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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章敬平 何江濤 趙義
2002年11月8日9時，81歲的中國共產黨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向世界宣示，這個陣容最龐大的世界第一政黨，將在新的情勢下，經由層面眾多的創新，締造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在結束對毛澤東鄧小平諸先輩一分鐘的默哀后，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江澤民開始演講。被認為將決定中共在21世紀興衰的“十六大”，終于在海內外長時期的關注中掀起了她的“紅蓋頭”。
中新社用10個字，向海外華人社會解讀了2.7萬多字的政治報告：文中有新意，更顯生命力。論據之一是報告中隨處可見的“新”字。據不完全統計，題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政治報告中，有90多個“新”字，且都在一個個關鍵部位閃現，為這份“開啟世紀之門”的報告渲染出一片新意。
觀察家認為，這樣的解讀固然熱鬧，但只是表面意義上的“新”，尚不能涵蓋更深層次的觀念之“新”，譬如，徹底擺脫舊的思想束縛，首次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承認保護合法的非勞動收入。
縱覽當日全球輿情，共識只有一個：十六大報告充滿新意，且寓意深遠，勾劃出新世紀的中國及其執政黨的新形象。
21世紀新“一大”
2002年11月6日傍晚，央視附近的梅地亞酒店，履新不久的中宣部部長劉云山，在十六大新聞中心的招待酒會上頻頻舉杯，歡迎中外新聞記者。
截至當晚6時，1375名中外記者報名參加采訪“十六大”，創下中國共產黨黨代會海外記者人數新紀錄。俄羅斯官方通訊社俄通社塔斯社派出5名記者，參加“十六大”的報道，從莫斯科返回北京的“十六大”代表、《人民日報》駐俄羅斯記者呂巖松說:“俄羅斯，無論是政府，還是研究機構，或者媒體，都很關注十六大，俄羅斯人關注十六大的邏輯是：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黨代會作出的決議，將對國家政策有影響。他們關注十六大，往往是將大會和中國將要發生的一些變化，以及中國將要奉行的內外政策緊密聯系在一起，俄羅斯人從本國利益出發，希望政策有連續性。”
基于本國利益考量的海外媒體，之所以要主動將中國的聲音傳向世界，很大程度上因為中國的強大。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說:“強大了的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使得海外不得不關注中國。”
一度被視為高層智囊的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吉在受訪《南風窗》時稱，后WTO時代的中國，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國，一舉一動都牽動著世界的脈搏。“這也是海外關注十六大的原因，同時還是十六大的‘新世情’。”
劉吉說，仔細考察十六大的新世情，新國情，新黨情，我們對十六大所表現出的“新”的體認，就能變得更清晰。我們在評價十六大在中共黨史，乃至國際工運史上的歷史地位的時候，就可以恰如其分。
2002年11月8日上午9時零5分，江澤民開始宣讀政治報告的時候，劉吉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間辦公室里，面向長安街，對《南風窗》縱論十六大之歷史意義。“不僅可以和中共七大、十五大相比，甚至可以和中國在1921年建黨相比。”第二天，中央軍委的“喉舌”《解放軍報》刊載《新的里程碑》一文，這篇廣為轉載的文章，字里行間透露出和劉吉一樣的認識。文章用三個“我們不能忘記”，引領讀者回憶了中共歷史上三次著名的全國代表大會：
1921年，在嘉興南湖的一條紅色游船上閉幕的中共一大，把馬克思主義“寫”在中共的旗幟上，中共由此踏上紅色征途；
1945年，在延安楊家嶺那個倚山而建、靠油燈照明的中央大禮堂，中共七大的代表們，以掌聲將“毛澤東思想”“寫”在中共旗幟上；
1997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鄧小平理論”寫在中共旗幟上，標志著中共在新的歷史時期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
文章以假定句式作了一個肯定的判斷：“如果說，黨的七大是迎接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里程碑，黨的十五大是實現跨世紀發展的里程碑，那么，黨的十六大則是新世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里程碑。”或許出于同樣的認知，一些民間人士、媒體記者、基層公務員用興奮的語態對《南風窗》記者說:“中共十六大是新世紀的新一大。”
