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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三角洲的較量
□王志綱(深圳)
最近10年間，我國平均每年新增小城鎮800個左右，每年轉移農村人口1000萬人，10年中有超過1億的農村人口落戶小城鎮�？梢灶A見，在未來二三十年的時間里，中國的城鎮城 市化水平將由目前的近34%左右提高到50%，也就是說，將至少有一半人住在城市里，古老的三七開的城鄉格局將被徹底打破，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將步入城市化國家的行列。
這將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變革和轉型。中國的社會要進步，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要提高，離不開城市化的推進；困擾政府已久、尾大不掉的“三農”問題要徹底根治，必須通過城市的擴張來解決；中國的區域經濟板塊要騰飛，更是離不開城市體系的重構和優化組合。越來越多的人已經開始意識到，未來中國的經濟版圖，將不僅僅是企業間的較量，更是日益興起的城市群之間的角逐。“80年代看廣東，90年代看浦東”。這曾是上個世紀后半期廣為流傳的一句順口溜。今天，當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厚積薄發、日益崛起的時候，珠江三角洲的經濟怎么發展？如何看待廣東今后的地位，看待長江三角洲的崛起，以及長三角與珠三角之間的相互關系？這一連串的問題，既涉及到意識形態，更關系到21世紀區域經濟發展的基本思路和戰略部署。欲破解這層層經濟格局之謎，只有把目光投向城市中國的大背景，才有可能找到一條更為清晰的道路。當經濟發展到需要用“有形的手”來調控“無形的手”的時候，需要“有形”和“無形”這兩只手統一整合的時候，“無為而治”這條路就走不通了，它的種種弊端也就顯現出來了。
兩個三角兩種手勢
目前，國際上已經把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城市帶視為世界六大城市帶之一。它們分別是：以波士頓和華盛頓為核心的美國東北部城市帶；以多倫多、芝加哥為核心的加拿大和美國之間的大湖城市帶；以東京為核心的從東京、橫濱到大阪的日本城市帶，以倫敦為核心的從倫敦到曼徹斯特的英國城市帶和以阿姆斯特丹、魯爾區、巴黎為核心的西北歐城市帶，還有就是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城市帶。顯而易見，在新一輪城市經濟的競爭中，尤其是在城市體系內部的分工協作上，無論觀念還是實踐，珠三角都已經比長三角慢了半拍。珠三角城市帶要想真正成為一個具有國際都市圈雛形的經濟群落，在整個發展思路和城市間的彼此定位上必須有根本的變化。
首先，要改變過去那種小國寡民、自給自足、自我循環的城市發展理念，必須重新洗牌。即使是香港，也不能總是就香港本身來談香港，一味地強調自我消化，還是一個小而全、大而全的自我循環思維。試想一下，如果香港沒有廣闊的內陸腹地，沒有業已全面形成的與內地的經貿關系，沒有與珠三角在產業結構上的互為補充，沒有一個大華南經濟圈的意識，根本沒法想像它的發展空間。
當然，犯這種錯誤的不僅是香港，幾乎所有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都有這個毛病，佛山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不久前，廣東省終于提出要整合順德、南海打造大佛山，把佛山建設成為廣東省第三大城市。記得10年前，當時伴隨順德、南海等地的撤縣設市，各自為政的趨勢愈演愈烈。佛山市顯得日益窘迫，說嚴重點其實它的號令范圍也就是一個佛山城區。怎么辦？佛山的發展只有兩個選擇，要么承認諸侯割據的現實，自斷羽翼，要么逆勢而為，削藩整合，就是把佛山變成大佛山，讓順德、南海成為一個區，這是一條積極的出路。但在當時，這條路根本走不通。結果是，我們看到了一個現代“周天子和各路諸侯演義圖”。佛山搞一個體育中心，順德也搞一個，這邊搞一個大學，那里也在準備，資源耗散，誰也吃不飽，根本達不到現代城市應有的集聚效應。像佛山這種例子，在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尤其是縣級市的城市化過程中很多，到處都出現了重復建設的敗筆。由于沒有城市分工協作的眼光，都只想自身的現實利益，城市資源無法實現很好的配置，相應的城市功能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體現。
