲規則，誰這個規則玩得好，誰就可以用它來保護自己。所以關鍵是我們要掌握這個規則，整天只是義憤填膺，民族情緒高漲，無濟于事，我們要學會這個規則，我們同樣可以運用它來反傾銷別人。
“其實對手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可怕，”李永補充道，“再大的對手也可以跟他試一試，沒關系。中國人個子小，人家個子大，但他不靈活。你就給他玩轉圈，再大的個子都玩得了它。”
如今在廈華公司里，大家都知道一句話“要把應訴反傾銷當飯吃”，這句話是廈華總經理郭則理在勝訴之后，說給員工的一句話。
東方打火機 把西方點亮
“我們喝的是當地最有名的紅酒，大家一起慶祝，感覺應訴反傾銷是我們這個行業的大事，成功的喜悅真是無法形容。”
——溫州東方打火機有限公司總經理李中堅
與溫州其他打火機企業相比，溫州東方打火機有限公司選擇的單獨應訴這條路，在一些溫州人眼里，顯得有些另類。
記者在10月14日上午見到了該公司總經理李中堅的時候，他告訴記者，他昨晚剛從歐盟參加一個中歐雙方官員參加的反傾銷高層論壇會回來。作為溫州唯一的一家單獨應訴的打火機企業，他應邀參加了論壇。他非常興奮地告訴記者，就在這個會上，他接到口頭通知，他的公司已經獲得了市場經濟地位待遇。
那一天是10月8日。當天晚上，就在布魯塞爾，李中堅和董事長李中方請了當地的30多個華人喝酒，“我們喝的是當地最有名的紅酒，大家一起慶祝，感覺應訴反傾銷是我們這個行業的大事，成功的喜悅真是無法形容。”
本來東方公司是和溫州打火機企業站一個隊伍里，準備一起抗辯的，外經貿部領導希望東方公司能夠代表溫州打火機企業站出來單獨應訴，“當時我們壓力很大，如果我們站出來，就意味著我們脫離了這個行業團體。”
溫州打火機企業普遍認為，他們并沒有傾銷，更談不上對進口國相關產業產生損害。如果東方打火機廠站出來單獨應訴，就等于默認了傾銷行為。
經過反復思考和研究，東方打火機廠決定站出來單獨應訴，“只要有一個企業贏了，就說明我們國家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有一些企業先行了一步，真正不成，別人沖過來了，哪怕犧牲也要頂一下。”
隨后，外經貿部領導石廣生親自到東方打火機廠視察，鼓勵東方積極應訴。
9月底，東方打火機廠填寫了市場經濟地位調查表，9月9日，歐盟官員到東方核查。精明、能干的溫州人利用歐盟官員核查的機會，巧妙周到地安排了一些細小的活動，讓歐盟官員不經意間見識了在溫州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和經過改制的國有企業。“這樣，歐盟官員對溫州的市場經濟環境有了一個感性的認識。”李中堅為自己的細心稍有一絲滿意。
李中堅的苦心還沒有完。10月2日，李中堅接到邀請，代表溫州打火機企業去歐盟參加一個反傾銷的高層論壇，“我意識到這是一個好機會，我正好利用這個機會，讓歐盟的其他官員了解溫州的打火機行業和市場環境。其實當時我暗想，在這個會上，要把市場經濟待遇拿下來。”
李中堅在這個論壇會上作了題為《為何溫州打火機是市場經濟下的產物》的發言。他用生動的比喻向到會的官員講解了溫州打火機和一次性打火機的區別，同時層層剖析了溫州打火機為何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他向歐盟官員說明，溫州打火機不但沒有傾銷，更沒有造成損害威脅。
會后一位歐盟官員和李中堅交換意見，他問李中堅，為何94年美國CR法規出臺的時候，你們不抗辯？李中堅笑著回答他：“那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打火機是一個新興行業，那時我才3、4歲嘛，哪懂什么WTO規則？哪里知道能申訴？”歐盟官員回答李中堅說，這是國際法規，做生意的應該都懂。李中堅說：“別著急，我先跟你們打了招呼，接下去我還要跟美國人應訴。”
李中堅的發言起到了預想的作用。第二天，歐盟官員口頭通知他，他的公司已經獲得了市場經濟待遇。
回想四個月來應訴的過程，李中堅坦承心理壓力很大。他說應訴取得成功的關鍵是要有一個規范的財務管理，歐盟核查的材料很細，許多細節都不會放過。比如原材料的來源，如果是國有企業生產的，他們就懷疑你是計劃調撥的，你就要給出一個充分合理的解釋和相關材料證明，它是按市場價采購來的。總之你的每一個觀點，都要有充分的支撐材料來證明你是在市場化的環境中運作、生產的。
李中堅說，其實溫州許多企業完全可以達到國際化的管理標準，只是我們不太懂游戲規則。
11月28日，歐盟官員初步預定到企業核查傾銷幅度。
李中堅還有一段路要走。
溫州煙具協會 三人抗天下
與廈華引領中國彩電業應訴反傾銷的一波三折相比，溫州打火機企業面對歐盟“CR”法規和隨之而來的反傾銷，表現出了團結一致、協同作戰的勇氣。而民間協會組織溫州煙具協會，則是這種團結最重要的紐帶。
生長在體制外的溫州煙具協會，成立之初曾遭到多方面的反對。但就是這個差點被扼殺在萌芽中的民間行業協會，現在已經成為了中國行業協會組織協調企業應訴反傾銷的范本。
歐洲之旅
去年10月，溫州煙具協會得知，歐盟衛生與消費者保護協會正在仿照美國擬定“CR”法規，對中國打火機進口實行技術壁壘。協會當即召開緊急會長會議，參會企業一致達成共識，必須進行抗辯，阻止這一法規的出臺。