盡管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并不樂意進行這樣的比擬，但他還是以開放的心態說道:“民間也好，我們各級干部也好，對十六大怎么評價，我認為他們有他們的思考，他們有他們的權利，我覺得應該受到保護。”
“符號”蔣錫培
盡管今天的媒體對“典型”的態度迥異往昔，但希圖舉重若輕的媒體從業人員，還是期待著一個符號性人物的出現，幫他們折射一個歷史性事件。
十六大前后，39歲的蔣錫培就是媒體要找的那個“符號”。蔣錫培，江蘇遠東集團董事長。當他在申請表上“身份”一欄莊重地填上“民營企業家”五個字時，這個13年前癡想著一輩子掙它5萬元錢的鐘表匠，注定要被寫進歷史。“因為我是中共黨代會歷史上第一次純粹以民營企業家身份參會的黨代表。”
2002年11月7日晚，寒風割人臉，在北京東郊的一家四星級酒店，一些沒有黨代會采訪證的記者在伺機“伏擊”棲身其中的蔣錫培。他們感興趣的，不單單是蔣在13年內寫就的偉大的商業故事，更有蔣在起伏沉浮中經歷的中共對私營企業主的態度變遷。
1989年底醞釀創業的蔣，身處其中的環境，對私營企業而言，遠沒有今天理想。彼時，中共對私營企業主入黨設置了“門檻”，公私之間的壁壘較之此前更為堅硬。當他向銀行尋求貸款時，感受到的是不公平的歧視、困惑和艱難。同時，遠東比同類國有、集體企業上交的稅要高出1/3以上。
所有的一切，都在于當時的蘇南地方政要激賞集體企業，而遠東卻是個以民營企業形象出現的“異類”，至多也就是“市場經濟的補充”而已。1992年，嘔心瀝血將“家產”升值到500多萬元的蔣，在鎮黨委書記的勸說下“改旗易幟”。黨委書記聲稱此舉一箭雙雕，既能解決遠東的貸款困難，為進一步發展提供方便，又能利用遠東投資，為當地經濟紓困。百日后，迎著一片反對聲，蔣錫培在改制為國有企業的協議上簽了字。
如此背景下，蔣錫培的“喜極而泣說”就容易理解了。“那天，一聽到當選十六大代表的消息，我情不自禁地站了起來。這是中央對遠東作為民營企業創業的肯定，也是對合法的私營企業主階層的信任。”
2002年11月8日，蔣錫培在人民大會堂親耳聆聽了江澤民的政治報告。江澤民一如他去年在中共80周年的講話，高度肯定民營科技企業、外資企業、個體戶、私營企業主等人才，贊揚他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關于國內外議論紛紛的吸收私營企業者入黨問題，江澤民報告中沒有直接提及，但明確指出: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和落后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吸收除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人和干部以外的其他社會階層的優秀分子入黨，不僅不會改變中共的性質和宗旨，而且會增強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
蔣錫培感慨萬千。
同樣感慨的還有比蔣錫培小3歲的吳奇修，吳是大會主席團成員，198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系，為湖南漣源市石門村黨支部書記，1995年上任后，將一個省級貧困村扭轉為省級富裕村，親歷身邊不少優秀人物成長為成功的民營企業家，卻為入不了黨而苦惱的事。吳告訴記者，在1999年的一個高級別的座談會上，他結合自己村莊里的故事，說私營企業主的優秀分子應該吸收進黨組織。
而今，中共的“大門”向他們開啟了，身處其中的蔣錫培們的感受委實是冬日飲水，冷暖自知。
黨代會報告之后，13年累計交給國家稅收達數億元的蔣，對《中國青年報》的記者說:“我堅信新世紀民營企業的春天已經到來。”
有關人士表示，中共對“蔣錫培們”的態度的轉變，很大程度上在于私營企業主的成長，令人感受到中國社會一種新的改革力量的涌動和生長。畢竟，在計劃經濟的縫隙中，私營企業作為一種民間力量能夠崛起，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樣，中共在13年的時間內更新了“剝削”觀念，完成了這樣的思想涅●，也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蔣錫培的符號意義就在于此。
“分水嶺論”亦屬教條
蔣錫培的符號意義在一些西方報章里，被誤讀了。
在各類別樣的解讀中，英國《每日電訊報》從蔣錫培等有產者當選黨代表引申開來，評論十六大具有分水嶺意義：大會將修改黨章，允許私營企業家入黨，30名富豪參加黨代會，象征著中共傳統學說發生了根本改變。
劉吉對這個評論的評論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教條的、僵化的“馬克思主義觀”。和中國的體制內左派的教條主義，在兩個層面走向了兩個極端，本質上都是一樣錯誤的。
劉吉認為，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觀是從前蘇聯模式克隆過來的，以一成不變的態度，從階級基礎等方面來看待中共所處的環境的變遷。