話說回來，這與廣東的傳統有關。改革以來，廣東歷來是習慣于無為而治，這一點在改革開放初期，優勢是很明顯的，它體現了民間草民階層的創業特點，就是“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由此也形成了珠三角小城市的活力。但凡事都有兩面，正由于政府是無為而治，雖然當初對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起了很大作用，但到了今天，隨著改革的深化，就出現了很多的錯位。當經濟發展到需要用“有形的手”來調控“無形的手”的時候，需要“有形”和“無形”這兩只手統一整合的時候，“無為而治”這條路就走不通了，它的種種弊端也就顯現出來了。
計劃經濟不發達，看起來是壞事，但在市場經濟的早期卻是好事。自由放任是廣東搞活經濟的必經階段，但絕非永遠過程，更不能形成“無為而治萬能論”。廣東經濟進入90年代以后，問題出來了，由于沒有解決好“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之間的關系，政府調控乏力，經濟產業結構失衡，社會普遍崇尚投機。因此，有人形容廣東是強勢民間、弱勢政府，而上海和華東的情景則恰恰相反。拿華東跟廣東相比，也就是10年工夫，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長江三角洲長成了一個經濟巨人。上海除了中央的強力支持之外，應該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背后還有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對比這兩大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是一個非常值得華南經濟學者思考的問題，也是應該引起中央高度重視的問題。長江三角洲之所以后來居上，蓬勃發展，就在于它充分發揮了“有形的手”的作用。今天來看，上海在與周邊區域的經濟分工、生產力配置、城市功能的定位上有許多值得珠三角思考的地方。
說到城市體系的構建，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在計劃經濟的格局下，上海、江蘇、浙江本來都是各自獨立的省級行政單位，但現在不僅江蘇，浙江，甚至江西，都想成為上海老大哥的小兄弟。這是為什么？這就涉及到區域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圈中各個城市和區域的定位和發展思路了。
舉例而言，上海的城市定位已經非常清晰，就是要成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從而帶動長三角地區和整個長江流域經濟的發展。因此，上海的輻射半徑非常廣泛，整個城市規劃根據車程制造了四個半徑的區域概念：一是半小時車程輻射區，二是一小時車程輻射區；三是兩小時車程輻射區；四是四小時車程輻射區。所謂半小時車程輻射圈，就是以上海的人民廣場為中心，輻射到上海各區的每個角落，上海市區之間的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交通網絡的布局都以此為依據；一小時車程輻射圈已經到了周邊的蘇州、嘉興等地區；二小時車程輻射到南通、常州、無錫、杭州、寧波等地；四小時交通圈已經包括了南京。這10年，上海圍繞著這么一個區域的概念做城市規劃，結果把整個長江三角洲都給規劃進來，把長江三角洲7000萬人口都給覆蓋了。這個思路出來以后，使得江浙一帶整個物流、人才流、資訊流，都來與上海進行相應的對接�；剡^頭看珠三角，整個華南地區的規劃顯得有些捉襟見肘，城市交通建設常常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因此，珠三角急需有一個強力政府來整合各路諸候。像佛山就是一個典型，與其讓一些小諸侯來耗費資源，還不如搞一個大佛山。這也符合城市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還有廣州與香港這兩個中心城市，能否走出自我循環，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把大上海的發展思路對比大華南，如果我們真的能按照華南經濟圈和國際城市群的思路來進行功能配置的話，很多問題便容易解決了。這時候，誰能夠成為城市經濟時代的心臟起搏器，誰就能夠占據制高點。上海已經起到了長江三角洲心臟起搏器的作用，但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區還沒有哪個城市能夠起到這個作用，廣州還不行，“學歷”還不夠，比香港還差一點，香港單獨也不行，而廣州要與香港結合起來，這個區域經濟的心臟起搏器才能發揮作用。香港就相當于上海的陸家嘴，而深圳、珠海就相當于浦東開發區一樣，至于沿線地區的港口碼頭就相當于上海的港口。廣東其它地區如珠三角地區的加工產業，就相當于昆山、蘇州，如此一來，就構置了一種新的區域經濟關系，城市之間的功能定位都容易理清楚。這個思路之所以可行，還考慮到政治方面的因素。