2002年3月21日，溫州煙具協會組成了以“李堅、黃發靜、林山榮”為代表的三人抗辯團，與中國外經貿部的4名官員一道遠赴歐洲游說，抗辯“CR”法規。這次針對歐盟的反傾銷抗訴之旅，后來被媒體稱為行業協會發揮作用的“經典案例”。
作為三人抗辯團的成員，黃發靜既是溫州市日豐打火機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又兼任溫州市煙具協會的副會長，雙重身份的他每天都很忙碌，因為不僅要經營、管理自己的企業，更多的時間還要用在組織溫州市眾多打火機企業應訴反傾銷調查案上。10月15日，黃發靜剛剛回到溫州，他是到北京和律師商談有關反傾銷的事去了。他對記者表示，詳細情況現在還不便透露，因為案件仍在進行當中，不過他們已聘請了律師，正在做全面的調查。
“這沒什么，人家都打到你家門口來了，你總得抵擋一下子吧，”黃發靜回想半年前那次艱難的“抗辯旅程”時，顯得很平靜，也很有信心。
“出去談判的時候，很多記者問我，你們勝訴的把握有多大？我跟記者說，我今天出去交涉，到底能不能贏，我沒有大的把握。但有一點，我今天能夠踏出國門，踏出這一步，本身就是勝利。起碼說明我們中國人醒悟了，中國的企業家醒悟了，我出去跟你談，是準備遵守WTO的規則，如果不遵守規則的話，我不需要跟你談。第二也說明我們溫州的企業家在拼命的學習，也知道了WTO的規則，也知道了怎樣去遵守游戲規則。”黃發靜說。
對于到歐洲抗辯的那段經歷，黃發靜有一點深刻的感觸是，歐洲政府官員與企業溝通非常及時和密切。“我們當時在歐盟CEN(歐盟標準化委員會)總部布魯塞爾剛談完，立即飛到下一站去談，我們發現我們的對手已經很清楚的了解了我們的意圖和剛剛結束的談判內容。”
“同樣，中國企業應訴反傾銷也離不開中國政府的支持，否則會一事無成。你想啊，如果沒有外經貿部官員同行，我就是到了歐洲，也很難見到歐盟官員。”黃發靜說得坦率而直接。
應訴到底
2002年6月28日，歐盟發布了對溫州打火機立案反傾銷調查的公告。
溫州有近500家打火機企業，出口近5億只打火機，占國際市場的70%份額。溫州生產的打火機是金屬外殼的結構，它的性能遠遠高于一次性打火機，歐盟把一次性打火機與可充氣金屬外殼打火機混為一談，統統加以抵制，這種做法極不公平。
針對歐盟這一公告，溫州16家打火機企業毫不猶豫的一起應訴。煙具協會經過和有關法律專家分析、磋商，制定了進行產業無損害抗辯的策略。
“我們不會把自己當作案板上的肉，任歐盟委員會去剁。不應訴的話，就說明缺乏出息，就會受到懲罰性的判決，那是對我們非常不公平、不利的，就等于你主動放棄了國際市場，后果不堪設想。”黃發靜說。
很多行業的企業在集體反傾銷應訴過程中，往往會因應訴費用而產生分歧。但此次參加應訴的16家溫州打火機企業對于應訴費用的分攤，并沒有太多的爭論。由溫州煙具協會會長、副會長這些龍頭企業帶頭，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對于出資的多少，沒人爭執得那么細。對于媒體提出的溫州打火機企業16家抗辯，其他中小企業可以搭便車，將來應該有個費用分攤問題，溫州人似乎并沒有把這當一回事。
“作為我們這些溫州打火機的龍頭企業，要自覺維護整個行業的利益，不僅僅是打火機行業，溫州其他行業也一樣，是比較團結的，開放的意識也比較早。通俗點說，有時做事出資、出錢，我們不會把錢看得那么重。”黃發靜說。
對于還在進行中的應訴反傾銷，黃發靜相信勝訴率很大：“不管輸還是贏，我們都會打到底。我們贏要贏得徹底，輸要輸的光彩。如果真要輸了，無非是出于兩個方面，一是我們的理由還不能駁倒歐盟的理由，第二我們會徹底的反思自己。輸了沒關系，跌倒了我可以爬起來，我可以重新做，盡管會做得更辛苦些，但我會做下去。”
黃發靜堅信，有理走遍天下，哪怕最后失敗，他相信還會有后來者。-
迎戰反傾銷 我們能做什么
自1979年歐盟對中國糖精和鬧鐘提起反傾銷指控以來，截至2002年3月底，已有29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出口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422起，涉案金額累計超過百億美元，位居全球之冠。
為什么中國的出口商品受到的反傾銷調查數量居全球首位？一方面，這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企業在國際商場競爭日益激烈，迫使各國政府采取技術手段來保護本國市場有關；但是，更為重要的原因是，轉型中的中國被很多國家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以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標準來判定中國商品的傾銷與否。
在這種情況下，迎戰反傾銷，是中國企業必須做出的選擇。
企業的對策
古語有云：“來而不往非禮也”。在開放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的市場經濟把國內企業推到了殘酷的全球大市場競爭洪流中，對于很多尚未完全適應國際通行規則、慣例的國內企業來說，沒有準備的時間。