事實上，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就工人階級而言，傳統意義上的“職工隊伍”概念，早就在市場經濟的途路上開始了嬗變。《工人日報》在十六大的輿論氛圍中，以醒目的標題—《當代工人階級在市場經濟大潮流中的嬗變》，搶奪了眾多“眼球”。
回首13年，所有工薪勞動者的職工概念，外延已急速擴大。不僅鄉下的民工進城了，城里的工人也下鄉了。2002年春天，本刊記者在資源枯竭型城市阜新采訪，目擊了數萬礦工由礦城工人向“現代農民”的轉變。正如城里的農民，在戶籍制度的安排下，雖然不再務農但依舊是農民身份一個樣，鄉下的工人，雖然務農，但依舊是工人身份。
變化就是這樣悄悄行進的。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是變化的外在推力：經濟結構的調整，經濟成分的多元化，分配關系的多樣化，勞動就業的市場化，勞動關系的契約化。
對此，《工人日報》仍然理直氣壯地宣稱：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行經濟結構調整的今天，工人階級的地位并沒有改變。
中國的理論家認為，這就是英國《每日電訊報》等海外媒體不能理解的地方。他們據此在教條主義的思想支配下，妄言中共的新變化。
劉吉說，確實產生了新變化，不過，此“新變化”非彼“新變化”。此新變化是，知識分子、公有制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技術人員以及受聘于非公有制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和技術人員，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壯大了工人階級的隊伍。
仍舊是《工人日報》的解釋：就公有制企業和受聘于非公有制企業的經營管理者來說，他們多數掌握了較先進的現代經營管理知識，具有現代經營管理經驗，在21世紀的今天，他們也都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超越傳統的勞動價值論
與五年前十五大報告的含蓄不同，江澤民在十六大政治報告中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要尊重和保護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會的勞動，不論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也要保護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
聽完整個報告，兩年來一直圍繞勞動價值論爭論不休的學者們有點意外，江澤民的報告中只字未提“勞動價值論”，大家聽到的是“勞動收入”與“非勞動收入”的通俗化表達。而去年的“七一講話”，江澤民曾鄭重提出，要升華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晏智杰對記者說，以非勞動收入替代“勞動價值論”，是十六大巨大的突破。過去把一切非勞動收入看做剝削，現在要區分開，是合法的就不能扣上剝削的帽子。2001年江澤民的七一講話已經包含了類似的思想，但是還沒有當下這樣明確。
眾多觀察家認為，21世紀的中國共產黨正在變得務實。紛爭不息的環境里，他們小心地回避與“剝削”概念相關聯的問題，不愿意在這樣的問題上糾纏不清。事實上，要在短時間內讓人人清楚，也是不現實的。
曾經的一次調研，讓劉吉終身難忘。
一個連續虧損八年的地方國有企業，工人下崗，景象凋敝。末了，一條生產線在重重阻礙下租賃給了一家私營企業，下崗的工人重新回到崗位上，開始了加班加點的工作。黨委書記流著真誠的眼淚說:“劉教授，我干了一輩子社會主義，到老了，竟然要為資本家干活，遭受資本家的剝削，我受不了，請你向中央領導同志反映。”
在這個真誠的老同志面前，劉吉的愛憐和憤懣是同等的，“你是在干社會主義嗎？不！你是在吃社會主義。八年的虧損，帶來的是工人的下崗，以及他們本身和家庭的艱難，難道貧窮是社會主義嗎？我說，人家私營企業主才是干社會主義。”
“這就是21世紀的中共面臨著的兩難困境，一方面受制于傳統的階級理論剝削理論，另一方面人民要富裕要現代化的呼聲日隆。”劉吉說，“如果不搞現代化，不搞民族復興，中國人民就要重新選擇，但是一搞，傳統的理論基礎似乎就站不住腳了。”
怎么辦？
有了將一個省級貧困村變成湘中首富村的感同身受，吳奇修堅認，中國共產黨要讓民眾獲得福利，就必須讓他們發展經濟。這是獲得民眾理解并支持的基礎。他治下的村莊，外來雇工是原住民的兩倍，“我是經濟學學士，我覺得最要緊的是發展，最重要的是群眾意愿，就目前的情形看，我個人以為在‘剝削’這個問題上糾纏意義不大。”
據此，吳對江澤民的發展觀極其認同。新國情、新黨情要求中國共產黨以“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江澤民說，離開這一點，其他什么“黨的先進性、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民富國強”等等都無從談起。