經營城市：長三角先聲奪人
當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水平超過30%時，城市化水平便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時期。我們的城市管理者和建設者都面臨一個全新的課題，即怎么從建設城市、管理城市過渡到今天的經營城市。建設城市大家都懂得，建設城市找市長，哪個地方修了一條路，哪個地方建一棟高樓，統統市長過問�，F在有很多市長就喜歡搞政治工程，動輒大興土木、舊城改造，這是很初級的標準；中級水平就是在管理城市上比較到位，把一個城市搞得像一個花園，像東北的大連、廣東的深圳，在城市管理和城市經營的探索上都很有特色；但是城市發展到了今天，更多的市長開始全面地考慮如何提高城市競爭力，使城市最大限度地增值的問題。
這方面上海是一個范例。一個城市經營得好，其對資源的配置和周邊地區的輻射力非同一般，小則帶動周邊的經濟齒輪，中則形成一個大區域的首位性城市，大則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與其它區域的城市經濟帶形成分庭抗禮的格局。所謂的大上海引領中國，就是因為大上海把自身的城市經營當成一個龍頭來做，結果帶動了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發展。在這個背景下，廣州和香港分別是華南經濟圈的兩大中心城市，怎么經營好自己，怎么確立各自的角色分工，怎么在國際平臺上形成你支持我、我支持你的互動格局，按照城市體系的構架來體現經濟輻射效應就至關重要。
經營城市的課題可以說才剛剛開始破題，有一個簡單的道理，很多人還沒有弄明白。所謂城市，亞里士多德早在2000多年前就說過，人們之所以愿意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城市的環境和所營造出的生活方式越有吸引力，有頭腦和有資本的人才就越愿意聚集過來。為什么有的城市天天招商引資卻總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有的城市卻通過打造環境“招智引商”，巧妙地贏來了源源不斷的海外資本呢？思路決定出路，用一句大寨時期的話來形容，就是“先治坡”還是“先治窩”的問題。
上個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香港資本大量涌入近水樓臺的珠江三角洲，造就了珠三角的經濟奇跡。到了90年代末，臺灣資本接踵而至，僅江蘇一個小小的昆山，據說臺商就有30萬之眾，這還不夠，現在廣東東莞的臺商也紛紛開始在長三角安營扎寨，廣東省政府為此非常著急。講政策、講讓利、講區位，珠三角都不比以上海為代表的長三角差，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原因就在于，多少年來，在人們的習慣思維中，一直是先治坡，后治窩，也就是先生產，后生活。但當中國的人均GDP突破800美元，從溫飽進入小康的時候，整個社會和城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變成了先治窩，后治坡。首先，如果是在創業初期，投資者是先生產，后生活，而到了今天，人們越來越看重城市的軟環境，追求舒適、良好的生活形態，也就是先治窩，后治坡，只有安居才能樂業。這一點，長三角良好的生活環境占盡了優勢。其次，長三角的規范化服務和相對良好的制度環境也吸引外資的轉移，相反，珠三角的市場經濟靈活有余，規矩不足，善于變通也意味著無序，無形中增加了交易成本；其三，珠三角最大的問題在于這些年城市化的進程中，缺乏經營城市的意識，大城市盲目攤大餅，中小城市急遽膨脹，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結果城不像城，村不像村，產生治安、交通等很多問題，難以管理。所以，越來越多的投資者把目光投向長三角，尤其是臺商，更愿意把家安在上海，工廠設在昆山，前店后廠，家屬安排好，高智力人才也愿意來這里，生產生活兩不誤。
所以在長江三角洲，工廠開到了昆山，服務的店就開在上海，由此帶動了上�，F代服務業的大發展。不像珠江三角洲，城市經營還是比較粗放，大家坐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然后關起門來做土皇帝，城市的硬環境和軟環境都較長三角略遜一籌，肯定會影響到外來資金和人才的進入。這就是“先治坡后治窩”還是“先治窩后治坡”所造成的不同后果。
戰略先鋒：珠三角保持本色
那么，也許有人會問：與日益崛起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圈相比，珠江三角洲是不是真的要不可避免地走衰了？廣東還有它的優勢嗎？要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先考察一下廣東的歷史。
