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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余力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就等著政府令出臺。”11月7日，重慶產權交易所總裁莫景杰言辭之間略顯焦急。
他所說的“政府令”就是《重慶市產權交易管理辦法》。根據此《辦法》，重慶市國 有企業與集體企業的產權交易必須進入重慶市產權交易所交易。
這意味著重慶市1000億元之巨的國有資產存量將在3至5年內在產權交易所進行變現和重組。
賣掉先鋒
急歸急，不能否認的是重慶產權交易所的發展速度已經超乎人們的想象。今年8月9日掛牌成立的交易所在短短的3個月里已經吸納了評估價值高達100億元的存量資產，建成了先進的電子信息及交易平臺，會員的發展、產權交易經紀人的培訓、交易程序與管理規則的制定都已準備妥當。
重慶市產權交易所的發展速度如此之快，有知情人士透露，是先鋒磷肥廠一波三折的產權改革讓政府下了決心。
2000年，南川市經委決定對已局部停產的國有化工企業重慶南川市先鋒磷肥廠進行股份制改造，方案確定為由職工持股并允許工廠原有領導層相對控股。這本是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但在對股權進行定價這一環節上卻出現了無法彌合的分歧：當時該廠的賬面凈資產為1400多萬元，原廠長只愿意出價50萬元購買價值1050萬元的國有股權。這無疑與政府的預期相差甚遠，經過長時間的膠著之后，經委決定改變原方案，對國有股權進行拍賣。
拍賣前，經委委托南川市的評估機構對先鋒磷肥廠進行了資產評估，評估結果為2100萬元。經委以此為依據，貼出拍賣公告，以100萬元為底價進行拍賣，但要求買方必須解決職工安置費用。在應標期內，僅有一個自然人買家應標，并按要求繳納了100萬元的保證金。于是拍賣由競標轉入議標，最終在2000年11月由經委與買方簽訂合約，雙方約定，原廠400多名職工的安置和補償費用約計700萬—800萬元由買方承擔，而且在買方接管工廠后，有優先聘用原廠職工的義務；另外的100萬元為政府收入。
事情在買方入主工廠后發生變化。買方將資金更多地用于生產而非事前說好的職工安置，并為降低成本而裁員。失去保障的工人感到不滿，而原以為控股權勢在必得而又未得的原廠廠長同樣感到了失落，他與工人一起申訴。隨后，先鋒磷肥廠的產權轉讓被作為國有資產流失的典型案例，有關部門成立聯合調查小組對事件進行全面核查，結論排除了南川市政府官員參股持股和暗箱操作的嫌疑，但指出在這一產權交易中存在資產評估不適宜、操作程序不當等問題。比如南川市的評估機構僅有資格評估2000萬元以下的資產，而先鋒的評估價已經超出其評估權限；在進入拍賣程序時，公示時間過短，公示范圍僅限于南川，客觀上限制了其他可能的買家。
南川市經委仍然為免除了暗箱操作嫌疑而大大松了一口氣，接下來的是勸退原買方，解除合約。此時已是2001年9月，買方入主先鋒已有10個月之久并進行了生產投入。可以想見的是解約過程并不愉快，而據經委官員介紹，經委只是返還100萬元現金及利息，并未對該買家有任何補償。
盡管被迫出局的買方正在起訴南川市經委，但南川市經委暫時無暇顧及。對南川市經委而言，更迫在眉睫的壓力來自上級政府。他們知道，先鋒廠的產權必須再次轉讓，而且只能成功。
這一次產權轉讓極其嚴格地按照法定程序逐項進行。資產由重慶市天健會計師事務所最終評估為1900萬元；產權由重慶市財政局重新界定為資產的98％屬國有產權，1％屬集體產權。改制的結果是將先鋒磷肥廠改為先鋒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2002年6月，受委托的重慶市輝煌拍賣公司以2000萬元為競拍底價，在全國性報紙和南川政府網站上發布拍賣公告。
經委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在法定期限內，前四次拍賣公告均無人應標，被迫流拍。依據相關規定，每次流拍后，底價可降低30％。先鋒化工的拍賣底價從2000萬元降至600萬元———這一數字正是南川市經委的心理底限，因為它剛好與先鋒現有職工的安置費用抵消。若低于這一價格成交，政府必須從本已拮據的財政中擠出資金，補足差額，同時也難以抑止工作不力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非議。
直到最后一刻，2002年8月發出第五次公告時，經委才在視野范圍內發現了一個有實力的買家———福建雙贏集團。該集團主要經營化工產品，已在南川收購另一陷于窘境的國有化工企業。結果令雙方滿意：南川將燙手的山芋扔出，證明了政府的清白；雙贏集團以低價格得到了生產線和土地。
對于政府來說，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先鋒職工都得到了妥善安置。“沒有一個上訪的。”主管官員說這句話時的欣慰和解脫顯然發自內心。
但南川市經委的尷尬境地也在此過程中暴露無遺。“我們也有同情心，看到下崗工人沒有保障，我們也難以忍受。可是不是我們不想賣出好價錢，而是我們做不到。上級部門有壓力，職工也不理解，地方財政又緊張，我們的余地實在太小。”一位官員長嘆一聲。
三大瓶頸
先鋒廠并非特例，相似的情況在中西部地區屢見不鮮。
對此，交易所總裁莫景杰深有體會卻也無可奈何，“在深圳進行的國有資產轉讓，可能是賬面凈資產1000萬元，評估2000萬元，成交3000萬元；而在重慶，這一順序更多是倒過來的———賬面凈資產1000萬元，評估500萬元，成交300萬元。”
究其原因，在于三點：
首先是有限的社會接盤能力的制約。產權交易市場的資本供給方即國有資產的潛在買方可以大致分為四類：本地資本、外國資本、東部民營資本、MBO(企業管理層購買股權)。