呼應江澤民這種觀念的學者很多。北京有經濟學者說，中國社會目前是兩股力量在“賽跑”，一個力量是經濟蓬勃發展，另一個力量是財富分配不公平而產生的騷動。他說，前者的速度如果快于后者，社會就能繼續保持安定，否則就亂。江澤民在報告中形容，“形勢逼人，不進則退”。中國共產黨要在本世紀的頭20年，集中力量建設一個讓十幾億人民受惠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也就是GDP要達到現在的四倍，大約是目前半個美國的實力。為此，中共認識到一個可讓前一股力量跑得更快的方法：擴大人民的經濟發展空間。
細細思量江澤民的政治報告，晏智杰斷言：“報告超越了傳統的勞動價值論，對執政黨的未來將產生根本性影響。”
作為黨中央的政治報告，第一次提出要肯定勞動、知識、經營管理和資本等各種要素在創造財富中的貢獻，特別是新的理解肯定了“資本”在價值創造中的貢獻。晏智杰感言“中央真是大膽，有氣魄”，因為過去“資本都是批判的對象，是敵人。”
突出成就在政治體制改革
年初就在沸沸揚揚的輿情中“落馬”的原中國銀行行長王雪冰，在十六大召開前的十五屆七中全會上再次“出水”，作為黨內蛀蟲的王雪冰被宣布永遠開除出黨。
“對任何腐敗分子都必須徹底查處、嚴懲不貸。”11月8日，江澤民擲地有聲地宣讀了十六大的反腐宣言。上午大會結束后，人民大會堂東門外的臺階上，以十六大代表身份出現在那里的中紀委副書記劉麗英，被攝像機和閃光燈“圍追堵截”。
“你怎么評價十六大報告中關于反腐敗部分的內容？”
“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全黨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被外界喻為“鐵娘子”的劉麗英，援引江澤民的報告說，“不堅決懲治腐敗，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就會受到嚴重損害，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凡此，無不被敏感的人們締結到政治體制改革的“神經”上。
政治體制改革如何進行？這是21世紀的“新一大”前夕，坊間議論最多的話題之一。江澤民在報告中有個言簡意賅的回答：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
在政治學學者的分析中，“此中有深意”。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徐湘林的理解是，中共在新的歷史時期，應在法治的基礎上，調整和改變中共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采取的某種領導方式，攤開了說，就是改變舊有的準政治動員模式，向法制化制度化執政模式進行根本性轉變。
轉變迫在眉睫，因為除了腐敗這樣的老問題，新問題也接連出現了。
當下，中共的干部隊伍正在進行整體性新老交替。最新一期的中共機關刊物《求是》說，“不僅新中國成立前成長起來的干部，而且‘文化大革命’前黨培養出來的干部，都將陸續退下來，一大批在新時期成長起來的年輕干部要走上各級領導崗位。”
與20年前相比，中共正在逼近曾經期待的干部隊伍年輕化知識化的目標，但江澤民眼中的這支隊伍還是一支“三缺乏”隊伍，“現在40歲上下的年輕干部，這一代年輕干部，還缺乏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扎實功底，缺乏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系統了解，缺乏黨內生活和艱苦環境的嚴格鍛煉”。
觀察家認為，所有這些新情況，都驅使中國共產黨繼續探索政治體制改革的制度創新。
中共一位權威理論家認為，十六大最突出成就在政治體制改革，而非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新動向體現在三個層面的統一：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
“這才是重點和精華。”這位理論家說。他高度評價今年夏天下發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就預示了這個方向，可惜不少人對這個文件的深刻內涵理解得還不夠，它不是簡單地照搬選舉制來確定干部，但也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任命制，比以往領導說了算的制度安排有很大進步，把一個干部的提拔任命放到黨和群眾兩個層面來決定，最大程度地尊重民意，讓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做主兩把“利劍”的鋒芒合二為一。
我們看到了，一個充滿新意的十六大，我們也將看到，一個充滿新意的，中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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