從歷史上看，廣東人主要有三次北伐。最早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五口通商，上海開埠，廣東結束了外貿獨占的歷史，大批的廣東人遷移到上海，也就是說，上海開放以后，它的商業支柱不是寧波幫，而是廣東人、潮汕人；第二次是政治北伐，就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北伐革命；第三次北伐，則是改革開放之后，從粵人經濟的北上到粵人文化的北上。縱觀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廣東人不斷給內地洗腦的過程，以珠三角為代表的商業文明開啟了內地市場經濟的閘門。這幾年北京的房地產市場放開以后，大批的廣東發展商紛紛北上，一浪高過一浪，第一波就有廣東好幾個超級大盤地產商，包括合生創展、萬科、中海等等，都打著粵軍的旗號往北京跑。由于粵商的介入，用不了五年、十年，北京的城市建設一定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北京人也會像廣州人一樣享受很好的居住文化、居住社區。這里不是說廣東人聰明，而是說廣東人更像一支商業北伐大軍，盡管他們主要是以逐利為目的，但在逐利的同時，也把一種商業文明傳遞到北方。而且要看到，以廣東為代表的商業所傳遞文明的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廣東向北方輸送先進的商業文明形態，也是一以貫之的。
還有一點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那就是在文化領域，最典型的是傳媒產業，北方也正受著南方的影響。中國的傳媒只有兩個中心，一個北京，一個廣州，廣州的傳媒業之發達，一點也不亞于北京，廣州的媒體從《新周刊》、《南方周末》到《21世紀經濟報道》，到《南風窗》，都是輻射全國的。這些媒體能保持全國性影響，曾經歷過一場有趣的轉換。早期內地人看廣東媒體，關注的是廣東鮮活的故事，因為那時廣東是開放熱點。但到了后來全方位開放，純粹的新聞走不通了，廣東媒體自覺實施了一場深刻的產業調整，把自己變成了文化和資訊的加工廠，把全中國的素材收集過來，再用廣式月餅的方式把它加工，賣給全中國，照樣火爆。現在，廣東的媒體從業人員紛紛北上，給北方的媒體帶去了新的觀念和商業操作模式。而這一切還只是剛剛開始，大部隊還在后頭。
其實，廣東的商業文明之所以有強大的沖擊力和影響力，本身就是粵港一體化聯手的產物，正是因為背靠香港這個發動機，才保持了廣東經濟20多年的長足發展。另一方面，廣東在中國未來的經濟版圖上的地位依然不可小看。就在不久前，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中外合資項目——中海殼牌石化歷經十幾年的艱苦談判，終于落戶惠州，總投資43億美元。項目一旦投產，據有關方面測算，其每年所帶動的工業增加值將占到廣東省年工業增加值的一半，惠州將成為繼美國休斯頓、荷蘭鹿特丹、新加坡后的世界第四大石化城。由此，廣東的經濟分量可見一斑。廣東人最大的特點是敏于行而拙于思。他強調一種商業精神，很務實。正是這個特點，所以在第一輪改革開放中，廣東能夠先行一步，放開搞活，再加上背靠香港，一衣帶水，以港為師，使珠三角成了中國市場經濟的搖籃。許多政府官員都有自己的特色辦法來搞活經濟，出現了廣東四小虎各不相同的發展模式。但需要強調的是，如果把珠三角與長三角放在一起比較的話，廣東最需要補的一課就是在“敏于行”之外，還要“勤于思”。
回首廣東20年的改革開放，的確為中國貢獻了很多的東西，未來廣東也還是有這個“市場需求”。但有一個前提，就是各界一再討論的粵港一體化。要想解決好一體化的問題，主要取決于三個方面：第一，香港畢竟一國兩制，它要充分地行使主權，我們不能夠強迫人家來跟你一體化。但從客觀上看，目前香港的經濟形勢不景氣，可能會促使它加快考慮要不要與廣東聯合，畢竟粵港一體化就意味著與珠江三角洲這個廣大的腹地綁在一起，是好事；第二，粵港一體化這個經濟直通車能不能掛上檔。目前出現了許多問題，包括一些很難消化的東西，香港廣東都不知道該怎么辦。第三，還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在里面�；浉鄣囊惑w化是對一國兩制充分的發揮，對臺灣的示范意義自不待言，涉及到中央決策層全局的考慮。
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在城市中國已經到來的今天，廣東和香港更需要開闊視野，不能再你吹你的調，我唱我的號，而應該聯起手來，著眼于打造世界級的華南城市圈。惟有如此，廣東才能在中國未來的經濟版圖上，再一次扮演戰略先鋒部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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