面對貿易壁壘的調查、指控，選擇只有兩種。應訴——無論是否取勝，至少還有機會；逃避，則只能完全喪失國外市場。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前，外經貿部進出口公平貿易局的統計數據表明，1994年以前，雖然外國出于貿易保護的申訴調查每年均有，但中國企業的應訴率幾乎為零。一塊塊國外市場，就這么白白失去！
1994年，外經貿部發布“誰應訴、誰受益”規定以后，國內企業自覺應訴率逐年上升。據統計，上世紀80年代國外反傾銷調查初現時，案件應訴比例只有30%，而如今涉及美國和歐盟的案件應訴率達100%。
事實證明，面對反傾銷調查，積極應訴是企業的最佳選擇。當企業能夠積極看待反傾銷指控時，常常能發揮出意想不到的促進作用。在采訪中，所有參與反傾銷應訴的企業對于取得的成績，共同的總結就是：要想打贏這樣的官司，企業必須積極應訴，同時，要能夠靈活利用國際慣例、國際規則和WTO規則。
行業協會的作用
外經貿部進出口公平貿易局調查專員尚明曾明確地指出，目前我國應訴反傾銷的機制是通過進出口商會來組織協調相關企業的共同利益。這樣的體制有兩個好處：一是商會和企業一起來打政策官司，即一起抗辯非市場經濟，另外一個就是企業可以分攤律師費用。尚專員特別寄希望于正在發展壯大起來的行業協會，他希望將來行業協會能夠配合進出口商會發揮作用。
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余暉也通過研究指出，WTO的調節對象是各成員國的外貿行為，而協會組織是在有差別的國內法律體制下，以其會員企業的競爭和合作行為為調節對象的，而且可以作為會員企業的代表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國際貿易。也就是說，它并不接受WTO規則的直接管轄，由此它與政府的功能有著天然的區別。因而行業協會在國際貿易中將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因此，我國很多專家學者呼吁：解決貿易摩擦的希望在行業協會。
但事實上，目前我國的許多行業協會并未起到應有的作用。
“關鍵就是領導者是政府任命的而不是企業推選的。行業協會要由官辦機構逐步轉為以企業為主體的自治機構，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說，協會的決策者要由企業來推選，這樣才能吸引更多的企業作為成員。”廈華的李永分析目前的行業協會起不到作用的原因時，這樣指出。
溫州煙具協會在整個溫州打火機企業抗訴歐盟反傾銷的過程中所成功扮演的引領者角色，充分地發揮了行業協會在組織、協調企業應對反傾銷訴訟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這恰恰證明了，生長在體制之外的民間行業協會，是有能力樹立威信，協調企業的共同行動。
余暉總結了行業協會的五種作用：價格協調、收集產業數據并游說政府、反傾銷申訴中的提訴人、幫助企業應訴、參與反傾銷預警體系的建立。
政府的角色
在應訴歐盟反傾銷案件中，連續保持16起大案勝訴記錄的比利時布魯塞爾VBB律師事務所的傅東輝律師也深有感觸，他說，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中國進出口機電商會的大力協助，律師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很難想象彩電一案會取得這樣一個結果。但傅律師同時指出，應訴反傾銷，企業是主體，政府的參與需要把握一定的分寸。
溫州煙具協會副會長黃發靜認為，政府在應訴反傾銷案件中，主要就是給予企業對WTO規則的指導和策略的研究。同時政府有關部門還應當建立預警機制，幫助企業搜集國外相關產業的信息和發展動態，使企業避免盲目發展，避免對國外同類產業造成過度競爭，及時了解反傾銷情況，以免被動。
在采訪中，一些企業家不約而同向記者提出，目前政府部門和企業間的信息溝通不暢。
“CR”法規即將出臺的兩年前，歐盟即將相關信息通知了有關部門，但是在“CR”法規即將敲定的時候，企業才獲知這個消息。而此時離“CR”法規通過僅僅只有兩三個月時間，導致企業倉促應戰。
事實上，由于中國至今被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或轉型期經濟國家，企業應訴反傾銷的過程中，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對整個體制的認定，而這又是決定一個案子勝訴與否的關鍵，所以政府在其中起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視。但是隨著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逐步確立，政府在解決國際貿易摩擦中的作用將會越來越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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