相對于其他三方，本地資本有更充分的動力去購買國有產權，但與其他西部地區一樣，重慶承受著初級產品低價輸出和加工產品高價流入的雙重損失，處于“積累資金不足—產業結構老化—勞動生產增長率緩慢—人均收入水平低—資金供給能力小”的惡性循環之中；同時，身為老工業基地，國有經濟成分長期支配著絕大部分的社會資源，民營資本的成長空間有限，資本積累薄弱。受購買力的約束，在公開市場上，本地資本的出價和購買規模都不能滿足產權供給方的需求。
外資無疑是最具吸引力的。但目前以深圳、上海為代表的東部沿海地區已紛紛以更搶眼的面目吸引外國戰略投資者，開放領域搶先從一般競爭性領域擴展至銀行、保險、公用事業等壟斷領域。而對外資而言，無論從戰略上還是資產質量上考慮，西部地區投資環境的吸引力都整體弱于東部。
同樣，東部民營資本也為東部地區所圈定，他們的龐大購買力將首先被東部的國有資產消耗。
至于管理層收購，并不被認為是國有資產變現的必要方式。而由于融資條件的制約，目前MBO也很難在國內公平競價的機制下普遍實施。因此，很難期待原有企業管理層成為國有資產的主要買方之一。
國有資本的退出與非國有資本的進入可看成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一旦在資本市場上找不到投資者來接盤，國有資本的退出只能是單方面的意愿和行動，難以真正實現。
其次是冗員安置障礙。重慶市在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數量龐大，在這些國有企業里工作的職工為數眾多，一旦國有資本退出，誰來支付這筆巨額職工安置成本，將成為最突出的問題。出于政治安定的需要，地方政府常常將職工的安置、社會保障基金的補足列為第一目標，并以職工是否上訪作為產權交易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在許多情形下，買方并不情愿承擔這一成本，交易的談判難度將增加。
再次是國有企業的債務負擔。如果籌集不到解決國有企業債務的巨額資金，國有企業退出的可能性將大打折扣；但如果將債務負擔攤入國有資產的價格中，又會抑制購買方的購買欲望，進一步降低對國有產權的需求。
可以看到，重慶產權交易所面臨的真正挑戰來自于經濟發展相對滯后造成的產權供給遠大于資本供給，使得產權交易市場成為買方市場；國企沉重的債務和冗員負擔又進一步增加了產權轉讓的難度，抑制了資本供給方的購買欲望。而這一現實將直接影響到產權交易的定價機制———在買方缺位時，國有產權被迫以較低的價格出售將不會僅僅是個別現象。
在產權交易市場沒有成立時，國有資產若以低于凈資產評估的價格出售，主持操作的政府官員和企業領導會被認為無能，甚至難脫暗箱操作的嫌疑；但產權交易市場的成立并不意味著萬事大吉，國有產權或集體產權的代理人雖然可以免責，但當產權以低價成交時，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原則仍然受到損害，隱身的產權賣方——產業工人仍會因為自身的權益受到損害而質疑政府。
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
解決之道
對于產權市場的供求失衡，無論是產權交易所還是地方政府都有著切膚之痛。為了增加產權供給方的吸引力，《重慶市產權交易管理辦法》呼之欲出。在此《辦法》中，重慶市不惜動用政府的強制力量明確規定：重慶市國有企業產權交易必須進入重慶產權交易所交易，集體企業產權交易應該進入重慶產權交易所交易；若國有產權出現場外交易，交易將被視為無效，工商、財稅、國資、銀行等各部門將不予辦理有關變更手續，其當事人將負上行政或刑事責任。除此之外，對其他非公有制企業進場交易，重慶市經委主任余遠牧也表示了歡迎。
但前景并不樂觀。交易所總裁莫景杰介紹，目前登記的100多億存量資產主要來自兩個部門：其中近70億資產由交易所的主管部門重慶市經委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召集而來，基本屬于中小企業，資產質量較低；其余是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重慶辦事處登記的數十億元大型國企的債權和股權。他坦率承認，真正有實力的中介機構和買家并未進場，他們目前的一切工作都只是奠定基礎。
“對產權交易所而言，現在最重要的是兩件事，”產權交易部負責人劉宏說，“第一，政府令盡快出臺；第二，盡快物色到有實力的買方。”劉宏認為前者是保證交易產權的供給和質量，后者是與買方需求對接，促成幾筆大交易，通過示范效益，吸引投資者大量入場。
許多機構則正在場外悄然觀望。與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相比，同樣承擔著大量國有企業債轉股任務的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則較為謹慎。據信達重慶辦事處投行部的負責人透露，他們一直在關注事態發展，并派人參加交易所的經紀人培訓，但以何種方式進行合作，目前仍在進行可行性論證。
除了政府令尚未出臺、各項規章制度也尚未確立之外，信達表達了對更深層次問題的擔心：重慶產權交易所能否吸引大量有實力的買方，形成有競爭力的市場競價？能否吸引有層次的專業機構和人才參與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有效地提供高質量的資產評估、財務顧問等中介服務，而不僅僅是產權交易的初級匯集和登記？信達希望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其中，同時扮演交易產權的自營者和投資銀行機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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